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可能是印度獨立以來最神秘的一任總理了。在2001年出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前，即使在印度，也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個人。在他任古吉拉特首席部長期間，他致力於經濟改革和增長，喜歡別人稱他為“發展人”（VikaasPurush），中國媒體也因此常常稱其為“印度的鄧小平”。但實際上，兩個人的早期生涯迥然有別。鄧小平出生於20世紀初的一個普通中國鄉村，莫迪則於1950年9月17日出生在古吉拉特邦馬赫薩納縣瓦德納加爾鎮的一個小雜貨商家庭。他的家族屬於以經營榨油生意為傳統生計的莫得甘奇-特利（Modh-Ghanchi-Teli）種姓。這個種姓是一個吠舍種姓，被印度政府列入“其他落後種姓”。就此而言，莫迪的出身也並不顯赫。這可能是迄今為止莫迪早期經歷尚不大為人所知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看重血統和身世的印度社會，人們怎會去關注一個平民孩子的生活？
印度總理莫迪
平民孩子的平凡生活
不過，莫迪家庭的基本情況還是清楚的。他的父親叫達摩答達斯·穆爾昌德（1915-1989年），母親叫希拉本·莫迪（生於1920年，至今尚健在）。莫迪的父母共生育了6個孩子，他排行老三。他的長兄索姆出生於1944年，高中畢業後取得衛生檢驗部門頒發的文憑資格，隨後在地方公共衛生站充任衛生檢驗員。他的二哥阿姆利特生於1946年，畢業後又在工業培訓機構進修短期課程，而後在艾哈邁達巴德市的一傢俬人企業做車工。在莫迪之後，他的父母還為他生下了一個妹妹和兩個弟弟。妹妹名叫瓦珊緹（Vasanti），兩個弟弟分別叫普拉拉德（Prahlad）和潘卡基（Pankaj），兩人在學業方面都未能繼續深造。潘卡基從學校畢業後自修了新聞專業課程，後來進入古吉拉特邦政府信息部門工作。要不是納倫德拉·莫迪的降生，這個普通的印度家庭可能永遠都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莫迪不是聖徒。他的童年既沒有聖徒傳中的那種神蹟，也沒有好奇的讀者希望看到的那種特別的傳奇。實際上，童年時代的莫迪只是一個平民之家的孩子，他兒時的生活就是他那個社會階層的普通孩子的普通生活。他幫助父親在瓦德納加爾火車站賣茶水，後來又和他的兄弟在一個公共汽車站附近經營一個茶攤的生意。但是，多少讓人有些啼笑皆非的是，莫迪兒時這種並不令人羨慕的生活經歷卻在他成為印度總理後給他帶來了耀眼的光環。“草根總理”成為他的一枚標誌性徽章。據說，在印度鄉間，許多孕婦希望能夠彎腰觸摸莫迪的腳，她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也能像莫迪那樣實現從“屌絲”到“高富帥”的華麗轉身。
實際上，莫迪不只是出身寒微，他在小時候也沒有表現出異於常人的稟賦，甚至也沒有給他周圍的人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他17歲完成高等中學教育。他的一位中學老師說他只是一名普通學生，但熱衷於辯論和表演。他的雄辯給當時的老師和同學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在舞臺上，莫迪喜歡扮演英雄角色。據說，他還曾經表演過一折名為“小黃花”（PilooPhool）的單人劇，一個人承擔了編劇、導演和演員的全部工作。在劇中，一個賤民婦女的唯一一個孩子生病了，她向村民、醫生、僧侶和女巫求助。有人建議她到村裡的聖廟去採一朵小黃花，可是由於出身的緣故，她無法進入聖殿。她苦苦哀求，換來的卻是百般羞辱。當她空手而歸時，這位可憐的母親卻發現孩子已經悲慘地離開了人世。莫迪官方傳記的作者塔倫·維傑對他記述的這個小故事評論說：“通過這幕單人劇，納倫德拉只想說明一個簡單的道理——天神的聖明就像一朵小黃花，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維傑還記述了莫迪學生時代發生在學校裡面的另外幾件足以反映莫迪個性的“小事”。據說，有一次，學校的梵文老師要求全班同學寫出“河流”一詞在語法順序中的詞形變化並交給班長批改。納倫德拉卻拒絕這樣做，他堅持認為只有老師本人才能批改學生作業。最終直到老師親自批改了他的作業，他才滿意。還有一次，學校為梵語成績較差的學生開設了專門補習課，但莫迪拒絕參加。他說：“即使梵天也無法教育好一個不願學習的男孩！”因為當時的納倫德拉更加喜歡廣泛閱讀的自由學習方式。維傑認為這反映了少年莫迪“有著鮮明的對錯是非觀念”。最後，還有一件“趣事”。有一次，莫迪看到學校四個大孩子圍毆一個孤立無助的小男孩。莫迪清楚自己鬥不過那四個身強力壯的大男孩，但他並沒有退縮。他朝他們飛奔而去，將手中鋼筆的墨水噴向他們，四個男孩不明就裡，轉身逃跑了。校長得知此事後，來到教室讓打人的四個男孩主動站起來，但沒有人承認。這時，納倫德拉對校長說：“先生，那些打架男孩的襯衫上都留有墨水的汙漬。”就這樣，壞孩子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在維傑看來，這件小事表明“納倫德拉是個機靈且足智多謀的傢伙”。
