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无论从人口、经济总量上，都是世界上不容忽视的强盛国家。乾隆后期的人口达三亿多，GDP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同时期的英国尽管工业、商业、贸易、海运、军事执世界之牛耳，但是人口只有八百万，经济总量更是远远落后于英国。如此一“蕞尔小邦”为何敢在四十年之后横跨印度洋进攻中国呢？这一切都得从一次不算成功的通商之旅开始说起。
一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秋天，乾隆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上说，有一个叫“英吉利”的国家，派人到广州来送信，说打算要来朝贡天朝。
这封信的语气极为恭顺，信中说英国国王听说乾隆前年八十大寿，而英国却没有派人来祝寿，心中十分不安，所以这一次特地派人带了贡礼来给乾隆祝寿，希望皇帝到时候能接见使者。
老年的乾隆帝
乾隆看了信后十分满意，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打破惯例批准英国人由天津登陆：
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
中国人的天朝上国思想根深蒂固（详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看天朝上国思想的发展 ），他们认为中国位居世界中央，环绕在中国四周的国家，都是一些蛮夷之国。满族入主中原之后，逐渐被儒家思想汉化，天朝上国的观念也根植于满族人思想之中，丝毫不记得一百年前他们也是汉人眼中的蛮夷。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标志。中华帝国的属国越多，就证明帝国治理得越良好。一个大国想要在自己的进贡国名单上增加一个新名字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么千方百计遣使招揽，要么大动兵戈武力征服。无论用什么办法，自身都需要十分强大。而这次既没有遣使又没有用兵，数万里外大西洋上的从不知名的英吉利国就“远慕声教，倾心向化”，主动前来纳贡，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大清帝国强大的影响力吗？
除了这些让乾隆高兴外，还有一件事让乾隆满怀期待。在那篇英吉利国王的来信中，国王明确说明来使是为了给乾隆过寿的。过生日就要送礼，这一点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也都通行。
故宫中的钟表
乾隆和他的父亲一样，酷爱西洋玩意儿。当时清朝虽然闭关锁国，但是并不是和西方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流行的玩意儿，往往不久后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乾隆对这些西洋玩意儿有着类似今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当时欧洲商人为了打开中国市场，特地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了钟表工厂，专为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一些中国匠人也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产品，并且惟妙惟肖。不过乾隆对这些本土产的西洋物品并不感兴趣，他明确指示宫中所用必须是原装进口货：
从前进过竹叶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
所以对这一次这个叫“英吉利”的国家到底进贡些什么有趣的玩意儿，乾隆也是满心期待。
二
那么英国人真的是来给乾隆过生日的吗？
事实上，英国人不过是想借着纳贡之名来寻求和中国做生意的。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全世界。从1698年至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
工业革命
而当时外国人到中国做生意，只有广州这一个通商口岸，每年只允许在中国待几个月，并且只能与中国的十三行做生意，限制重重。那什么是“十三行”呢？
所谓“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外商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只能通过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请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时候都不闻不问，不予理会。
所以，传统时代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不但不是贵宾，反而有如囚徒。多年来中英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英国人迫切想摆脱十三行的限制，将自己本土出产的商品，拿到中国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
欧洲人在喝茶
此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摸清中国的虚实，为以后可能的战争做准备。
三
英国使团的团长是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这个使团规模十分庞大，成员多达七百人，这些人包括了外交官、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当然还有水手和士兵。使团共有四项使命，分别是：
开放更多贸易口岸；
在北京设立使馆并放宽对英国商人的贸易限制；
让中国让出领土作为英商的居留地；
允许英人传教等。
马戛尔尼
此外，为了说服乾隆，在准备礼品时，英国人也确实煞费苦心。他们带上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尔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也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英国人充分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会让中国皇帝大开眼界，对欧洲人刮目相看。因为他们通过贸易深知，中国的工业还停留在中世纪时代，与英国的差距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1792年9月26日（乾隆五十七年），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南部的朴茨茅斯港出发，经历了大半年的海上航行，终于于1793年6月19日抵达广州，并于同年8月抵达北京通州。在这里，双方发生了第一次不愉快。
依照中国惯例，藩属国来中国朝贡，必须入乡随俗，按中国的礼仪制度对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
