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中，成都五毒害人不浅。其中的烟毒、赌博、袍哥、娼妓，之前的｛成都故事｝都有作详细的介绍。本期，我们就来说说这最后一毒——特务。
那么，特务特务，倒底它是什么意思？
话说国民党时期，中央党部内设有一个“调查统计局”，负责人是陈立夫，后来成立全国最高军事机构一一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为了统治全国，蒋介石认为，必须得有一个专门掌握情报的御用机构，这样自己才能洞悉天下，未雨绸缪，先发制人。因此，蒋在军事委员会内，也成立了一个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而原来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则称为“中统局”。中统局专管教育、文化及社会活动的多项情报工作，军统局则专管全国各军事机构和航检所、邮检所、交检所、缉私等权力机构。
军统局于1928年成立，之后迅速在全国各地开办“特训班”，招收高中及大学文化程度的学生为学员，几年之间，发展到几万人之多。大多数都是分配到各处搞情报和行动工作，不但深入各军事机构和部队，甚至还发展到驻世界各国的官要人物，分布到国内外的秘密电台有一千多部。
当时，为培养各省独当一面之高级警政干部学校——中央警官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也纷纷加入军统局的组织，很多警官也成为了军统分子，于是，军统分子都以“天子门生”“国之骄子”自居，加之权力在手，气焰嚣张，达到极点。而社会上呢，对待这类自认为有“特殊任务”在身的歪人，习惯上都称他们为“特务”。
特务+袍哥，造就成都“特色”
在我们成都，和其他地区不同，除了军统特务、中统特务之外，还多一种“土特务”，他们既非“军统”，又非“中统”，干的又是特务勾当，如解放前夕的“稽查处”“乡村情报所”之类的单位，放出大批土特务来敲诈善良，欺骗平民，而这些土特务的头头都是些袍哥头子，如徐子昌之流（《成都故事｜袍哥传奇西霸天》有作专门的介绍，有兴趣的同鞋可以翻看往期内容），让上了岁数的老成都们至今思之，犹有余痛。
不管是军特、中特还是土特，其破坏和残害的中心工作都只有一个：针对共产党、异已分子和各民主党派而进行残酷迫害。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成都解放，天府之国遭受军、中、土三类大小特务踩躏欺凌了十多二十年，真是叫人唏嘘。
特务的罪行，应被永久钉在耻辱柱上
抗战时期，中统局在成都的情报机构，附设于四川省党部内，名称为“调统室”，调统室的成都区主任叫刘国辉，他奸狡油滑，创办了一个“中统”兼袍哥的组织“大中社”，把“特”“袍”溶为一体，一时间发展到六七百人，后来刘国辉还与成都各袍哥头子拜把子，进一步壮大并武装了大中社。解放战争时期，这支大中社还被拖出成都打游击，窜入邬县、金堂县等阻碍全川解放，可恶至极。结果被解放军击溃，刘国辉被俘。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更是心狠手毒，不惜用法西斯专政手段，来进行血腥统治。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全市，但这却让“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了起来。
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国民党大量利用军、警、宪、特等统治工具，对中共地下党、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和爱国组织，大肆进行侦察逮捕，军、中、土各类特务，气势嚣张，在数不清的残酷事件中，记得最突出的有三次“大逮捕”，一次是1947年的6月2日，一次是1948年的8月20日，另一次是1949年的4月20日。三次的手段都极其残酷，令人发指。
此处，暂且就来说说第一次大逮捕过程
1947年2月，国共和谈破裂，蒋介石勒令在重庆和上海、南京的中共和谈代表全部撤回延安。5月9日，他公开宣布“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之后以“中共正与之联合准备暴动”为借口，决定于6月2日采取大行动一一对共产党和革命进步人士进行全国性大规模的逮捕和镇压。
这年5月26日，当时的四川省主席邓锡侯接到密电，被授命在6月3日前，将全省所有中共人员、民主党派成员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一切进步人士全部逮捕，静候处理。之后的29日，邓再次接到紧急电令。次日，邓组织紧急会议，决定：1.各特委组织提供捕人名单送邓裁决；2.成立行动小组（指挥部）；3.执行逮捕时宣布临时戒严；4.全城范围内同时实施统一逮捕。
6月1日上午，邓锡侯接到最后审议的名单，过目后立即电话通知各执行单位头子，让他们第一时间到会，作最后的表决。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下午三点。最后，邓锡侯于一片众议声中，有所顾忌地剔除了40余人的名字（含有不少进步学生、老师、专家和教授），最后圈定了一份60余人的黑名单。
当晚11时，成都开始全市戒严，零时正，行动总指挥部一声令下，各行动组奔赴预定地点。各地口令声、撞门声、警车呼啸声，响成一片，七十万人口的锦城变成了乌云满天、阴森恐怖的鬼域世界。原定黑名单上除极少数人脱逃外，全部落入敌手。在逮捕的同时，敌特分子，还到处趁火打劫，把许多被捕者的金手饰、手表、相机、钱币、古玩、玉器、收音机等贵重财物，一洗而空。
此次行动 ，抓捕的都是共产党员、民盟骨干成员和其他革命进步人士，通过严酷审讯后，国民党把田一平、孙文石、罗启维、刘慕宇、张大昌等十多人，分别押送重庆渣滓洞监狱审理，王伯高、于渊、杨伯恺等人，则长期囚禁于成都监狱，备受折磨摧残，直至成都解放前夕被残忍杀害。
此外，国民党同期还在重庆、自贡、乐山、泸县、内江、南充、绵阳等重要城市进行了大逮捕。
1949年冬天，解放军迅速进军大西南，蒋家王朝濒临最后崩溃前夕，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急忙将各特务机构在西南各地逮捕囚禁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革命青年和其他爱国志士，统统秘密处死，继十一月下旬，在重庆渣溶洞、白公馆疯狂进行了屠杀之后，十二月上旬又在成都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桥大惨案”。
下期｛成都故事｝，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十二桥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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