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歐洲藝術史筆記(終結篇):兩次大戰之間—康定斯基到畢加索

我沒有機會,也不想假裝自己可以給你們完整的介紹各種“主義”,但是,我將向你們展示一系列藝術作品,它們展示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事件對藝術所帶來的影響,甚至可以說,這些作品就是由這些事件所創造的。

最後一章涵蓋了來自俄羅斯,意大利,比利時,法國,西班牙,荷蘭和瑞士的藝術家,這些藝術家又涉及了多種藝術流派,比如德國的表現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和新造型主義。我們先從Vassily Kandinsky 瓦西里康定斯基(Russian, 1866–1944) 和他的Improvisation No. 30 (Cannons)即興演奏第30號(加農炮) (1913)開始。康定斯基一直在德國進行創作,20世紀初期畫了一些抽象的作品,乍一看這幅作品就可以看出它是其中的一幅,而它的標題《即興演奏第30號》也印證了這種印象。但副標題“加農炮”——這很可能不是最初的副標題——則讓我們又產生了困惑。事實上,在一戰之前,康定斯基並沒有創作純抽象的繪畫。畫面右下角的大炮發射出藍色和紅色的爆炸聲,右上角有炮彈的跡象,也有建築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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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sation No. 30 (Cannons)

下一位要說的畫家是Marcel Duchamp馬塞爾·杜尚,他是美國人,出生在法國(1887–1968)。來看這幅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 2 下樓梯的裸女(第二號)(1912),他的最初靈感來自於連續的定格攝影,它揭示了人和動物是如何運動的,杜尚補充了物體的碎片化和立體派中的單色調,以及意大利未來主義畫家對運動的研究。當描述的東西不容易定位時,這個標題讓我們驚訝。裸體在哪裡?我們只看到一個暗示著運動的形象的形狀,重複和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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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 2

接下來,是Umberto Boccioni翁貝託·博喬尼 (Italian, 1882–1916)的Unique Forms of Continuity in Space (1913),這個人物的機械或盔甲的外觀很引人注目;它具有機器人的抽象性。博喬尼最初的想法是做一個現代裸體,但它和杜尚的裸體畫一樣,都是機械抽象的。從側面看,這座雕塑給人的印象是,它在有力地大踏步前進;一股強風將衣服或覆蓋物掀開。從前面看,如果雕塑放在我們的水平面上,它似乎不可抗拒地朝我們衝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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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Forms of Continuity in Space (1913)


接下來是Ernst Ludwig Kirchner恩斯特·路德維格·基爾希納(德國人1880–1938),他的Self-Portrait as a Soldier士兵的自畫像 (1915),他是畫家本人在一戰期間做駐軍時的自畫像,這幅畫是對戰爭造成的肢解或截肢可能性的一種可怕的幻想。畫家並沒有失去一隻手,雖然在這張畫中,他看上去失去了自己畫畫的右手。而且,他看起來是站在一個裸體女人面前,但其實,他只是站在一幅女性畫的前面;畫布的角度可以在右側看到。這種模稜兩可是有意為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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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Portrait as a Soldier

當戰爭結束時,關於生理和心理損失的統計工作開始了。一個經歷了戰爭的人,該如何繼續生活下去,人類的徹底非理性似乎被得以證明。對有些人來說,這一時期的徒勞只能用荒謬來表達,在藝術和文學中,為了回應這種荒謬,特里斯坦·扎拉於1916年命名了達達運動。我們看到了杜尚的Fountain 泉(1917,replicated in 1964),作為一個展覽評審團的一名成員,杜尚宣佈打算接受所有提交的藝術作品,他匿名創作了這幅作品。“泉”是一個沒有水管的小便器,從廁所裡拆下來,倒過來,用假名簽名,註明日期。杜尚“發現”了一件物品,將其與預期用途分離,通過重新定位對其進行重新排序,並試圖將其放在一個可以“以不同方式”看到的展覽中,“Found Object”這個概念已經存在了一個世紀,現在被藝術家們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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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tain 泉(1917)

