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號的誕生，就是為了大額現金的匯兌。
晚清的中國人，絕大部分情況下不需要揹著幾十斤重的白銀跋山涉水，他們有票號發放匯票（會券，《山西票號史》）、期票（簽發時約定若干時日後兌付的長期匯票，《清高宗實錄》）性質的票據滿足需求，如果你是高官顯貴，票號不但提供存款服務，還能享受無抵押的信用貸款。
按照《申報》的報道：
昔年票號皆薈萃蘇垣，分號於滬者僅數家，資本無此時之巨，專以匯兌為交易而不放長期。軍興以來（太平天國），藏富於官，票號結交官場，是以存資日富。迨東南底定（1864年），上海商埠日盛，票號聚集於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銀於錢莊，多至二三百萬。（《答暨陽居士採訪滬市公司情形書》，《申報》1884年1月12日）
蘇垣即蘇州，江蘇巡撫駐地，有藩庫、又有一省的達官貴人，晉商票號吃他們的匯兌飯就夠了，當然沒興趣和上海的外貿商人摻和。等到太平天國戰爭打爛整個江南半壁，官員將佐搶夠了、賺足了，山西票號又撈到了各省的軍餉、協餉匯兌的金飯碗，資本滿盈得幾乎要溢出了，必須考慮資本回報的時刻，方才大規模殺入上海，做起了“金錢的批發商”。
和大家的普遍認知不同，喬致庸號稱匯通天下的晉商票號，一般並不經營零散的個人業務，更喜歡清政府的公款匯兌（無息存款），官宦、鉅商的大額儲蓄，再以雄厚的資本金和存款，從事遠途大額匯兌，乃至於到各商埠向錢莊發放“長期”（無固定期限的長期貸款，但可隨時索回），
也就是今天所謂的機構業務，同業拆借。
晚清同治、光緒年間匯票、會票、兌票實物
正因晉商票號的業務往往是To B的，所以，才會被後人們吹噓為如何如何穩健，當然，如果與錢莊相比，票號的經營模式確實要穩健無數倍，但是，這種“ 穩健”本身也是畸形產物，其實是與官僚、尤其是腐敗官員綁定，為官員牟利，借官勢經商，在政權穩定的大背景下，整個經營風險自然就小，所以，清代歷次金融危機，知名票號少有破產的。
但是，當辛亥革命的槍聲震撼大清皇帝的寶座，在有清一代一直聲勢烜赫的晉商票號搖搖欲墜，1911年10月以前，全國尚有26家票號存世，次年減為24家，1913年減為20家，1915年再減為17家，1917年只剩下12家，1920年只有9家，1921年只有5家，到1934年，只剩下三家山西票號還在垂死掙扎，那就是山西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與祁縣的“三晉源”，幾年後，票號就永遠消失了。（吳鉤：《山西票號的信用》）
這種命運，恰恰是晉商票號官商一體，靠“官”吃飯的必然。
在電視劇《喬家大院》裡，晉商魁首喬致庸不愛和官府打交道，可歷史上真實的喬致庸家族卻和官府有著不解之緣，喬家的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年（1884）每股分紅是850兩，光緒十四年（1888）增長到3040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紅高達17000兩！
靠的是什麼？正是庚子國變後，清廷將各省公款匯兌下放給晉商票號。
1884年，在晉商集團的多方遊說之下，清廷出臺政策，規定票號在開業前須向當地的道臺衙門呈請批准，領取“部貼”（營業執照）。而這一“部貼”必須得到同業者的聯保，由戶部派人調查股東的籍貫、保證人的地位以及經營方針。由於此前的票號多由晉商開辦，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進入壁壘，票號產業漸成晉商專利。（吳曉波：《晉商票號百年祭》，刊於《錢江晚報》）
直接操縱政府實行政策壟斷，政府關係何其強悍？
但也正因為如此，晉商票號的整個組織體系和業務流程，都和政府綁定極深，更具體地說，是與清王朝一整套財稅管理體制和人事任命體制親密共生，對了，忘了說了，晉商票號還有一項任務是代客行賄，做掮客服務，比如地方官需要報銷軍費，或者跑官、買官，他們都可以提供周到和細緻的中介服務。
但是很不幸，清朝的這套制度，哪怕是到清末新政時，也已經維持不下去了，可財雄勢大的晉商們仍然誤以為他們可以將他們的傳統一直保持下去，殊不知，讓他們發揚光大的，並不是他們引以為傲的這個規條、那個習慣，而是他們所服務的這個客戶——大清朝。
客戶都變了，所有的一切，自然也就維持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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