少年莫迪
拒婚出走迎來人生轉折
然而，維傑的這種聖徒傳式的記述對於我們真正地瞭解莫迪並沒有多大的幫助。這類事情大概是很多普通人在孩提時代都經歷過的。實際上，人們大可懷疑世俗的學校生活究竟對莫迪的成長產生了多大影響，甚至少年莫迪是否對整個學校生活抱有濃厚的興趣也不是無可置疑的。我們知道的一個事實是，莫迪在17歲那年完成高中學習後，並沒有選擇進入大學繼續他的學業，而是異乎尋常地選擇了離家出走。
莫迪另一部傳記——這部傳記不同於前面那部聖徒傳式的官方傳記，它是關於這位印度總理的政治傳記——的作者金舒克·納格將青年莫迪的這一選擇歸結為他對父母包辦婚姻的厭惡和反對。他說：“外界對此的普遍看法是多年前他的父母為了家庭圓滿包辦了他的婚姻。很早以前，莫迪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做出一番事業，而不是禁錮在瑣碎的家庭生活中。日漸長大成人的莫迪自然不願接受‘童婚’。為了逃避家庭的壓力，他只能選擇離開。”（金舒克·納格，《莫迪傳：從街頭小販到大國總理之路》）根據印度的童婚傳統，納倫德拉3歲時，他的父母將其與鄰村的一個叫賈蘇達本（Jashodaben）的女孩訂婚。賈蘇達本比莫迪小2歲。在莫迪17歲那年，當他獲知他的父母將為他舉辦正式訂婚儀式，而他在三年後就得迎娶賈蘇達本與之完婚後，莫迪陷入與父母的爭吵，然後不顧父母的堅決反對，毅然選擇了離家出走。
對這樁包辦婚姻的反對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青年莫迪的輟學和出走。印度不是中國，沒有科舉取士的傳統。因而，在印度人的意識中，大概也就缺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觀念。通過努力讀書博得功名以改變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想法，在印度遠沒有在中國流行和影響深遠。中印在社會傳統和文化上的這種差異可能更能說明為什麼像中學時代的莫迪那樣“上進”的印度青年何以沒有選擇擠進大學的殿堂。誠然，1978年莫迪通過遠程教育的方式從德里大學得到了政治學學士文憑，5年後又從古吉拉特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然而，此時莫迪早已走上了一條與傳統中國士大夫完全不同的“仕途”。
《莫迪傳：從街頭小販到大國總理之路》
實際上，對少年莫迪的人生軌跡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印度的印度教傳統了。神聖的印度教傳統對少年莫迪的影響可能大大超過了世俗的學校教育對他的影響。早在八歲那年，莫迪就開始接觸印度最大的印度教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SS），參加它的地方訓練課。在那裡，他碰到了拉克什曼拉奧·伊納姆達爾（LakshmanraoInamdar），他通常被人們稱為瓦基勒·薩希卜（VakilSaheb）。在瓦基勒·薩希卜的感召下，莫迪成為國民志願服務團的一名小幹事，而薩希卜也成為這個少年最初的政治導師。在國民志願服務團，莫迪還碰到了當時印度人民同盟（印度獨立後RSS最早的政黨組織）的領導人瓦桑特·加金德拉加德卡（Vasant Gajendragadkar）和納塔拉爾·賈格達（NathalalJaghda），他們在1980年成立了印度人民黨（BJP）的古吉拉特分部。不用說，這些人向年少的納倫德拉·莫迪灌輸的是現代印度教的價值和傳統。
近代的印度教傳統
與我們很多人的想象不同，所謂的“印度教”（Hinduism）最初只是近代以來英國殖民主義者對他們在印度發現的各種各樣民間信仰、崇拜和習俗的總稱。英國殖民主義者發明這一術語是為了創造一個東方主義的他者，以便為他們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提供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在英國殖民主義者眼裡，他們看到的“印度教”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宗教，只能說是迷信的集合體，從而“印度教”也就成為他們所統治的穆斯林以外的大多數印度臣民愚昧、野蠻和落後的標籤。印度人（Indians）被等同於印度教徒（Hindus），而印度教徒的全體也被視為一個自古以來就存在於印度的古老民族。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個最初由英國殖民者發明的政治神話不僅在英國殖民統治者是毋庸置疑的事實，而且在後來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民族主義者那裡變成了不能動搖的信條。“印度教”成為印度現代民族主義者構建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石。然而，當代很多研究印度的歷史學家更傾向於認為歷史上的印度並不是一個單一文明，而是一個多文明區域。自然，在這種情況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作為印度歷史文明大傳統的印度教傳統。
