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7日，盛夏季节里难得的一场大雨过后，空气中透出丝丝凉意。一起早有预谋、策划周密的绑架人质案，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上演。
时隔一周，贵阳警方即侦破此案。
绑架
冷冰冰的枪抵在头上，“你最好别动，你一激动，我就容易冲动”
2002年8月7日18时许，一部长安车尾随贵阳市某单位汪先生驾驶的本田轿车，停在双峰路的一处宿舍楼旁。
两个小时后，汪吃过晚饭，从父母家中出来，临走前，他习惯性地抬头看了一下挂钟：20时39分。
下楼后，汪某边走边掏出遥控器打开车门，此时，从长安车上下来的两个人已悄然接近，汪刚刚跨进驾驶座，其中一清瘦男子用左手撑住车门，右手拿着一把仿制“64”式手枪抵在汪某头部，“你最好别动，你一激动，我就容易冲动。”另一人则从后门上车，车门随即迅速关闭。汪被勒令移至副驾驶位，随后又翻到后排，绑匪用封口胶将其双眼蒙上，两手则反绑至身后。
两名绑匪随即交换了位置，点火启动后，本田车驶离双峰路，汇入长长的车流，长安车仍然尾随其后。汪某后来回忆说，“车子开了大约二三十分钟后停下来，停了有差不多四五十分钟，就在停车等待的期间，他们提出要数十万元，否则就要我的性命。其间又有一个人上车，后来，他们叫我下车，把我带进一间单元房。”
关上门后，绑匪给汪撕下蒙眼的封口胶，反绑在背后的双手也被松开绑到前面，但黑洞洞的枪口始终对准他的后脑。“你住在哪里，在哪里上班，老子们都一清二楚，跟踪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要给我装穷。”
歇息片刻后，汪先生才回过神来，被蒙得生疼的眼睛也逐渐恢复正常，打量一下四周，“就剩下我和那个瘦子，(房间里)没有家具，没有灯，只点了一支蜡烛，瘦子一手持枪，坐在对面，这时候已经是夜深人静了，时不时还听到火车汽笛的声音。”
在绑匪的威逼下，汪用手机与朋友联系，称自己家有急事，需要立即送10万元现金过来，朋友遂连夜筹借了9万元，并电告汪某钱已备好，约定在腾龙酒店门口“见车付钱”。
随后，瘦子留在房间监视汪先生，另两人则带着他的手机，开着本田车前去拿钱。“如果我打他们的手机有什么问题，别怪我不客气。”瘦子威胁说。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两名绑匪顺利取款回来。
此时已经是8月8日清晨，天色欲晓。
被绑的次日清晨，绑匪拿到九万元现金后，人质被释放
9万元现金到手后，上午6时许，绑匪决定“放人”。
临出门前，瘦子强迫汪某服下一颗安眠药，并打开一瓶白酒要他喝下去，汪推说自己不会喝酒，瘦子强行将酒洒在他身上。
三人又将汪某的双眼蒙上，将其押上本田车，车行20余分钟后，停靠路边，绑匪下车前，将汪的手机电池取出扔到前排座位，并威胁汪道：“过半个钟头后，你自己回去，不许乱动，不许报警，否则当心我们做了你。”绑匪旋即乘长安车逃离现场。
等了将近30分钟后，汪先生估计绑匪已经走远，遂撕开蒙眼的封口胶，却茫然不知身在何处，看看时间：7时5分。向前开了一段路，他这才发现，自己获释的地点是在东新区路。
案情被火速报送到贵阳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林连华的案头，他立刻组织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及相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共商案情。市公安局副局长刘维亚指派刑侦支队支队长闵健、政委刘毅牵头，相关处、队配合，研究具体破案方案。贵阳市委副书记辛维光亲临办案单位，了解破案进程。
模拟侦查取得突破性进展，四名犯罪嫌疑人一一浮出水面
这起大案被定为“8·7”专案，交由刑侦支队一大队主攻。和一般刑事案件不同，“8·7”案件带有很强的高智商犯罪色彩，狡猾的作案人拼命掩饰作案痕迹，留给警方的线索少而又少。侦查员明白，自己遇上了一个难以对付的狡诈对手。
但是，没有破不了的案件，只有不善破案的侦查员。一大队大队长王治军带领李永胜、朱文阳、寇伟、熊新怡等侦查员展开紧张的查证工作，雨水湿透了他们的衣服，体温又把衣服烘干。
他们根据受害人回忆的被绑架时的车行时间、道路平缓、颠簸、上下坡、转弯、停倒车的种种感觉，结合汪听到的背景声音为条件，开始了专业的侦查试验--本田车的路码表被送到支队技术科作彻底的分析和研究；车胎上的附着物被仔细地检验；火车在穿过市区能常规鸣号地段被详细标注；受害人被请上本田车开始一次又一次重新体验被绑架时车中历程。
受害人提到：“临到拘押地点时，感觉车子上了一个很陡的斜坡，一盘子转不过弯，车又倒了一次。上坡后，车子紧贴着一处单元楼门前停下，我从右后门下的车，下车后走了五步，上了两级台阶，靠右手被推进一间屋子。”
