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經濟導刊》
一國兩制在香港基本成功
記者：有觀點認為，香港在迴歸17年後出現政治動盪，表明一國兩制的實施不成功。你有何評價？
劉兆佳：我認為，一國兩制基本成功。一國兩制方針是中國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原本是用來處理臺灣問題。由於香港迴歸問題出現，就把這個構思稍加改變，用於香港。當時中國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這與中華民族的榮辱息息相關。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到1997年6月30日，英國對新界為期99年的租約到期，就要把新界交還中國。而交還新界，就意味著交還整個香港，因為離開了新界，香港和九龍也難以為繼。中國政府認為，1997年是合適的時機。那個時候不收回香港，往後恐怕更困難。如果不能收回香港，照鄧小平的說法，他就成了“李鴻章第二”，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所以，中國決定收回香港。
但是怎麼處理香港問題？中國提出了一國兩制方針，以期和平地與英國解決這個歷史遺留的重大問題。當時來看，要達到幾個目的：首先，要讓中國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後能夠保持香港人的信心，尤其是投資者對香港前途的信心。中國政府深知香港的資本家和專業精英對共產黨和“九七”迴歸的恐懼，為此，作出“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的承諾至為重要。同時，要維護香港長遠的繁榮穩定，保持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使香港在迴歸後能夠繼續發揮對國家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以及通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施，發揮推動臺灣與大陸統一的戰略效用。
記者：也就是說，一國兩制是從現實出發，理性做出的符合國家和香港利益的戰略選擇。
劉兆佳，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原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劉兆佳：一國兩制方針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同時照顧並促進國家和香港的利益。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正處於國家發展戰略重大轉變之時，從階級鬥爭轉向改革開放，推動現代化發展。在這個歷史時刻，香港迴歸問題出現，國家和香港之間產生重大的利益重疊。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策下，香港對國家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冷戰時期，在西方圍堵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利用香港獨特的地位，還能保持一定的外交和經濟的主動性。中蘇交惡之後，香港成為中國和西方接觸的一個橋樑。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政府認為，香港能夠在新時期為國家的發展繼續發揮價值。特別是經濟價值，利用它獨有的各種優勢——自由市場經濟體系，高度現代化和與國際接軌的各行各業，作為世界貿易、服務、金融、資訊中心的地位，等等，為國家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本質上，一國兩制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延續，是為在香港迴歸後使國家發展與香港發展能夠有機融合。所以，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和香港人在這一關鍵歷史時刻“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基於彼此的實際需要而制定的，因此是“互利共贏”的安排。一國兩制讓香港得以保持繁榮穩定，而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也會讓共產黨得以通過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來提升管治權威，鞏固執政地位。既然一國兩制方針是建築在重大實際利益和長期利益的堅固基礎之上，則其生命力和持續力無可置疑。
記者：從實施情況來看，一國兩制是否達到了預期目標？
劉兆佳：整體來說，一國兩制是一個對各方——中國政府和內地同胞、大部分香港人、西方國家以及國際社會，都比較合適的安排。中國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同時保留了一個對國家發展有價值的特區。香港得以保持繁榮穩定，在新時期繼續為國家現代化事業發揮作用。一國兩制也保持了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滿足了西方人，特別是英國人的需要，使他們能夠體面地從香港撤退。同時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香港的利益也得到了照顧。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這表明，美國接受香港迴歸中國這一現實，願意繼續支持香港。最後一條涉及臺灣問題，我反而覺得不是那麼重要。
記者：為什麼？一國兩制最初是為解決臺灣問題設計的，如果在香港成功，不是可以起到示範作用？