印度教傳統事實上是19世紀晚期以來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創造，而1925年由凱沙夫·巴里拉姆·赫志瓦爾（Kashav Baliram Hedgewar）在現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那格浦爾市創立的“國民志願服務團”可以說構成了這一過程的頂點。這個半軍事化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自願組織的第二代領導人馬德哈夫·戈爾瓦爾卡（Madhav Sadashiv Golwalkar）把國民志願服務團的使命規定為在普世主義和全人類共享和平和繁榮的基礎上覆興印度教價值觀。“VasudhaivaKutumbakam”（即“天下是一家”的世界大同觀念）被當成是該組織的終極目標。不過，這個組織的領導人相信他們的近期目標是復興印度教，把所有印度教徒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平等的社會和強大的印度，以為實現天下大同的終極目標做準備。用戈爾瓦爾卡本人的話說，就是：“為了能夠把我們的獨特知識貢獻給全人類，為了能夠為世界的統一和福利生活和奮鬥，我們必須作為一個自信的、復興的和強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面前。”
為實現這個目標，國民志願服務團要求其高級成員“無私地為祖國服務”，堅守獨身主義，從而使這個號稱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非政府志願組織（有五六百萬成員）看上去像是一個異常龐大的現代僧侶組織。不過，與傳統的印度教僧侶或聖人崇尚玄思冥想和消極出世的生活態度不同，這些國民志願服務團的現代印度教“僧侶”或聖人們秉持的是所謂的“新印度教”的生活態度和價值取向。19世紀以降以拉姆莫漢·羅伊、斯瓦米·維維卡南達、薩瓦帕利·拉達克裡希南和聖雄甘地為代表的印度本土知識精英在西方宗教和文化的影響下對他們的“傳統”宗教進行了改革，滌除其中的密教成分，強調它的吠陀要素，形成了所謂的現代印度教或“新印度教”。新印度教以吠檀多哲學為基礎，倡導“業瑜伽”（Karmayoga），認為印度教徒通過積極入世“作業”（即在現世生活中追求正義，不畏犧牲）也能像過去棄世的印度教苦行僧那樣獲致最後的解脫（moksha），前提是不期望從這樣的社會行動中獲得任何回報或利益，而保持全然超脫的心態。斯瓦米·維維卡南達和聖雄甘地可以看作印度現代史上踐行這種新印度教的兩個最突出的典範。前者在1897年5月創立羅摩克里希那佈道團，積極從事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後者則放棄了薪資優厚的律師工作，投身“堅持真理運動”，領導印度擺脫殖民統治和走向獨立，他們的共同點是放棄了私人的家庭生活和世俗的享樂，通過致力於公共的社會事業以達到精神上的圓滿。他們的這種生活或許可以描述為世俗的僧侶生活。在我們看來，這種生活方式可能顯得有些詭異和不可思議。然而，這種生活方式和態度卻十分符合現代印度教的“教義”。
莫迪在2009年參加一次國民志願團集會的場景
在現代印度教的踐行者看來，印度教其實就是一種“傳統的生活方式”。它為印度教徒規定了四種正當的“人生目標”（Purusarthas）：達摩（dharma, 意為“倫理”和“義務”）、阿爾塔（Artha，意為“富足”和“工作”）、卡瑪（kama，意為“情感”和“情慾”）和摩克沙（moksha，意為“解脫”和“擺脫輪迴”）。這四種人生目標都被認為是重要的，但達摩的重要性被認為高於阿爾塔和卡瑪，而摩克沙則被認為是人生的終極理想。與這種人生目標理論相聯，現代印度教還提出了人生的“四行期”（Ashrama）理論，它把人生劃分為前後相續的四個階段：梵行期（Brahmacharya，學生期）、持家期（Grihastha，成年後的家庭生活階段）、休隱期（Vanaprastha，退休階段）和遁世期（Sannyasa，苦修以求解脫的階段）。每一個人生階段都有相應的倫理、責任和義務，對四種人生目標的側重程度也各不相同，而且各個人生階段都被看作是通往最終解脫的不同臺階。這種人生圖式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徵是：它不是家庭本位的。它沒有把家庭生活和相關的世俗利益置於中心位置，儘管在這種人生圖式中，阿爾塔和卡瑪都是“正當的”人生目標，而持家期在人生的四個階段中也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但對於印度教倡導的最高人生理想——摩克沙來說，遁世期的苦修生活則被認為具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意義。因而，那些在度過梵行期就直接出家修行從而過著僧侶般生活的印度教徒，在印度受到特別的推崇和尊重。
