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国之人珍爱古物；然而，却无雕像或纪念章，众多的青铜器则得到珍视，尤其是带有特殊侵蚀痕迹的。离开这些，它们就毫无价值。其他以陶土或碧玉（如翡翠）制成的古代花瓶亦富有价值。但其中的佼佼者则是出自名家之手的珍贵画作，通常为水墨作品。或是由古代的作者写在纸上和绢上的文字，以印款来确证其为真迹。
这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对明代古物的评论，从这段评论中可知，带有时代烙印的物品历经历史的沉淀，在中华文化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后，成为了商品舞台上具有经济价值和艺术内涵的往昔之物，而其中被赋予奢侈品意义的往昔之物同样对明代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政治权利屈服于奢侈品
奢侈品意为珍贵、独特、稀缺的消费品，换句话说奢侈品意味着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
但是，对于奢侈品的追求，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点，奢侈品并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对待需理性，然而虚荣、攀比的心理还是让人们对奢侈品失去了理性的判断，甚至走向挥霍浪费、过分享受的奢侈品迷圈。
如明朝正德至万历年间奢靡之风就十分炽烈，此时整个社会呈现出竞相“比奢”的局面，具体表现为，服饰、饮食、屋舍、出行和婚丧嫁娶，从上层社会到民间，无不攀比竞逐。
而无论是商品的奢侈度还是生活的奢华度，当属宫中最盛，“自古帝王都会，易于侈靡”，所以拥有整个天下的帝王自然不会错过任何一件稀罕之物，即使这件物品在千里迢迢的海外，也会有人不远数千里送到宫中呈于君主。
如文学家张瀚在一则翻版《说苑》轶事中讲道：“我太祖高皇帝、埽除胡元，奄有中夏。时江西守臣以陈友谅镂金床进，上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以一床榻，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欲，安得不亡！即命毁之”。
陈友谅是朱元璋的强劲对手，他作为反对蒙汉地主阶级统治的英雄人物，死后也为世人悼念，但他生前奢靡过度，甚至以金制床，最终遍布身边的奢侈品终结了他短暂的帝王命运。
当然，享受昂贵奢侈品的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帝王身上，一些富商贵族亦沉迷于奢靡享乐，为此，明朝政府制订了完备的禁奢令体系，反对那些不受控制的、在社会上不适宜的消费，并采取各种措施来管制和监控此类消费。
然而，大众对于这些干预措施并不理睬，这也就导致了禁奢令被屡屡漠视，尤其是政府重点管控的服饰物品的奢靡之风成功地让禁奢令名存实亡，如严嵩那硕大奢侈的衣柜中收藏的最为昂贵的织品就是有力的证据，此外，严嵩还拥有大量与其官阶不符的袍服，甚至还拥有少量专属“皇家”的龙袍，严嵩毫不费力地拥有如此之多的禁奢品，可想而知，这样的事情也必然会发生在其他的官员身上，可谓是“今之世风，侈靡极矣”。
虽然对于这样的奢靡、铺张浪费的帝王官僚们，人们抱怨不断，并严厉苛责对简朴美德的背弃之为。但是，明时的奢靡现象最终是抓而不实、禁而不止，在一段浮光掠影的禁令之后，以无效收场。
奢侈品是文化新形态的延续
晚明时期，出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商品，即知识，虽然数世纪前就已存在教授知识的私塾，或是出版的各类书籍，但知识一直都是以信息传递的方式存在，而今，先前的传统观念被打破，知识被赋予一种新的形态延续，即知识被买卖成为商品，如一些名家画作自完成之日起就具有了价值，然后进入市场成为交易商品。
绘画史的资深元老高居翰曾说：“从理论上说，学养与高层文化会使艺术家置身于市场之外，其作品不会用于售卖；但是，如果从严格且实际的角度来看，学养的成果也跟工匠的产品一样，都是有价值的可供营销的商品”。
因为就绘画而言，其价格是波动起伏的，因为影响绘画价格的因素不仅有题材，还有围绕画的各种关系及其“经历”，即便是一些不重要的因素，亦能影响绘画的价格。如《富春山居图》，在1570年至1669年间，曾八度易手，也就是平均每隔十二年半就被买卖或转手一次，而其中最有意义，也是最为昂贵的一次转让是由董其昌典押给吴正志，此次耗银375公斤，可谓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所以这样的一幅画作，经历了时间上漫长的流动，跨越了不同的地理区域，它最终“作为一种浓缩的资产，凝聚的不仅是其货币价值，而且是文化上的尊崇”，所以如今《富春山居图》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国宝级文物，其价值让人惊叹。
当然，除了绘画，书法和文学写作亦是如此，并且最昂贵的书法价格远远高出最昂贵的名画，如从明代相关记载中可知，曾有八件书法作品售出了非常高的价格，包括三笔四位数的金额，其中王羲之的《瞻近帖》售出了二千两白银的高价，是明代相关记载的艺术品的价格中的最高价。
所以，书法一直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特殊地位，尤其是像《瞻近帖》这样的书法珍品，更是承载了数世纪以来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认可之价值的往昔。
奢侈品是超越经济物品的精神体现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奢侈品几乎等同于贪欲、挥霍、浪费。其实，从经济意义上看，奢侈品实质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如有“软黄金”之称的丝绸，《释名》中提出“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其制字从帛与金也。”所以，堪比黄金的“丝绸不仅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奢侈品，还是当时高度商业化的行业产物”。
而其中有一印花丝绸，又名为“改机”的丝绸品种，作为16世纪初的新奇之物，虽然每匹价值二两白银，但依旧引起了富商贵族的喜爱，如此昂贵的消费自然促进了明朝纺织业的日趋成熟和经济的繁荣。
除丝绸外，瓷器中也有需花费巨资购买的品种，如宜兴的紫砂壶，是中国特有的手工工艺品，并且名家大师的作品往往一壶难求，可谓是“人间珠宝何足取，宜兴紫砂最要得”。 史学家张岱曾谈到出自名家的宜兴罐“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所以紫砂壶是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
说到古董，在明代，古董交易常常与奢侈品店铺云集一处，所以一些商铺鳞次栉比的地方，亦是富商流连之所，在这里各类艺术藏品、贵重器物任由富人挑选，甚至有一些店铺还会专以价值高昂的奢侈品为主打商品，为有钱人提供心仪的、稀有的货源供应。
虽然奢靡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社会腐败之风的盛行，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奢侈品消费带来的正面影响，如奢侈品并不一定意味着非理性消费，而是超越物品本身的一种精神体现，如香奈儿所说：“奢侈品的对立面并不是贫穷，而是粗俗”。
奢侈品不仅体现着商品的稀缺、珍贵，更体现的是商品精湛的工艺，和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加之现代奢侈品的社会民主化和个性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见价值和选择性，更重要的是奢侈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所以奢侈品本身并无褒贬之分，在明代，奢侈品作为一种商品，体现的是当时巨大的市场需求，是往昔之物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