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被誉之为“民国四大词人”之一，这种说法的出处最早本自施议对，他在《真传与门径：民国四大词人》一文中称：“在寻求词学音理方面，民国以来，吴梅为之开先，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承接其余绪，并且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也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刘梦芙在《“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中也列出了民国四大词人，此次则为夏承焘、钱仲联、饶宗颐和龙榆生，这里面没有了唐圭璋和詹安泰。刘梦芙把唐圭璋退到了扑天雕李应的位置，而詹安泰成为了霹雳火秦明，但无论怎样，这两种排列方式都是把夏承焘放在了第一位。
刘梦芙在《“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中，把夏承焘排列在“天魁星呼保义宋江”的位置，他在该篇中称：“‘五四’以来词坛，公推夏翁瞿禅为一代词宗。”可见刘梦芙认为在民国词坛中，夏承焘当坐第一把交椅。而这“一代词宗”的来由，据说是胡乔木多次对夏承焘的赞誉，于是这句话成为了后世在夸赞夏承焘时，时常引用的词语。
既然如此，那他跟另外几位词人相比，是怎样的情形呢？刘梦芙在该篇中接着说：“同辈中唐圭璋、龙榆生与夏翁并称二十世纪词学三大宗师，龙长于理论批评，唐功在编纂文献，而于创作，皆未足与瞿禅齐驱并驾。龙氏卒于‘文革’初，词作虽丰，有驳杂不纯处，学彊村融入东坡，尚未到浑化之境；唐于1949年后倚声绝少，偶为小令，应酬世事，平实无奇；夏则精进不止，老而弥健。《天风阁词前后编》存词四百五十余阕，渊深海阔，霞蔚云蒸，具稼轩之雄奇无其粗率，白石之清峭无其生硬，碧山之沈郁无其衰飒，复间有秦郎之婉秀，东城、于湖之超逸，集诸家之美以臻大成。”
由此可知，无论是施议对，还是刘梦芙，怎样排列四大词人，这其中都有夏承焘的位置，并且都把他视之为首位。只是刘梦芙把唐圭墇和詹安泰排在了后面，而换上了钱仲联和饶宗颐。这样的换法是否合理，马大勇在《晚清民国词史稿》中作出了这样的评判：“两家相较，我更倾向于刘先生以创作为评价本位的思路，然而见仁见智，单纯从创作角度着眼，窃以为饶宗颐词体之美较欠，龙榆生才情未至高境，两家成就皆不能足四大之数。钱仲联之词极佳，而一生心血，绝多在诗，词作数量极少，称之大词人，难免欺人，故终究难夺‘施版’中詹安泰之席位。”
由这段话可知，马大勇更倾向于施议对的排列。且不管专家们怎么争论，但他们都看重夏承焘词学史上的成就，比如施议对在《真传与门径》一文中，评价夏承焘说：“夏氏被尊称一代词宗，亦一代词的综合。而唐、龙、詹三氏，于中国词学文献学、中国词学乃至中国词学文化学，各有开创之功，对于声学研究，亦在所当行。读书阅人，开拓智域。夏、唐、龙、詹四家，既已为声学树立典范，后昆追步，目标明确，必将事半而功倍。”
夏承焘喜欢填词，这件事跟林鹍翔有很大关系。林鹍翔是浙江吴兴人，晚清于朝中任职，进入民国后曾任驻日学生处监督，而他喜欢填词，也是受同事的影响。林鹍翔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对于他的词作，叶公绰夸赞说：“铁尊词深得彊村翁神髓，短调尤胜，可谓升堂入室。”（《文箧中词》）
林鹍翔撰《半樱词续》二卷，民国二十七年序排印本，夏承焘序一
林鹍翔撰《半樱词续》二卷，民国二十七年序排印本，夏承焘序二
叶公绰的如此夸赞，跟林鹍翔的经历有较大的关系。当年林曾经给朱祖谋和况周颐写信，向他们请教作词的方法。而夏敬观在《忍古楼词话》中称：“香山杨铁夫玉衔，吴兴林铁铮鹍翔，皆沤尹侍郎之弟子。铁夫著有《抱香室词》，铁铮著有《半樱词》，造诣皆极精深，力避凡近。”可见林当年已经拜朱祖谋为师。1920年，因为日本留学生经费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林提出辞职，转而代理浙江瓯海道尹，正是这个阶段，他拜朱祖谋和况周颐为师。
一年之后，也就是到了1921年，林在温州创立了名为“瓯社”的词社，该社当时的成员有十几位，其中就有夏承焘，而这些人共同的奉林鹍翔为师。再后来，林又参与了如社和午社的发起，所以他被称之为民国词坛的著名活动家。
虽然林鹍翔拜朱祖谋为师，但他与朱在词风上并不相同，比如施议对在《当代词综》中说林昆翔的词“学于朱祖谋而旨趣稍异”。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异呢？马大勇认为：“大抵旨林氏词较明爽，不走梦窗、彊村密晦一路”。而夏承焘在评价其师林鹍翔时，也说：“师之于词，固取径周吴而亲炙彊翁者。今诵其伤乱哀时诸什，取诸肺肝而出以宫徴，真气元音，已非周吴之所能囿。”（《半樱词续序》）
林鹍翔撰《半樱词续》二卷，民国二十七年序排印本
而后，马大勇在其专著中引用了三首林鹍翔的词作，其中被后世较为夸赞的一首是《南浦·丙寅仲春，津京战事正剧，间道入都，和冯息庐韵》：
层楼吊月，夜沉沉，烟语隔纹纱。风雨无端凄戾，门闭万人家。听到杜鹃啼彻，又依然、断梦殢天涯。被晓钟催起，玉栏干外，还剩两三花。