從達達,或者說,部分從達達演變而來的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意味著“above” or “beyond”Realism。雖然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經常使用寫實手法,但它是為了表達非理性,比如夢的世界。另一方面,超現實主義也可能利用非理性的技術,如自動寫作或繪畫。很多超現實主義都有性的內容,因為它是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論所啟發的。我們以René Magritte 勒內·馬格利特(Belgian, 1898–1967)的The Menaced Assassin (L’assassin menacé)被威脅的刺客 (1926) 為例。馬格里特,他的無表情的超現實主義是這幅畫的例證,他擅長組合意想不到的物體或創造無法解釋的生動畫面。這幅畫如此奇特,令人難忘。證人是誰?他們在等什麼?記錄結束了嗎?讓那個人離開?這間空蕩蕩的公寓在哪裡?一切都是無表情的,沒有有意義的線索。它看起來像是犯罪片或偵探小說裡的場景,但它似乎又不像。很簡單。既然沒有答案,我們為什麼要關心它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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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naced Assassin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畢加索的這幅《舞蹈》(The Dance,1925)。我們看到三個瘋狂的舞者;其中左邊的那位身體上似乎有一個“洞”,是由手臂和軀幹之間的空間造成的。中間舞者長長身影則充滿了畫布,它的右手伸到另一個舞者身上,後者一部分是亮白色的,一部分是近乎黑色的。在這場瘋狂的、酒神式的爆發中,畢加索的表現力與馬格里特截然相反:兩幅畫都是情感和性內容的寶庫,但畢加索選擇釋放而不是封閉情感。它是典型的表現主義風格,畫面中的一小部分是為了紀念畢加索一位去世的朋友,他的黑色輪廓出現在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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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nce,1925

接下來,我們將看到阿爾貝託·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瑞士,1901-1966)所作的Woman with her Throat Cut割喉婦女(1932年;青銅鑄造,1949年)。這個被掏空的形式可能被抽象化了,但它的題目表達的非常清楚,我們應該以超然的眼光這個關於性折磨和性謀殺的的作品。今天,和賈科梅蒂構思它的那天一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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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an with her Throat Cut


20世紀30年代,隨著全球大蕭條、法西斯主義抬頭以及另一場戰爭的可能,藝術作品也充分反映了這個大背景,如果說達達,藝術上對反理性和虛無主義的擁抱,是對戰後創傷的一種回應,那麼彼得·蒙德里安(荷蘭人,1872-1944)的藝術則是另外一種。人們很容易認為蒙德里安的高度結構化、非客觀的成熟繪畫是為了藝術而進行的藝術練習。但在我看來,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既然世界沒有秩序,那麼就由蒙德里安來提供它。

從1920年開始,蒙德里安的繪畫意圖非常明確。此外,蒙德里安和他的朋友們把他們的運動稱為“風格”,他們設計的傢俱、內飾和建築都充滿了同樣的理想秩序,同樣的思想和倫理嚴謹,反過來,這些都會被那些使用它們、居住它們或看到它們的人所吸收。蒙德里安從不允許斜線或橫線出現在他的作品中,因為它們太暴力了。沒有對角線,就不可能有暴力,甚至沒有互動運動,衝突和暴力是被禁止的。


我們看到蒙德里安Composition with Yellow與黃色(1936)的構圖。這是一幅構圖嚴謹的畫布,白色地面上有四條黑色水平帶和兩條黑色垂直線。在右下象限,蒙德里安似乎在較大的區域內畫了一幅小畫,增加了兩個黑色的短橫線和兩個垂直線,並引入了兩個亮黃色的矩形。如果你能花一個小時安靜地欣賞這幅畫,你就會明白它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裡所具有的確定性。當它被畫出來時,它是對當時社會和政治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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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with Yellow與黃色(1936)


在20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該國的政治兩極分化導致了暴力事件的發生。 Joan Miró瓊·米羅(西班牙人,1893-1983),超現實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在加泰羅尼亞文化中心巴塞羅那及其附近作畫。那段時期,西班牙工人罷工和無政府主義者起義風起雲湧,而政府變得越來越反動。當米羅看到社會秩序的瓦解時,這幅畫《兩個人》(1935年)就是他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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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人》(1935年)

米羅的畫,以前詩意而詼諧,流暢而飄逸,1935年春天的這幅《兩個人》,突然被濃重的潑濺和汙跡侵襲。以前他畫過飄浮的小臉蛋,不安全的形體,和小而有趣的生物,而現在他畫的這個巨大的,有著紅尖牙和紅眼睛的女性形象形成鮮明對比。這個人物是野蠻的,它威脅到畫面左邊一個小小的,脆弱的人物漂。米羅放棄了美麗的表面,取而代之的是一塊由粗棉布拼貼而成的碎石地,一個由環狀細繩、沙子和大頭針組成的巢穴!


