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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廢除秦“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又度除誹謗妖育之罪，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漢武帝時代，西漢封建王朝進入全盛時期，為了加強中央果權統治，實行“黑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家思想為核心。
武帝“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用董仲舒，公孫弘的建議，興太學，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武帝好辭賦，身邊常有“言酒侍從之臣”，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舉等，“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司馬相如是這一時期最有成就的辭賦家。
漢武帝劇照
西漢後期辭賦又盛行一時，漢宣帝效仿武帝，亦好辭賦，他說：“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由此，除歌功頌德的大賦外，詠物小賦也大量出現，王褒和劉向是這一時期的著名辭賦作者，而漢末成就最高的辭賦大家則是揚雄。
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字長卿，蜀都成都人。少好讀書，景帝時任武騎常侍，後免官遊梁，與鄒陽，枚乘等同為梁孝王門客，著《子虛賦》。
漢宣帝劇照
幾年後梁孝王死，相如回成都，家貧無以自業，客遊臨邛，富商卓王孫之女文君夜奔相如，同歸成都，結為夫妻。漢武密看到《子虛賦》後大加讚賞，召見相如。相如又獻《上林賦》，武帝大喜，任為郎。此後相如在宮廷任官，井深得武帝信任。後相如出使西南夷，著《難蜀父老》一文，對溝通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的關係起了積極作用。
《子虛賦》（上林賦）是司馬相如賦的代表作品，也是漢賦這種文體創作的代表作。
成都
這兩個作品分別寫諸侯遊獵和天子游獵。作品在內容上假設楚國子虛和齊國烏有先生互相誇耀。最後亡是公又大肆鋪陳漢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及天子射獵的壯舉，壓倒楚齊，歌頌了大一統中央皇朝無可比擬的氣魄和聲威，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和一定的現實意義。但是作品也渲染了宮廷生活的驕奢淫逸，迎合了武帝的好大喜功心態。作者在賦的最後也表達出“解西罷獵”，與民同利的主張，具有揚雄所謂“席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的諷諫風格。
《子虛賦》《上林賦》是漢代新體賦的代表作品。漢賦由楚辭演化而來，其特點是以寫物為主，極盡鋪張，辭蘭華麗，層層演染，具有波瀾壯闊的氣勢，但也有鋪張過分。轉成累贅之弊。新體賦的出現與漢帝國的強盛，“賦家之心， 包括字宙，總攬人物”的胸襟與眼界分不開，表現出時代的精神。
漢武帝劇照
司馬相如和他的《子虛賦》《上林賦》在漢代文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他的作品歌頌了統一帝國的偉大氣魄和聲威，也反映了統治者生活的驕奢和荒淫，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他的作品代表著新賦體發展成熟階段的最高成就，承接“勸百諷一”的文學風格，奠定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後世賦體一直延續了這種體制。
司馬相如還有《大人獻》《長門賦》《哀秦二世賦》等騷體賦以及《逾巴閩檄》《難蜀父老》《封禪文》等散文作品，《漢書·藝文志》記司馬相如作賦29篇，用人輯有《同馬文園集》，現存完整賦6篇。
司馬相如劇照
王褒，字子淵，蜀那資中（今資陽） 人，宣帝時入都，為諫大夫。《漢書·藝文志》著錄王褒賦16篇，《隋書·經籍志》若錄《王褒集》5卷，已佚，代表作品《洞簫賦》，以長篇文字鋪敘一件小事物，描寫精巧細微，音調和美，形象鮮明，別具風格，對後世脈物的詩賦產生了影響。《文心雕龍·銓賦》評價雲：“子淵《洞簫》，窮變於聲院。”
據《漢書·王褒傳》《華陽國志·蜀志》記，益州剌史“命王褒作《中和頌》，令胄子作《鹿鳴》聲歌之，以上孝宣帝“。孝宣帝很高興，即“拜為郎”。王褒《僮約》是一篇盟約式的散文，文中詳盡記述了奴僮一年四季。一日早晚的各種差役，為了解，認識漢代四川社會、經濟、民俗提供了資料。該文文筆樸素，平易近人，層次分明，結構嚴謹，風格幽默，是我國第一算白話文散文，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音樂學界也把這篇文章作為一種說唱文體。
資陽
揚雄（公元前53~18年），字子云，成都人。少時好學博覽，最好司馬相如的賦，“每作賦，常報之以為式”。成帝時，自蜀遊京師，被招進宮。侍從成帝祭祀遊獵。作《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河東賦》。四賦都歌頌漢朝聲威和皇帝功德，多效仿相如賦，對後世模仿因襲辭賦創作之風產生一定影響，後世把揚雄與司馬相如並稱為
“揚馬”。漢代巴蜀流行的文體還有散、歌謠、詩、諺語等，司馬相如的《報卓文君文》《喻巴蜀檄》《難蜀父老》，揚雄的《酒液》《州震》《官藏》等都是漢代歌謠是漢代巴蜀民間極為流行的一種文體，徒口吟唱。或三字一句，或四字，五字一句，比較自由，排比對仗，琅琅上口，描繪景物，敘述事件，囑諷勸諫，讚美頌揚，無所不包，內容豐富，即興發揮。
參考資料：《中國歷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