这些细节被详细记录，经过十多个小时、50多次模拟侦查试验，侦查员初步划定了一个重点区域，在解五小区找到了一个可疑的房门，让受害人辨认。
“对，这里很像！当时，蒙我眼睛的封口胶有一缝隙，可以看到前面腰部以下低处的情况。和这里的地面、台阶和防盗门都很像……”受害人兴奋地说。
这是一处出租房，侦查员迅速找到房东打开房门。一进门，汪先生立刻确定，这正是拘押地点。
现场勘验，侦查员获取了很多重要线索，在高科技手段支持下，警方将嫌疑人岳洪牢牢锁定并抓捕归案。与此同时，一大队副教导员王庆文率彭远祥、杨朝华、周利勇、陈刚等侦查员通过大量的调查走访，在工人医院旁的停车场找到了几名证人，他们曾看见汪的本田车在停车场停放，并记得车上下来的人的模样。市局犯罪情报信息中心的模拟画像专家据此迅速绘制出绑匪的面容。通过微机检索，民警发现，2001年8月从金西监狱脱逃的范斌与模拟画像极为相似，遂将其列为重点嫌疑人。
随后，侦查员在监狱提取了范斌的相片和指纹，发现与可疑房屋内留下的部分指纹一致，这进一步证实了侦查员的判断。
此后几天，侦查员摸清了范斌出没之地，经过昼夜守候，于8月10日上午将范斌抓获。
在一大队的审讯室内，刑警孔进、孔震等与范斌展开了面对面的智斗。两名犯罪嫌疑人终于承认，“8·７”大案，就是他们所为。二人同时供认，另外还有两名同案--宋晓锋和杨昱。
闵健、王治军率专案组当即赶赴平坝抓获宋晓峰，周叶伟、刘兴毅南下广州，将杨昱抓获归案。二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交代了踩点、跟踪、绑架的整个过程。
范斌：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是我没有把握好，选择了冒犯法律的方式
““8·7案”主犯之一的宋晓峰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案后的“智囊”。
在关于他的资料中，有这样一句话：“宋晓峰，1986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哲学系”。记者在看守所找到宋晓峰时，这个还有三个月就将年满四十的男子，头发斑白，看上去满脸憔悴，据他解释，“前几天一直发烧，到现在还没有退。”
这是一个屡次触犯国家法律的要犯--早在1991年，宋晓峰就因贩毒被广州警方抓获。
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范斌，是这起绑架案的另一名主犯。范斌出生于1972年，15岁时即因盗窃被少管三年。1990年释放后，混迹社会，当年7月因与人械斗，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南明公安分局逮捕，1991年被贵州省高院判处死缓，2000年转至金西监狱服刑，2001年8月1日越狱脱逃。
“8·7绑架案”最初便是由宋晓峰与范斌谋划的。
两人在监狱里相识后，很快便“趣味”相投，出去后怎样“做他一把”是两人商量的最主要话题。
2002年4月，两人开始盘算作绑架案，由宋寻找绑架目标，范负责组织实施，他们确定的“猎物”就是在贵阳某单位任职的汪先生。
跟踪数日后，范斌与杨昱、岳洪二人对汪实施绑架拘押，勒索到九万元现金。
范斌交待了这样一个细节：在拘押汪某的当晚一时左右，杨昱、岳洪二人提出要吃消夜，范斌同意让两人出去，但内心却开始隐隐感到不安，“按道理，人绑来了，很快就可以拿钱，这个时候人应该是兴奋的，而他们却提出这种要求，我的感觉是--这两人心里已经犯怵了--这个案子恐怕要翻船。”
案情的发展验证了范斌的“不祥”预感，“8·7案”发生后仅仅一个多星期，他与同案疑犯即全部落网。
在监狱关押期间，范斌曾自学并获得中文专业大专文凭。据他说，“我总觉得，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是我自己没有把握好，选择了冒犯法律的方式。”
审讯结束后，范斌与一大队副大队长李永胜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范：你们办的这个案子，于情、于理、于法，我都认账。很感谢你，于情上，你们抓到我后，给我饭吃、给我水喝，满足我想见家人的要求；于理上，你们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于法上，你们没有刑讯逼供，我输得服气。
李：你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国家的法律；你认账的也不该是我，而是这身警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