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7 “薪酬保密”和“同工同酬”,孰重孰轻?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在互联网时代,基层官员放下架子,走上直播间,给农民兄弟直播带货,除了“亲民、接地气”,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勇气和担当。要让农产品顺利“出山”,不只是有勇气即可,想在新时代造福一方百姓,更重要的是要有互联网思维。只有关闭思维的“飞行模式”,连接上时代的WIFI,抢先把观念版本升级,不断升级自身内存,才能看到最新的广阔天地。

新京报:当地货运“路牌”生意发展得如此“成熟”,背后必然有一条灰色乃至黑色的利益链条。在这条灰色利益链条中,监管部门仍处于主导地位。这也意味着,正是因为监管部门的失灵、失守,乃至直接投身利用权力牟利的泥淖,才导致当地货运行业整体性沦陷。当下要务,首先是净化当地的政治生态,彻底清除监管部门中的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对违法包庇纵容、知法犯法的行为,必须严肃追责,严厉查处,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其次,要谋求产业转型,不能听任“百吨王”大货车继续上路。

华西都市报:“薪酬保密”本质上是企业为了管理便利而自行实施的内部制度,一旦该制度工具损害了那些更基础的“价值”和“权利”,也就失去了道德合法性。“薪酬保密”绝不应该成为公司对劳动者进行“不合理控制”的手段,诸如“打听同事工资就开除”的合同约定,本身就是违法的。某些公司装神弄鬼把“薪酬保密”搞得紧张兮兮,只是暴露了自身的内怯和无能罢了。

光明日报:建设5G需要投入大额资金,5G的投资压力可能会影响运营商对4G网络的建设。但是,为了提高5G网速而限制4G网速的做法是没任何意义的。公众可能对相关信息判断产生偏差。运营商应及时作出解释,同时要做好用户权益的保障,不能因为追求新技术而忽略老用户。对于运营商们,不断优化网络体验,及时做好与用户的沟通才是正事。公众在辨别信息时,亦要擦亮眼睛,避免被谣言干扰视听。

南方日报:行业协会可以给外卖小哥更多集体话语权,一定程度上改变个体面对平台表达权益诉求时的相对弱势地位。平台以什么样的机制匹配服务的供需双方,以及以什么样的考核方式既激励服务的提供者,又能不断增进服务质量、让服务对象满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期待从平台到管理部门都以此为契机,构建从业人员与平台、用户三方良性互动的机制,从而让新业态新职业的发展更好地满足用户和消费者的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