莫迪的長成
這樣看來，少年莫迪的輟學、拒婚和離家並不表示對“封建”家庭和“封建”婚姻的抗拒，而是意味著對近代以來形成的印度教傳統的踐行。同當代最大的印度教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的早期接觸把少年莫迪變成了印度教之子。莫迪離家之後的行動似乎印證了這一點。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他像一名真正的印度教托缽僧那樣到印度北方和東北地區遊歷。不過，他到底去過哪些地方人們並不是很清楚。在訪談中，莫迪曾說他拜訪過斯瓦米·維維卡南達創立的幾處印度教修道院：首先是加爾各答附近的百魯爾寺（Belur Math），然後是北方邦阿爾莫拉的阿德瓦伊塔修道院（AdvaitaAshrama）和拉傑果德的羅摩克里希那佈道團（Ramkrishna Mission）。在每一處修道院，他都只是停留片刻，而沒有被接納為正式的修道團成員，因為他沒有必需的大學教育資歷。1968年夏初達到百魯爾寺和未被接納後，莫迪又到加爾各答、西孟加拉邦和阿薩姆遊歷，期間順訪了西里古裡和古瓦哈蒂。之後，他在途徑德里和拉賈斯坦返回古吉拉特之前，再次造訪阿爾莫拉的羅摩克里希那修道院，結果他還是沒有得到接納。1969年末或1970年初的某個時候，莫迪回到他的家鄉瓦德納加爾，見到了久別的家人。然而，出乎我們中國人通常的預料，他的這次回家並不是“浪子回頭”。他僅僅在家裡呆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又出發了。他前往艾哈邁達巴德，繼續自己的印度教徒之旅。
來到艾哈邁達巴德後，莫迪很快就聯繫上了他從前的導師伊納姆達爾，後者就居住在國民志願服務團在該市的總部——赫志瓦爾大廈。伊納姆達爾事實上充當了莫迪在國民志願服務團的政治導師，許多人把莫迪看成伊納姆達爾的“心生子”。1971年印巴戰爭後，莫迪辭去了原先在他叔叔餐廳的工作，成為國民志願服務團的一名正式“幹部”（pracharak），並且搬離了叔叔家。與莫迪同時期供職於國民志願服務團的一名活動家評論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這種轉變給了莫迪身份歸屬感和生活的目標。他生命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再是一個人而成為‘大家族’中的一員。我想，這件事在他的人格塑造過程中意義深遠，莫迪原本艱辛的生活也變得輕鬆些了。”
莫迪原本出身低等種姓，而國民志願服務團傳統上是一個由婆羅門高等種姓領導的組織。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一旦加入國民志願服務團，莫迪就必須放棄原來的種姓身份和種姓意識。他別無選擇，只能接受這個組織歷史地形成的印度教意識形態，並且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從事他的各種政治活動。歷史的個人無論具有怎樣的特質和魔力，他都無法逃脫歷史施加給他的傳統。只有理解了現代印度的歷史傳統，我們才能理解莫迪這樣的政治人物。和鄧小平不同（鄧小平和他同時代的眾多中國新知識分子一樣都是世俗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產兒），莫迪本質上卻是印度現代史上形成的印度教傳統的產物。
參引文獻：
金舒克·納格：《莫迪傳：從街頭小販到大國總理之路》，廣東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塔倫·維傑《草根總理——莫迪》，四川美術出版社
Golwalkar, M. S.: Bunch of Thoughts. Bangalore: Sahitya Sindhu Prakashana, 1966. 轉引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shtriya_Swayamsevak_Sangh#cite_note-bunch-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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