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千百年来，我们就在这东亚的广袤土地上稳定持续的繁衍生存，在较长的时间里，孤立封闭的生长。欧洲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在公元前5世纪到3世纪，进入封建社会用了800到1000年，进入近现代社会用了大约1000年。而我们从公元前2070年进入奴隶制王国时代，到公元前221年进入封建社会用了1849年，从公元前221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总共2061年。不难看出，欧洲社会的变革速度或者说效率是高于我们的。我们可以说欧洲是活泼的，而我们是具有“惰性”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社会有如此特性呢？
停滞的三大诱因：地理、科举、官僚政治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总结有三点，即：地理隔绝、科举制度、官僚体制。地理隔绝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并且客观上延缓了中华文明的革新进程。而在谈科举制和官僚体制之前，我认为我们应先谈谈我国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应出自董仲舒的政治理念，但其思想渊籔或可更早。
但其作用与影响在中国社会可谓持久深远，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两千多年间，我们一直在努力维持这一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这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兼容并包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因为是强有力的，所以我们抛弃了封建的分封和宗法制，抛弃了贵族的政治，代之以郡县制和官僚政治。贵族是世袭的，官员是选拔的，选拔的范围是不局限于某一群体的，选拔的方式是非血统的，所以官僚政治要有与之匹配的官僚选拔方式并超越阶级和民族的属性，所以又是兼容并包的。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保证，一个兼容并包的政府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官僚体制和科举制是体制与手段的差别，却又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中华帝国的超稳定结构。
经济环境对人文社会的塑造
到这里问题清楚了吗？并没有，刚才所论述的不过是形式和外在的东西，那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制度性的东西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我们便不得不思索我们制度生成的经济根源。当然是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自然经济对封建政治的作用形式。
小农经济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简单，在比较贫瘠的自然条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产；又由于它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所以小农经济具有稳固性的一面。—— 百科资料这恰恰是我们对中国为什么会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回答。作为农业民族，我们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要面临来自天与人的共同挑战，即如何面对自然灾害和敌国侵略？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大多是少数自耕农自成一体的生产单元。正如老子所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对小农生产状况的生动写照。但其弊端在于孤立的自耕农家庭或族群缺乏独立对抗天灾人祸的能力。
由此，统一的集权政治是适应我们民族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而不是个人的私意。既是出于公意，我们的政治体制便是开明的，而不能以其发展结果来断定其本来性质。我们毕竟建立了这一政体，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大一统的以官僚政治为框架的具有兼容性的稳定的政治体制，这是经济对政治的作用。
不同文化心理，不同的历史际遇
仅此而已吗？不，还有文化心理、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质的原因。正如古希腊发达的商业经济促使其形成“自由、平等、公正”的精神特征，我国作为农业民族具有勤恳、朴实却安于现状、惯于服从的特性。正如那句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不得不说，中国的农民可爱又可憎，可爱在于他们勤恳踏实易于满足，有着令人惊叹的忍耐力。可憎在于他们由此失去了进取的精神，在一代代朴实的“生活理想”传承中，终于成了落后的民族。一代一代的人就这样被束缚在了土地上，这成了中国超稳定结构的内在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即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这种培养式的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契合中华文化对于人生最高修养的乐天知命原则，乐天是知晓宇宙的法则和规律，知命则是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崇尚耕读生涯，提倡合作包容，而不是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这符合今天的和谐发展理念。
—— 《农耕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特征》
而自从产生专制政府，在专制政府的主动干预下，农民是被强行的束缚在土地上。比如重农抑商政策、编户齐民政策，中央政府极力的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并限制人口的产业流动，并使士人阶层对政权进行垄断，用这一系列措施，让农民只能做农民。
由此中国的社会阶层也基本固化下来，乃至于民间产生了所谓“耕读传家”的思想观念。一个连社会阶层都固化下来的国家，又怎么会不稳定。而士农工商的划分在实际上，农民并不如商人，但文化观念上农民是好过商人的。比如士大夫如果下野，一定是从事农业，鲜有经商的，比如陶渊明的“带月荷锄归”。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商业文化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稳定发展的农业却继续造就着稳定发展的中国社会。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谈到郑和下西洋时对中国主动放弃了制海权退回了陆地唏嘘不已。其实我们根本就不对郑和下西洋给中国带来发展契机抱什么幻想。目的决定行动，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一次政治宣传活动，而非商业活动或军事扩张，为的是布国威于四方，期间可能还夹杂着成祖皇帝的私心。政治活动结束了，自然要回来，下一次去不去，得看有无政治需要。因此，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中国农业文明鼎盛的一种体现，而非社会变革的先声！中国，还是那个中国。
后记
说到这里，话几于尽。总结一下，对中国社会形成的超稳定结构起决定作用的是长期稳定发展的农业经济。农业经济作用下所形成的政治体制则起到了促进和巩固的作用，而经济政治双重作用下的民族文化心理维系这一结构。真可谓是从里到外，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构建，想不稳定都做不到。
参考资料：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农耕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特征》；公羊高 《公羊传》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文：故垒 图：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