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後期，從元朝末年遷居到景芝的趙氏族人，已經在當地及其附近周圍的村落裡繁衍了200多年，近10代了。最近翻看趙氏家譜記載，發現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多家人口的突然銳減，甚至斷代的情況，這與諸城蘭家村本家人正在修譜的趙淑江教授和趙有忠兄弟等人統計發現的這個年代的情況是一致的。
突然銳減，甚至斷代的原因
造成人口銳減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濰水流域的大水災、旱災飢餓、地震、戰爭、瘟疫等。
查閱有關史料，發生在當地周圍的戰爭、地震造成人口銳減的記載並不多，主要記載是水災、蝗災、飢餓和瘟疫多。
在明朝中後期，中國進入小冰河期，各地氣候反常，中國西北和華北地區氣候轉暖，水災旱災頻發，由於地方救治不利，加上戰火不斷，人們不瞭解免疫防止知識，導致瘟病全國大流行，死亡人數遠遠大於前面所述的其他因素。
陳高傭編輯《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和《中國疫病史鑑》的瘟疫記載
1940年，陳高傭曾出版過《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陳高傭從《資治通鑑》和《古今圖書集成》等古代著作中整理出了一份中國瘟疫編年史，共計10卷。
他整理列舉了公元前243年-公元1911年中國發生幾百次的瘟疫史。
根據中國中醫研究院最新編輯出版的《中國疫病史鑑》， 從西漢到清末，中國至少發生過321次大型瘟疫。
吳又可的《瘟疫論》的詳細記載
崇禎年間，疫病大流行，全面大蔓延，累計人口死亡不計其數，遠遠大於農民起義戰爭造成的雙方戰死人數。《瘟疫論》主要記載如下：
崇禎“七年（1634年），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禎十六年（1643）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瘟疫在北方全面蔓延，每年都有，人員波及各個階層。時人對北京瘟疫狀況的描述猶如看百鬼夜行，身處地獄。
崇禎十六年二月，“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
崇禎十七年，“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由此可見，瘟疫是綿延多年，相當的嚴重。這次瘟疫的爆發並未到崇禎朝就停止，一直延續到清朝。
順治入關後，一直到清道光年間，清朝歷代帝王在位期間，均有多年的瘟疫橫行的記錄。
1881年威廉夫人在《中國古道》一書記載的瘟疫
清末期的1855年，發生大瘟疫，殃及到了中國多個省份，並且波及到了亞洲、歐洲、非洲、美洲，造成了中國1200多萬人口的損失，並且蔓延不絕。
1881年威廉夫人在《中國古道》一書，記載了河北的村落幾戶人家感染瘟疫後全家死亡，草房子官方衙役們直接推倒就地被埋，他們的唯一防護措施就是用毛巾捂住口鼻，多年來沒人敢接近那些倒塌房子的情況。節選如下：
“這位官員下了一個命令，將老奶奶家的房子推倒，以掩埋這一家人的屍體，執行這一命令的衙役們，他們用毛巾捂住他們的鼻子（中國人一般都釆用這種辦法避免受到傳染），將同在其他地方發現的屍體，也都拉到這裡，將他們一個個在這所房子中排列好，然後，他們拆掉了房屋的房梁、椽子，再將房子四面的牆全部推到，將那些屍體全部掩埋了起來。”
《中國古道》對清明瘟疫的記載
《安丘縣誌》記載的明代瘟疫
1992年出版的《安丘縣誌》第16頁，記載了明代兩次瘟疫，最嚴重的是1563年春季在當地發生的大瘟疫，“人口死者甚多，十有一二倖存者”。
可知當時的安丘景芝周圍大部分人家絕滅了。景芝東面地處低窪，蝗災、水患，甚至發生了大的火災，也會使得人口減少，但也遠不如這次瘟疫災難造成的人口損失。
據《清史稿》記載： “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 十一月，諸城大疫”。此時，遷到諸城蘭家村居住家人傳至14世左右，族譜中的許多14世的族人無考，瘟疫病故是主要原因。
推論
瘟疫是病毒病菌等病原體侵入人體引起傳染病，對於一個家族來說，一個染病，居家感染病亡的情況時有發生。若當時出現了這種情況，就可解釋族譜中記載的明朝中後期，一些家庭突然消失無考的現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