这让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节无法接受，英国人认为，文明国家的外交是平等的。英国人是以英国绅士的姿态，挺着腰板来到中国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东方向英国开放贸易，并使英中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而不是来给皇帝磕头的，因此他严词拒绝了这一要求。
而当时的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中国人认为，你既然是来给皇帝祝寿的，就是来纳贡的，就应该行三跪九叩之礼，而且英国人的国书也印证了这一点。国书语气极为恭谨，开篇就称中国“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这样的国书很难不认为英国人是来纳贡的。事实上，国书的原文并没有这些恭敬的词语，这些词语都是翻译为了讨皇帝欢心，自作主张增加删改了一些内容，使国书失去了原有的意思，味道大变。
英国人拒绝行跪拜之礼的消息震动朝野，中国官员对英国人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乾隆并不在北京，而在承德避暑山庄。使团继续前行，终于在9月13日抵达热河，向中国政府代表，大清文华殿大学士和珅递交了国书，在此双方再次就礼仪事宜发生争执。两方都不愿妥协，最后只好各退一步，英国使节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
四
9月14日，英国使团终于见到了乾隆帝。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
乾隆对英国人带来的礼物可谓是期待已久。早在英国人到来前几个月，皇帝就已经降旨给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几省最高长官，命他们无论何时遇到英国船只，都要马上稳妥地护送进京，不得迟误：
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要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
对于使团船只到天津之后的搬运问题，皇帝想的也很周到。他提前吩咐：
该贡船到达天津时，若大船难于进（海）口，着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将此传谕各督抚知之。
然而当真正见到这些礼品后，乾隆大失所望。这些礼品虽然精美，但大多都早已传入中国，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对于那些大件玩意儿，什么“天体运行仪”、“地理运转架”、“帕克透镜”，皇帝也并不感兴趣。唯一让皇帝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印刷品，这批印刷品主要是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皇帝对这批肖像极其欢喜，派飞骑来到圆明园，向英国画家索要每一个人的姓名、爵位和官衔，并将其译成满文和中文。
一番观赏后，乾隆很是失望，留下了这样的评语：
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乾隆本来就对英国人不愿行跪拜之礼很是不满，对礼品的失望更是加重了他对英国人的反感。他认为英国人“张大其词”，不过是些骗子而已。偏偏这时候，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了英国的几项要求。
即便是心情不错，乾隆也不会同意其中的任何一条，何况他的心情并不怎么样。他严词拒绝了英方的要求，并向英王下了一道敕书，里面详细解释了拒绝英方要求的原因。
关于英国人想与中国互派使节，皇帝说：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关于开放珠山、宁波、天津，皇帝说：
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一律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所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晓谙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船泊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对在北京设一洋行，皇帝说：
京城为万方拱宸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关于英国人想“获得”一个岛，放置货物，皇帝说：
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关于改革广州贸易体制并公开关税，皇帝则说：
粤海关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至于让生活在广州的英国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度这个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样断然拒绝。英国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内，并且恳求说，他们在广州期间，应该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而进行锻炼的自由。英国人还保证说，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将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但皇帝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早有过定制，不容更改。
总之，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乾隆一字不落的全部予以拒绝。在结尾处，乾隆给出了拒绝的原因：
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
并且有威胁道：
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豫也。其凛遵毋忽。
詹姆斯·吉尔雷所绘此事漫画
乾隆的这道谕旨，彻底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
五
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北京后，经京杭大运河往杭州等地参观。在游历了中国东部之后，从广州离开中国，并于1784年9月6日回到英国朴次茅斯军港。
在来中国之前，中国在欧洲人的眼中是个遍地黄金的国度，欧洲一度出现过“中国崇拜”的热潮，欧洲许多的大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如醉如痴，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切，从制度到道德，都比欧洲优越。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画像，并且向欧洲人宣称：“世界历史始于中国。”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他的学生沃尔夫则认为中国就是现世的乌托邦。
