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从元朝末年迁居到景芝的赵氏族人，已经在当地及其附近周围的村落里繁衍了200多年，近10代了。最近翻看赵氏家谱记载，发现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多家人口的突然锐减，甚至断代的情况，这与诸城兰家村本家人正在修谱的赵淑江教授和赵有忠兄弟等人统计发现的这个年代的情况是一致的。
突然锐减，甚至断代的原因
造成人口锐减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潍水流域的大水灾、旱灾饥饿、地震、战争、瘟疫等。
查阅有关史料，发生在当地周围的战争、地震造成人口锐减的记载并不多，主要记载是水灾、蝗灾、饥饿和瘟疫多。
在明朝中后期，中国进入小冰河期，各地气候反常，中国西北和华北地区气候转暖，水灾旱灾频发，由于地方救治不利，加上战火不断，人们不了解免疫防止知识，导致瘟病全国大流行，死亡人数远远大于前面所述的其他因素。
陈高佣编辑《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和《中国疫病史鉴》的瘟疫记载
1940年，陈高佣曾出版过《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陈高佣从《资治通鉴》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代著作中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瘟疫编年史，共计10卷。
他整理列举了公元前243年-公元1911年中国发生几百次的瘟疫史。
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最新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 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
吴又可的《瘟疫论》的详细记载
崇祯年间，疫病大流行，全面大蔓延，累计人口死亡不计其数，远远大于农民起义战争造成的双方战死人数。《瘟疫论》主要记载如下：
崇祯“七年（1634年），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瘟疫在北方全面蔓延，每年都有，人员波及各个阶层。时人对北京瘟疫状况的描述犹如看百鬼夜行，身处地狱。
崇祯十六年二月，“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
崇祯十七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由此可见，瘟疫是绵延多年，相当的严重。这次瘟疫的爆发并未到崇祯朝就停止，一直延续到清朝。
顺治入关后，一直到清道光年间，清朝历代帝王在位期间，均有多年的瘟疫横行的记录。
1881年威廉夫人在《中国古道》一书记载的瘟疫
清末期的1855年，发生大瘟疫，殃及到了中国多个省份，并且波及到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造成了中国1200多万人口的损失，并且蔓延不绝。
1881年威廉夫人在《中国古道》一书，记载了河北的村落几户人家感染瘟疫后全家死亡，草房子官方衙役们直接推倒就地被埋，他们的唯一防护措施就是用毛巾捂住口鼻，多年来没人敢接近那些倒塌房子的情况。节选如下：
“这位官员下了一个命令，将老奶奶家的房子推倒，以掩埋这一家人的尸体，执行这一命令的衙役们，他们用毛巾捂住他们的鼻子（中国人一般都釆用这种办法避免受到传染），将同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尸体，也都拉到这里，将他们一个个在这所房子中排列好，然后，他们拆掉了房屋的房梁、椽子，再将房子四面的墙全部推到，将那些尸体全部掩埋了起来。”
《中国古道》对清明瘟疫的记载
《安丘县志》记载的明代瘟疫
1992年出版的《安丘县志》第16页，记载了明代两次瘟疫，最严重的是1563年春季在当地发生的大瘟疫，“人口死者甚多，十有一二幸存者”。
可知当时的安丘景芝周围大部分人家绝灭了。景芝东面地处低洼，蝗灾、水患，甚至发生了大的火灾，也会使得人口减少，但也远不如这次瘟疫灾难造成的人口损失。
据《清史稿》记载：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 十一月，诸城大疫”。此时，迁到诸城兰家村居住家人传至14世左右，族谱中的许多14世的族人无考，瘟疫病故是主要原因。
推论
瘟疫是病毒病菌等病原体侵入人体引起传染病，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一个染病，居家感染病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若当时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可解释族谱中记载的明朝中后期，一些家庭突然消失无考的现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