劉兆佳：臺灣在上世紀90年代建立了西方民主體制，在政治發展方面比香港走得快得多。無論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如何成功，都不會對臺灣有太大的示範作用，不會增強臺灣人對實現統一的願望。反而它的重要性在哪呢？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可以讓西方以及國際社會看到，中國政府有誠意、有能力履行國際協議。香港迴歸後能保持繁榮穩定，西方對臺灣的將來就會增加一份信心，減少支持臺灣獨立的動機。西方原來就不想因為臺灣獨立跟中國過不去，既然中國提出一國兩制來實現兩岸統一，既然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西方對臺灣不論是政治責任還是道義責任都會有所下降。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減少了西方介入中國統一進程的可能性。
記者：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實施情況評價如何？
劉兆佳：香港人大體上持正面評價，當然不是所有人。到目前為止，雖然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時高時低、起伏不定，總體來說，還沒有哪一股力量想要放棄一國兩制，或者說認為還有更好的對香港前途的安排。有極少數人提出所謂本土主義或“港獨”意識，但只是一種情緒宣洩，而不是針對現實的政治綱領，在社會上也沒有得到共鳴。
迴歸之前，很多香港人惶惶不可終日，擔心香港原有的“好東西”——自由、人權、法治等會失去，幾十萬人移民走了。迴歸後，香港人驚喜地發現，不但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下來，而且繁榮穩定超乎想象。很多外國人來香港，也覺得迴歸後發展不錯，與他們國家相比並不遜色。但是慢慢的，香港社會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令很多香港人產生不滿。這種局面的出現恰恰說明，香港人已大體上認可一國兩制，迴歸前最大的擔憂已不存在，所以開始有新的期許。現在人們關注的是新問題，比如國際競爭力、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貧富懸殊等。這些問題在迴歸前根本顧不上多想，也不是重點。
總體來說，雖然碰到不少問題，一國兩制基本是成功的。它是適合香港的一種安排，也是適合國家的一種安排。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其他更好的安排，能夠取代一國兩制。
從維多利亞灣拍攝的港島中環金融中心的高樓大廈。新華網，2017年6月10日
記者：有分析認為，香港政治風波表明，“愛國愛港”理念沒有被香港人接受，國家認同沒有樹立。香港迴歸，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一個協議，就在1997年實現了。但由於長期在英國統治下，香港與內地社會制度不同，香港人與內地人社會文化交往甚少，沒有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的感情基礎。在這種形同路人的情況下履行一個兩國間的政治協議，香港雖然迴歸了，人心卻沒有迴歸。現在出現問題，意味著需要回過頭去構建思想基礎。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身份認同和觀念的轉變遠比一個政治安排的落實困難得多。
劉兆佳：假如是這樣的話，它所帶來的問題，應該在迴歸後馬上出現，而不是十六、七年後才出現。根據香港的民意調查，迴歸以後，即使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很多人，特別是中等階層，承受了資產大幅貶值的痛苦，又遭遇了非典衝擊，香港人對一國兩制都沒有動搖。2003年發生《基本法》23條立法風波，幾十萬人上街，但事件平息後，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優惠香港政策——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內地旅客赴港“自由行”、內地企業來香港投資或上市，以及人民幣業務的開拓等，幫助香港渡過經濟難關。這反而讓香港人更加感到一國兩制對香港的重要，對中央的信任度有所提升。假如還是在英國統治下，中國政府會不會這麼積極幫助香港恐怕也有疑問。
香港現在的問題是最近兩年出現的，需要具體分析，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央政府和部分港人——不是全部港人，多了一些矛盾。你說的情況的確存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大部分香港人跟內地同胞處於一種隔絕狀態，彼此在社會、文化、制度、價值觀上形成了分歧。這個分歧現在還在困擾著香港人跟內地同胞之間的關係。再加上發展水平不同，物質條件不同，生活方式不同，這種隔膜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化解的。但話說回來，一國兩制正是針對這種差異的情況提出的，就是要讓香港保留原有的制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讓香港人可以放心迴歸。所以，儘管在迴歸之後經歷了不少挫折，也有對中央不滿的情況出現，但總體來說，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沒有動搖。
在香港金紫荊廣場上，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迎風飄揚。新華社記者吳曉初攝，2019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