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襄阳人，字子美。他的祖父杜审言也是诗人，他们家是个文学家庭。他曾居杜陵，故自称杜陵布衣。考试未能中举。玄宗时待制集贤院。肃宗时官拜右拾遗，后任华州司功参军，后归依严武，任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遂称他为杜工部。大历中游耒阳时醉酒而卒，年五十九。今按其一生经历，可将之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岁至三十四岁；
第二阶段：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
第三阶段：四十五岁至四十八岁；
第四阶段：四十九岁至五十九岁。
杜甫幼年时曾到山东、江苏等地。他与李白友好。三十五岁起到长安，任官职至四十四岁为止。这一时期是杜甫最为潦倒穷困的时期，经历了“安史之乱”，却作了很多好诗。杜甫四十四岁那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捩点。四十八岁，杜甫去四川，一直到五十九岁去世那年，他在生活上较为安定，当地的政府首长当作“外宾”招待他。此阶段他的诗，在技巧上大有进步，但诗的内容精神方面却比以前逊色得多了。我们最好读他的年谱，根据年谱读他的诗集就等于读他的自传。
杜甫如一片枯叶，任由狂风吹飘。他是在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一片叶，但杜诗变成了史诗，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整个的时代。
杜甫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这个时期，吃过残羹冷炙，生活极为困苦，但心胸却扩阔了。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杜诗说：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
这些诗表达了儒家的最高精神，即社会不用他，他并不怨人。其实他内心是有牢骚的，但是并不怨天尤人。但我们可以说，对唐代三百年最有贡献的，恐怕要算杜工部了。
杜甫最崇拜诸葛亮，他在四川时就住在诸葛亮祠堂旁边，李白则最看重鲁仲连。我在幼时最爱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后几句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这首诗境界极高，心胸极伟大。
李白是仙风道骨，老庄风度；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我亦颇爱杜甫的另一首诗，就是《缚鸡行》。其诗道：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说的是杜甫不愿将鸡出售。此诗富有哲学意味，亦是写日记，记录其日常生活有感。
杜甫有一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其诗曰：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编者按：有的版本写作“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此诗甚为震撼人心，使当时乱世流浪者心花怒放。但曾几何时，回纥在唐肃宗时极度骄横，收复中原后，回纥的气焰更嚣张了。杜甫早前写的《北征》等多首诗中说明，乞援回纥会造成恶劣后果，如今已一一应验。接着，吐蕃又经常入侵，代宗时，吐蕃联合了边疆的游牧民族吐谷浑等攻占了长安，代宗仓皇逃到陕州。长安两度陷落，并遭受到焚毁与劫掠，使杜甫极为痛心，他曾在多首诗中提及：
“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
“乱离知又甚，消息苦难真。”
“隋氏留宫室，焚烧何太频。”
在兵荒马乱、人民痛苦煎熬的日子里，杜甫忧心如焚，直到代宗广德二年，他在四川方才欣闻长安收复，写成排律《伤春五首》，其实都是关心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的政治诗。
凡是大学者必具备两种能力：一是为自身的表现；二是要有好的有效的教人方法。杜甫是诗圣，当时唐人要反对文选派，杜甫却道：要“熟精《文选》理”，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编者按：此乃《戏为六绝句》其一。）
杜甫也推崇宋玉，他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杜甫又推重苏武、李陵与曹植，有诗云：“李陵苏武是吾师”，“文章曹植波澜阔”。
他又推尊陶渊明、谢灵运等前辈作家，对同时代的李白也极度看重，诗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是用庾信、鲍照来比配李太白。
他又推重岑参道：“谢脁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听吹嘘。”（编者按：出自《寄岑嘉州》。岑参曾任嘉州刺史，后人称“岑嘉州”。）此处是说岑参可比配谢脁，说明杜甫看法之广。
杜甫说：“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又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
此处说明杜甫尊重每一位作家，不论今人古人，他们各有不同的技艺本能，好名声不是白白得来，新的是从旧的传承而来，所以新人古人同样值得吾人来尊重他们。
杜甫自述道：“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晚节渐于诗律细。”
杜甫认为写作时，必使字字妥当。他写文章必须要求能达到最高妙的境界。
杜甫又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意即写文章能做到下笔有神，便可以做到老成而没有遗憾了。
他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此意即是，写文章要做到语语惊人，才能代表文学家的全部生命。
最后，再引述杜甫的两句诗作结，诗曰：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杜甫在三十三岁到四十四岁时，在长安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残杯冷汁的困苦生活，但他仍刻苦自励，勤读孔、孟、老、庄诸典籍，并从《昭明文选》承受了写文章的技巧，立志要献身于文学，唯有如此，才能许身于其他事业。
一国的文化是其民族性情的表现，为表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可以让万物共容，不必定于一尊，才是表示文化伟大。
杜甫做到了。
（摘录自钱穆《中国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