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解释》第一条开宗明义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原则，明确和强调了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以及以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这一规定意在引导债权人在形成债务尤其是大额债务时，为避免事后引发不必要的纷争，加强事前风险防范，尽可能要求夫妻共同签字。
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夫妻另一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可以从债务形成源头上尽可能杜绝夫妻一方“被负债”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对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夫妻一方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实践中，很多商业银行在办理贷款业务时，对已婚者一般都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到场签字。一方确有特殊原因无法亲自到场，也必须提交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否则不予贷款，这种操作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债务不能清偿的风险，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不会造成对夫妻一方权益的损害。“共债共签”原则实现了婚姻法夫妻财产共有制和合同法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有机衔接。
《解释》第一条规定在现行婚姻法规定范围内，实现了债权人合法权益保护和夫妻一方合法权益保护的双赢，体现了二者权利保护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通常所说的“家庭日常生活”，学理上称之为日常家事。我国民法学界、婚姻法学界通说认为，婚姻是夫妻生活的共同体，在处理家庭日常事务的范围内，夫妻互为代理人，这是婚姻的当然效力，属于法定代理。
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日常家事代理制度，但从相关条文中可以得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内夫妻互为代理人的结论。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里所指的平等处理权既包括对积极财产的处理，也包括对消极财产即债务的处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该规定涵盖了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实质内容。
因此，在夫妻未约定分别财产制或者虽约定但债权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种类主要分为八大类，分别是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
但农村承包经营户有其特殊性，农村承包经营户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日常生活与承包经营行为经常交织在一起，二者难以严格区分，故为了正常的承包经营所负债务，可以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需要强调的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抚养教育、老人赡养等各项费用，是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开支。
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人们家庭观念、家庭生活方式的不断发展变化，在认定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支出时，也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如何理解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之外的夫妻共同债务呢？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居民家庭财产结构、类型、数量、形态以及理财模式等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消费日趋多元，很多夫妻的共同生活支出不再局限于以前传统的家庭日常生活消费开支，还包括大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的支出，这些支出系夫妻双方共同消费支配，或者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基于夫妻共同利益管理共同财产产生的支出，性质上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解释》第三条中所称债权人需要举证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就是指上述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的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形更为复杂，主要是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虽由一方决定但另一方进行了授权的情形。判断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要根据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等综合认定。夫妻从事商业活动，视情适用公司法、合同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一般包括双方共同从事工商业、共同投资以及购买生产资料等所负的债务。
举一个案例予以说明：
再审申请人内蒙古天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郭和平、王春梅民间借贷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018号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认为：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案涉债务是否属于郭和平、王春梅二人的夫妻共同债务。第一，从现有证据看，案涉债务虽发生于郭和平、王春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债务是以郭和平个人名义负担，王春梅并未在借款协议、投资协议中签字，事后也未追认，因此案涉债务不是郭和平、王春梅共同意思所负的债务。第二，从二审查明的债务用途看，案涉借款4150万元实际用于金阳明苑项目的工程项目建设，未用于郭和平、王春梅的共同日常生活，不能认为是属于二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第三，从二审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债务发生时，虽然王春梅持有或者通过博隆公司间接持有明和阳光置业公司的股份，但明和阳光置业公司在此之前已将案涉项目转让给内蒙古中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鼎置业公司），在此之后案涉项目以中鼎置业公司名义进行开发，而王春梅并未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中鼎置业公司股份，因此，王春梅不能从中鼎置业公司经营案涉项目中受益。即使王春梅通过明和阳光置业公司转让案涉项目获益，但由于明和阳光置业公司转让案涉项目的时间先于案涉债务的时间，因此，亦不能认定王春梅是与郭和平共同经营案涉项目获益。第四，郭和平、王春梅在本案诉讼期间离婚并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是夫妻双方自由处分各自财产权利的行为，如果债权人认为上述行为对于债权人不利，可以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主张无效或者予以撤销，并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由上所述，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属于郭和平个人债务并无不当。另外，在郭和平、王春梅之间的离婚协议未经确认无效或撤销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引用离婚协议的相关内容并就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审理，未剥夺天丽公司的诉讼权利，适用法律不存在错误。综上，二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方面均无不当。
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证明责任如何分配？
《解释》前三个条款虽然分别规定了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能够证明的夫妻共同债务，但从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两类：
对于前者（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共同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无需举证证明；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一方反驳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则由其举证证明所负债务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
对于后者（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共同债务），虽然债务形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夫妻共同财产制下，但一般情况下并不当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由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等规定，举证证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或者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的，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与上述债权人需要举证证明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是一脉相承的。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的借款合同、借据，以及夫妻一方事后追认或者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其他体现共同举债意思表示的有关证据，恰恰是债权人用以证明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的有力证据。
上述区分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形成债务的不同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有效解决了目前争议突出的债权人权益保护和未举债夫妻一方权益保护的平衡问题。
本文整理自高杉LEG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