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姓丁名賓，不僅中了進士還官至尚書。他進士剛及第時，座師王錫爵對他說：“你現在及第了，可以看點古文了。”他問：“那該看些什麼呢？”他的座師說：“無非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軾轍）。”他好奇地問：“韓柳歐蘇是幾個人？”
還有一次，有人跟他談起二十四史，他覺得很好奇：“一個人怎麼能寫得了這麼多東西？”
這並非是笑話，其實在科舉制度下，類似丁賓這樣的只會考試的讀書人還多的是。在張岱的《夜航船》中，也講到了這樣的事情。
一個僧人在一艘擁擠的船上聽一個士人在高談闊論，覺得他很了不起。可越聽越覺得有破綻。於是問道：“澹臺滅門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士人答：“當然是兩個人。”“那堯舜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當然是一個人。”僧人聽了，搖搖頭，讓士人讓開，好讓他把腳伸直，甚是看不起他。但奇怪的是，當時只有這樣的讀書人才能科門高第。這實在是科舉制度的悲哀，時代的悲哀啊。
歷史的車輪總是在不停地前進，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選拔人才的標準也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
時間來到了民國初期，這是一個出大師的時代，也是一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時代。為什麼那麼多的大師都集中在這樣一個短暫的時期裡呢？胡適的經歷也許能說明一些。
胡適參加留美生資格考試，國文的題目是“論無規矩無以成方圓”。這是一個帶有道德性的論述題，然而胡適先生卻一時興起，在考場上考證起“規”和“距”的起源來，將一個論述題做成了考據文章。
如果放在今天，閱卷老師就算開恩不給個零分，那也會判個很低的分數。
可是奇蹟出現了，那場考試的改卷人恰巧是個跟胡適有同樣愛好的考據癖，他閱卷之後大喜過望，提筆給了胡適100分。
要知道在那次考試中，胡適的其它幾門課分數並不高，如果不是這門課得了100分，他是無論如何也去不了美國的。也自然不會有他以後的偉大成就。
胡適的好事，是屬於曾經有過的好事，放在今天是無論如何也複製不了的。沒有哪位老師敢欣賞一篇跑了題的作文中的學問而給他滿分。
不同的教育造就不同的人才，這是一個普通的道理，然而時至今日，即使是這樣一個普通的道理，我們大家仍然沒有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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