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很多人都会被悬挂于门前正上方的那块由徐悲鸿题写的“人类博物馆”匾额所吸引，想必也有很多人会猜测徐悲鸿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之间的究竟有何关系。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徐悲鸿与创建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林惠祥先生之间的关系。林惠祥与徐悲鸿，一位是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一位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人。也许很多人都曾听说或知晓这两人，却鲜有人知道这两人曾是患难与共的挚友，也鲜有人了解他们相识相知的过程。
林惠祥，中国知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家，国内系统研究台湾高山族的第一人。林惠祥是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而且是文科毕业生中的第一人。毕业后的林惠祥又于1927年考取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林惠祥毕生从事人类学研究，曾多次冒险进入日本侵占下的台湾从事高山族的调查和研究。1938年元月，林惠祥前往新加坡参加远东史前学家第三届国际学术会议。1939年冬，林惠祥经人推荐担任马来西亚槟榔屿钟灵中学校长。同年，徐悲鸿到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林惠祥撰文宣传，予以支持，因而两人得以相识。为支援祖国抗日战争，林惠祥带头将自己在钟灵中学任教的第一个月薪水全部捐献，并且号召同学和周围人士一起捐款，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与此同时，林惠祥向徐悲鸿索画作为“寒衣捐”的奖品，徐悲鸿同样尽力支持，因而捐献成绩显著。也正是在几次筹赈过程中，林惠祥与徐悲鸿成了莫逆之交。然而，因为筹赈事宜和保护爱国进步学生，林惠祥随后被钟灵学校开除了教职，国破之恨与身世的曲折在此时更加激发了林惠祥强烈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对于那段艰难的日子，林惠祥曾在自传中写到，“在南洋沦陷期间，更坚守我之本意，不因日本之胜利而攀附为日籍，以取得势力富厚；反以我国之被侵略而愿与华侨同受危险与苦病。”徐悲鸿对林惠祥崇高的民族气节甚为敬佩，曾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条幅以赠之。
1940年九月初九日重阳节，林惠祥、徐悲鸿等文化人在南洋富商陈延谦的芷园中聚会，吟诗抒怀。林惠祥作《重阳日延谦先生芷园雅集感赋》一诗。诗云：“佳节重阳客里过，归途何处奈风波。情牵老菊家园瘁，目断哀鸿故国多。填海未穷精卫石，回天伫看鲁阳戈。飘零幸预群贤末，暂释牢愁且放歌。”诗中充满了对故国的怀恋，对抗战的必胜信念，以及与徐悲鸿等人的真挚情谊。徐悲鸿当即称颈联为警句。林惠祥遂在诗稿中将这两句加以圈点，注明“为徐（即徐悲鸿）先生所赞”。接着，徐悲鸿又将颈联“填海未穷精卫石，回天伫看鲁阳戈”书一条幅赠予林惠祥，该条幅现在还珍藏在林惠祥家眷处。
1940年春，徐悲鸿应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11月，他离开印度，再次到新加坡，先后在吉隆坡、槟榔屿、怡保三个城市举办画展，以其收入来救济祖国难民。是时，正在槟榔屿的林惠祥也在积极组织赈济活动，他对徐悲鸿的义举甚为敬佩，遂赋一诗《赠徐悲鸿先生》：“名下如君信如真，惭无好句为敷陈。传神不赖毫添额，写实偏能意出尘。彩笔有情哀国土，丹青和泪醒斯民。天南岛树苍苍里，争看田横五百人。”《田横五百人》是徐悲鸿的代表作之一，取材于《史记•田儋别传》，意在激励中国人民的斗志，甚为华侨所赞赏，故诗中有“争看田横五百人”之句。
1947年，林惠祥回厦门大学任教，继续深入进行人类学研究。1951年，林惠祥将自己毕生搜集的文物图书数千件全部无条件地赠送给厦门大学，并建议设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1949年的一份建议书中，林惠祥曾写道：“提议人因多年教授人类学的经验，深感有这种需要，自十余年前即有志倡办人类博物馆，曾自费搜罗标本……本人因目见当时私立厦门大学经费困难，打算略具规模献于国家。不意因日寇侵略，携带其大部分逃亡南洋，在南洋续有增加……如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愿意贡献为基础。”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欣然接受了林惠祥的建议，并呈报上级有关部门，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人类博物馆。1953年3月16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正式开放，对外展出。是年元月，徐悲鸿闻悉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即将成立，特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赠该馆纪念。后来，他又给林惠祥寄去其所题写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馆名墨宝及一幅《白雄鸡》图。开馆是日，林惠祥曾写下《徐悲鸿赠所作中画“白雄鸡”》手记一则，末段云：“（徐悲鸿）先生闻本馆成立讯，立即从病榻起来寄此画赠送，并为本馆题写馆名，志此道谢。”开馆后，徐悲鸿又陆续给该馆赠送《八十七神仙卷》古画临摹珍品、《五蟹图》（齐白石画，徐悲鸿题）、《八哥图》及一幅行书，现在这些墨宝仍然是该馆的珍贵藏品。
1953年，徐悲鸿不幸在北京病逝。林惠祥闻讯之后，异常悲痛，并不时怀念他俩的这一段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