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武一朝,以官員批評皇帝為核心的君臣衝突不若後世顯見,然亦不是全無跡象。如太祖因孟子有民貴君輕之論,欲罷黜孟子配享孔廟,刑部尚書錢唐犯顏力諫,雲:“
建文帝祚短暫,相關史事又因後來成祖刻意掩飾,四年間君臣關係如何已難見全貌。根據《明史》記載,御史尹昌隆曾有諫曰:“
仁宗在位時短,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當面批評仁宗耽於聲色,“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肋折者三,曳出幾死”。宣宗在位期間較為親近儒臣,提高閣臣位勢,但一再強調楊士奇等人不得直接介入行政事務,“
英宗沖年繼位,當時三楊主政,正統前期的君臣衝突不顯。此後,英宗漸長,寵信宦官王振,朝廷政事“可否時出於內批,公孤不得而與”。正統八年七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坐伐文廟樹,枷於監門。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請,時勉衰老,且言其教諸生有方,乞貸之,俾終其教。有石大用者,復請代枷。上乃釋之。初,中官王振詣監,時勉不為之屈,振故因而罪之”。土木之變後,在英宗被俘的情況下,郕王主政,在朝之臣擊殺王振隨從,“王懼欲起,(於)謙排眾直前掖王止”,衝突意味明顯。郕王繼皇帝位後,大抵延續英宗之政。天順時,英宗複用宦官曹吉祥、近臣門達任事,臣數有勸諫,英宗多不聽。
明興至天順,已近百年,此一階段內,雖然不見大規模的君臣衝突,臣對皇帝的政治批評不若後世顯見,但是仍然可以看到錢唐、李時勉等人的強諫之舉,此類事件發生於明代前期,皆於砥礪後來士氣有益。從政治風氣流轉的角度看去,洪武時的幾場大獄以及成祖殺忠於建文帝之臣,意皆不在於遏制建言,諸帝還是大致遵循了不殺諫臣的原則。
此後,仁宗、宣宗較為親近儒臣,士氣在洪熙、宣德兩朝得以涵養,三楊等閣臣之“臣”勢,已與前朝皇帝“侍從”之官有顯著不同。土木之變發生於正統末年,其影響不限於軍事層面,而實為明代政治文化一大轉折之機。在洪武、永樂時,皇帝挾威權治國,後人讀史,亦常常感慨當時“有君無臣”的政治局面。迨到土木之變發生時,群臣在尚未奉詔的情況下,當朝擊殺王振隨從,隨後,于謙等人又力主郕王代英宗繼皇帝位,由此,明初太祖、成祖在位期間導臣以從君為是的君為臣綱觀隨之弱化,在這個過程中,臣勢大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