我們接下來說Salvador Dali 薩爾瓦多達利(Spanish, 1904–1989)的這幅 Soft Construction with Boiled Beans (Premonition of Civil War) 內戰的預示(1936),一個可怕的人物出現在西班牙北部的平原上,簡直是瘋狂地撕碎了自己。在左下角,一個人凝視著巨手的形象提供了內戰的巨大規模,達利在這幅畫中預見到了這一點。達利說,他以“具體的非理性的物化”為目標,在這裡,他成功地完成了他最具個人性和普遍性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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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onition of Civil War) 內戰的預示

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極大地吸引了歐洲、英國和美國的自由主義者的同情。約有35000名外國人在國際部隊中代表共和黨人對抗佛朗哥軍隊。

我們將以畢加索的Guernica《格爾尼卡》(1937)作為結尾。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北部的一個小鎮格爾尼卡在佛朗哥的指揮下遭到德國戰機俯衝轟炸機的轟炸,納粹得以在西班牙測試他們的新玩具。這是平民第一次受到軍事空中力量的支配,畢加索對平民被殺感到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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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rnica《格爾尼卡》(1937)


正如薩爾瓦多·達利在內戰的推動下將他的超現實主義品牌提升到了最高水平,畢加索也在立體主義的發明和實驗中發現了一種以前看不到的表現力。在右邊,一座建築物著火了,一個女人掉進了裡面。另一個女人拖著受傷的腿,掙扎著走向中心,朝著蠟燭發出的光掙扎著,蠟燭被一個從窗戶射進來的腦袋刺進了現場。一匹馬,它的身體被矛刺穿,尖叫,而一個倒下的戰士躺在地上,像雕像一樣破碎。左邊,一位母親抱著她死去的孩子,抬起她悲傷的、扭曲的、上翹的臉,對著上面那隻無情的公牛。在畢加索的語言中,公牛的純真是無可置疑的象徵。在這張赤裸裸的黑白照片中,受害者和侵略者被一個大三角形緊緊地鎖在一起,三角形把眼睛引到頂部一盞耀眼的電燈上,燈泡被安置在一個像眼睛一樣的橢圓形裡。這是誰的眼睛?上帝的眼睛?良心之眼?世界的目光轉向了暴行?

我在這裡要總結一下《格爾尼卡》:這是對歐洲藝術的一次調查,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藝術一度停滯不前。格爾尼卡本身就是歐洲藝術的傑作,也是一幅寓言元素的歷史畫,類似於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領導人民》。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我們可以把它放在巴約掛毯的旁邊,我們在第二課中討論過這個掛毯的細節,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掛毯的細節。回憶一下《掛毯》中黑斯廷斯戰役的暴力高潮,馬被翻過來,死去的士兵漂浮在繡著的混亂的底邊。這兩部作品中間隔了860年的時間,但他們彼此在歷史和藝術史上都有著諸多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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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約掛毯

很多藝術作品是美好的,就如我們的生命一樣。創作美是藝術的重要目的之一,但藝術還有另外一個目的,那就是記住個人及歷史上那些重要的時刻,而這些時刻大部分是不那麼令人愉快的。偉大的藝術就讓以讓我們不能忘懷的方式,表達美和那些不愉快。.


譯者記:歷時大半年的時間,這本由Willian Kloss教授主講的《歐洲藝術史》翻譯完了。四十餘章的篇幅,十幾萬字的整理。不會忘記這段日子逐字逐句翻譯的辛苦,也不會忘記從中得到的巨大收穫與快樂。與喜愛藝術的人們共勉,心中有珍寶,途中有美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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