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胡锡进在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美欧的抗疫搞得一塌糊涂,社会承受力为什么还挺强?》
文中胡锡进表示:
武汉有照片传出医生拿垃圾袋当防护,中国舆论是多么愤怒吗?还有,武汉一个社区在有领导视察时有居民从窗户喊“假的假的”,那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互联网。
包括一个小区的蔬菜被曝光是用环卫车运送的,也引起了海啸般的声讨。
于是给他的感觉是:
中国真的是出不起一点错。
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没事,女王出来讲个话,煽个情,或者专家描述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先把情况说得要多严重有多严重,真真把公众吓着了。
然后总统再宣布一个比那种极端描述好一些的目标,大家就会觉得,嗯,政府做得还不错。
于是他问到:
怎么觉得美国的公众那么好耍啊?
他当然不认为美国公众真的“好耍”,而是看到了一个现象:
好像他们那边发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们这边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
但是他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和美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能不说太弱了。
这样的归因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但里里外外透着猥琐。因为——
这是用一种看似原因的现象,来解释另一个现象。
“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弱”。什么是“中国社会”?还不是组成社会的一个个中国人,即使按照胡锡进原文理解,发出那些批评声音和意见的也是一个个一个个实在的人。
中国人是承受能力弱吗?
中国人可以在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隔离在家,忍受着失业、倒闭、破产,忍受着在家带娃上课;
中国人可以一声令下奔赴抗疫第一线,无数白衣卫士冒着生命危险并承受着巨大辛苦压力,把在西方国家直接放弃的老人都抢救回来。
你跟我说中国人承受能力弱?
好吧,退一步说,也许胡锡进对“承受能力”的定义仅仅限于“意见、声音、不满、情绪”。仅从这个限定看,似乎是有胡锡进所说“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弱”的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是中国人天生孱弱玻璃心吗?是中国人意志不坚精神虚弱吗?
众所周知,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是所谓“小政府”,或者说叫“有限责任政府”,也就是政府管理民众的范围小、深度低,权力范围窄;相应的,政府对民众要负的责任当然就少,毕竟责权对等嘛,民众也就习惯了不指望政府能做多少事,很多事都是民众自己扛。
而中国是“大政府”,或者说叫“无限责任政府”。政府管理民众范围(相对)大、深度(相对)高,权力范围(相对)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民众要承担的责任当然就多,如果没有承担好,民众当然就会有意见、不满意、要发声。
简单来说,西方国家是“你别管我,我自己负责自己”;而中国是“你管了我,你就要负责”。
在这种差异之下,西方民众看政府应对疫情,当然没有像中国人对中国政府应对疫情那样要求,权利都不一样,责任当然不一样,进而要求和表现也自然不一样,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就像现代企业只管员工上班本身,不管员工生活,员工当然不会要求企业给自己分配一个对象;但是在上世纪7、80年代,企业安排对象非常正常,甚至很多企业从生到死都给你安排了。
由此可见,中国人习惯抱怨、发出意见、对政府有些做法不满意,本质上是政府管得多、做得多、要负责任的事多。
做得多了,当然容易出错,当然容易进一步招致抱怨和批评。
——这才是胡锡进口中“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弱”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都知道的东西,胡锡进能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不这么说?
我猜测他是想用“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弱”这个表象,用来作为“国人批评太多、不满太多”的原因——
你们不满和批评太多了。看看人家西方民众,皮糙肉厚心也大,他们政府做成那样都坦然面对,我们国家政府做那么好,你们没必要咋咋呼呼的玻璃心嘛!
既然管了民众,当然要为民众负责。管好了民众会赞扬,管不好民众当然会批评,这是责权对等的自然体现。
现在把板子打在“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弱”上,胡锡进未免就有点既想当又想立的味道了。
况且,中国社会(或者中国民众)并不是只有批评和不满,只有怨气和发泄,更多的声音是对政府有力抗疫的肯定和赞扬——
不少国外华人用脚投票奔赴回国,甚至不少人在被一些人嘲讽的情况下还表达了“此生无愧入华夏,来世还生中国家”的态度,胡锡进看不见听不见吗?
如果像西方民众那样,政府没怎么管我,我好了是我自己牛逼,我不好是自己没本事认栽,那怎么可能会赞扬政府?
有的人,享受着政府管理带来的各种便利和福利,同时又骂政府管得太宽不自由,这种人当然很猥琐;但是像胡锡进这样,要管着你,管不好抱怨一下又不行,其实也很猥琐。
有的人喜欢被管,有的人不喜欢被管,这都是个人偏好和价值观,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如果不被管,当然就要自己负责,不能赖给别人;管理别人当然就要对别人负好责,不能赖给被管理的人。
。
这个道理胡锡进会不懂吗?所以我只能说:
胡老师,别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