赠策故人情重，问垂柳、何处系征槎。锦瑟昨宵欹醉，弦柱惜年华。钿约镜盟如旧，几新妆、再见鬓边鸦。算飘零谁最，替弹别泪与琵琶。
由以上可知，林鹍翔为朱祖谋的弟子，而夏承焘又是林鹍翔的弟子，因此夏承焘可以称之为朱祖谋的再传弟子。其实，在瓯社时期，林鹍翔就把夏承焘的作品寄给朱祖谋和况周颐看，请他们予以指点，再后来，经过龙榆生的介绍，夏承焘先是跟朱祖谋进行通信，而后他又亲自拜见彊村。对于这样的交往，夏承焘在《自述：我的治学道路》中称：“那期间，直到彊村老人病逝为止，我们通了八九回信，见了三四次面。每次求教，老人都十分诚恳地给予开导。老人博大、虚心，态度和霭，这对于培养年青人做学问的影响极大。”
可见，夏承焘的词学观，虽说是受林鹍翔影响，但也从朱祖谋那里得到了一些传承。可是，从他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却能读到他对朱祖谋的词风也有不认可的地方，比如他在1929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阅《彊村语业》，小令少性灵语，长调坚炼，未忘涂饰，梦窗派固如是也。”夏承焘读了朱祖谋的词学专著后，认为朱的小令缺乏性灵之语。
其实，晚清四大词人所组成的“临桂词派”本来就被后世称为“梦窗派”余绪，而该派的风格确实是本自吴文英。对于夏承焘本人，他也曾经尊奉朱祖谋的词学观，认真学习吴文英的词作，并且他还写过一篇《吴梦窗系年》，到了1932年时，夏承焘还写完一部《梦窗词集后笺》，而该书正是为补朱祖谋的《梦窗词集小笺》而作。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夏承焘不但不反对梦窗词风，而且在这方面还下过很大的功夫，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吧，他更能了解梦窗词派的弊端所在。然而他对朱祖谋的小令不以为然，比如他在1929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阅彊村词，偶有触发，成一小词，其茂密处终不能到，然小令亦非其所长也。”
既然夏承焘是这样看待朱祖谋，那么他怎么看待自己的词作呢？1942年时，他曾写过一篇自序，到了1984年出版《天风阁词集》时，以前言的形式发表了出来，我将其引用如下：
予年十四、五，始解为诗。偶于学侣处见《白香词谱》，假归过录。试填小令，张震轩师尝垂赏《调笑令》结句：“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二句，以朱笔加圈。一九二〇年，林铁尊师宦游瓯海，与同里诸子结瓯社，时相唱和。是时，得读常州张惠言、周济诸家书，略知词之源流正变。林师尝以瓯社诸子所作，请质于况蕙风、朱彊村先生。其年秋，出游冀、陕。在陕五年，治宋明儒学，颇事博览。二十五岁归里，僦居邻籀园图书馆。其后，客授严州，乃重理词学。并时学人，方重乾嘉考据。予既稍涉群书，遂亦稍稍摭拾词家遗掌。三十左右，居杭州之江十年。讲诵之暇，成词人年谱数种，而词则不常作。抗战以后，违难上海，枨触时事，辄借长短句为之发抒。林师与吷庵、鹤亭、眉孙诸老结午社，予亦预座末。拈题选调，虽不耐为，而颇得诸老切磋之益。昔沈寐叟自谓“诗学深，诗功浅”，予于寐叟无能为役，自忖为词，则正同此。故涉猎虽广，而作者甘苦，心获殊少。早年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为一家，终仅差近蒋竹山而已。
这一段话近似于夏承焘的词学自传，他称自己在十四、五岁时才懂得作诗，后来他从同学处看到了《白香词谱》，他将此书借回来后过录，由此开始练习着填词，最初学习的是小令。某天，他的老师在讲述朱庆余《宫词》中的“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一首时，让夏承焘有所感触，于是他就作了一首《调笑令》，其最末两句受到了老师的大为夸赞。
1920年林鹍翔在温州组建瓯社，正是这个阶段，他读到了常州词派等人的作品，由此渐渐了解了词风的流变，再后来，林鹍翔把瓯社诸弟子的作品呈给况周颐和朱祖谋进行批改。有一段时间夏承焘来到了北方任职，之后他又返回了故里，这个过程中他阅读了不少与词史相关的著作，再后来林鹍翔又跟冒鹤亭等人组建午社，夏承焘也参与其中，这些经历都使得他在词史方面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而夏也自称，他在早年志向如天高，想把辛弃疾、姜夔、元好问及王沂孙的词风优点都摘取出来，汇在自己身上，那他将成为天下第一大词人，可惜的是，经过多年的锤炼，夏承焘认识到自己完全无法实现这个理想，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词风最终也不过就是与蒋捷相近而已。
其实蒋捷也是位不错的词人，但夏承焘用“而已”来概括，仍然可见他的志向是何等的高远，而自视又是何等的不凡，难怪他看不上朱祖谋的作品，因为他的眼光已经跨越过这个时代，直追两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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