马戛尔尼也是一个“中国迷”，出使中国前他已经55岁，从事外交工作已经快三十年了，漫长的外交生涯使他厌倦，他本已经打算退休，政府委任他做孟加拉总督时，他辞不就任。可当接到出使中国的任命后，他立刻兴奋起来，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中国这个国家在欧洲人眼中实在是太神秘了，自己能有机会亲自游览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高层接触怎么能不让人兴奋呢？
可当他当了中国后，却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虽然这个国家地大物博，可人口却几乎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普通民众都生活在穷困之中,吃不饱穿不暖，物资匮乏，以至于他们将一些死猪死鸡丢入海中时，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争先恐后的跳入海中捡拾他们的弃物。路边上随处可见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
与民众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员的豪奢。中国的普通民众大部分都面黄肌瘦、鸠形鹄面，而官员个个都体型肥大、满面油光。他们每顿饭都有许多道菜，住的房子也装饰的非常奢华。对待外国人态度极其傲慢，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样子，对待普通民众或者下属则随意责罚随意侮辱，而被责罚侮辱者只能顺从。
不仅物质条件匮乏，中国民众在精神层面也同样匮乏。他们发现，中国民众普遍缺乏自尊心，官员可以随意惩罚他们，而对此他们竟然毫无怨言，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官员不在的时候，他们变得爱撒谎，奸诈，喜欢占小便宜。官员在的时候，他们又变得顺从、谄媚，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奴性。
凡此种种，马戛尔尼使团看到的中国人形象与传教士所描述的中国人聪明礼貌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们写下了大量的公文报告、书信与出使日记，副使乔治·斯当东和约翰·巴罗，甚至一位仆从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们的随行纪实，使团的画家托马斯·希基和制图员威廉·亚历山大还带回了大量的中国风物画与素描。这些文件随着他们回到欧洲，一经发布后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
亚历山大所绘中国士兵
六
事实上，马戛尔尼使团也并不是一无所获，至少他们摸清了大清朝的实力。
对于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还特地通告各地军方，要求凡英国人经过之处，都要全副武装，列队迎接，好好向英国人展示下天朝强大的武力，好让英国人有所敬畏。
然而当英国人看到清朝的军队后，不但没有敬畏，更多的却是鄙视。他们发现，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而中国军队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而其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
清军
对于中国的军队，他们这样描述：
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队出来迎接英国特使。如果天暖，他们手中操练的会是蒲扇而不是火枪。在另一些地方，我们看到士兵单列成队，非常自如地双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们的长官下令起立之前，他们都保持这种姿势。如果我们的到访是出其不意，他们总是一片慌乱，匆忙从营房中拿出节日礼服。他们穿上这些服装后，与其说像战场武士还不如说是跑龙套的演员。他们的绣花背心，缎面靴子和蒲扇看起来笨拙不堪又女气十足，与军人气质格格不入。
对于中国的武备，英国人更是极为轻蔑：
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我都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
这种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的话迅速传遍了世界：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七
马戛尔尼访华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的中国观念。这个庞大的国家由一个腐败专制的政府统治，上层人士顽固愚昧，底层民众则麻木无知。他们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当欧洲世界每天都在科学和艺术领域前进时，中国事实上反而倒退了：
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而对于中国人的顽固态度，他们认为除了武力之外无法打破。从马戛尔尼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马戛尔尼的出使使欧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不用武力，就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礼貌和沟通对中国人来说不起任何作用。
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鸦片问题》中为鸦片战争所作的辩护是一种极为典型的说辞，他说，国家冲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那只是在文明国家之间。而中国是个邪恶的、半野蛮的东方帝国，不用武力征服，就无法使顽固僵化的中国人开化。他强词夺理地说：“（鸦片战争）标志着文明推进的进程，知识与科学之光将穿透阴霾，照亮地球上这片最暗的地方。”
持有这种观点的当然并非德昆西一人。卫三畏也说，中国人的顽固态度除了武力之外无法打破。中国人“在同外国人的一切来往中，保持着一种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外国人除了从中国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别无其他办法，而这种屈服是那些稍有独立地位的人所无法忍受的”。“这种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对于这种想法确实自以为是的印象，是他们周围的一道高墙。这道高墙比北京以北的万里长城还要高些。武力似乎是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毁者。”“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战争（鸦片战争）可以说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国政府以平等地位来对待西方国家。”
第一次鸦片战争
参考：
海南日报：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康乾盛世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