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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经历了康熙晚年最大的危机，归结起来就是吏治腐败、刑罚弥驰、国库空虚。所以雍正接手这付烂摊子的时候，从严、从重、从速施行改革。
雍正对待基层吏治的治理，注重廉洁的同时，将官员的作为和担当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除了贪吏，庸吏也是重点治理对象。
这里有个雍正考核县太爷的故事，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抱歉，没找到李维钧，就拿他代替下吧）
雍正2年（1724年），适逢清朝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的考核年。直隶巡抚李维钧负责考核直隶吴桥县令常三乐时，写了两条考核评语，一是“操守廉洁”（在这里李维钧肯定了常三乐是个清官）；二是“懦弱不振”（但是常三乐的工作积极性不高）。
对待常三乐这种状态，李维钧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常三乐的道德操守还是很适合这个岗位的。
然而吏部显然和李维钧考虑问题的思路不一样，吏部的回执问到的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常三乐工作不胜任的具体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李维钧一时语塞。的确，他只是不做事而已，因为不做事，所以他自然就没有错误啊！这和汉东省京州市光明区区长孙连城不是一样一样的么？
那吏部给出的批复就是既然他没有“犯罪行为”，而且还是个道德保守很不错的人，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你私下多多督促一下就好了。
但是李维钧总觉得哪里不对，但是又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这事就呈送到了雍正这里。
雍正帝看了报告后，立即给出了回复：”撤职！”常三乐责任心不强，本身就是失职渎职，身处县令这种朝廷面对民间的最基础的职位，失职就容易酿成祸患。
其实常三乐的事件并不是个案。
雍正对待那些不作为的庸吏的处理还有很多很多。如，山东曹县县令王锡玠，因不作为，导致盗匪猖獗，民生不安，结果免职，并被判了5年徒刑；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官居二品，然忠厚老实，不识兵务，所辖部队毫无战斗能力，被勒令回家种地。
而于此同时，新的一批能臣干吏如张廷玉、马齐、鄂尔泰、田文镜、李卫、刘统勋、李维钧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重用，他们身上最大的特点便是清廉刚正、心怀天下、有信心有魄力。
只要正派能干，哪怕顶着各方压力，雍正都会重用。
比如，田文镜作风严苛，尝被同僚称为酷吏。其主政河南、山东的时候，配合雍正新政，整顿官风，打击贪腐，就连中央干部到地方揩油，他也敢向皇上报告，得罪了不少人。雍正把他树为“天下第一巡抚”，号召高级干部向他学习。
比如，李卫出身“捐科”，但是为人正直清廉，对于户部向各省摊派，扩充小金库，这种行为，李卫在浙江巡抚任上，多次向上反应无果后，就弄来一只柜子，写上“尚书专用钱柜”字样，放在衙门口羞辱领导。因为其捕盗能力突出，雍正便放权李卫统管江南七府五州盗案，“将吏听节制。”
比如，李维钧此人争议颇大，和年羹尧关系不清不楚，后来受到牵连。直隶巡抚依靠的年羹尧。但是李维钧在涉及重大改革时思路上和李维钧不谋而合。在诸多廷臣疆吏尚且不得要领时，李维钧的率先领会和响应，以及在办理具体事项上的勤慎、干练，从而使李维钧成了一名少有的“火箭干部”。李维钧曾经在雍正初年提出“摊丁入亩”，而正合雍正改革初心。
在雍正的强力治理和树立典型的效果之下，雍正时期的吏治一扫康熙晚年官场的贪、懒蔚然成风，考核不严，各种利益关系横行的局面。使得整个官场风气一新，形成了”雍正一朝，无一贪官，无一庸吏”，人人积极向上，改革进取的新局面。
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都不是好官。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
在雍正的13年的努力下，吏治清明、国库丰盈，康雍乾盛世得以又延续6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