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府。1938年，我从南昌二中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大学里，有幸聆听到陈寅恪、叶公超、钱锺书、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等大师的精彩课程。
一
我于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教大一英文的，上学期是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先生，下学期是钱锺书先生。叶先生在欧美留学时，得到英国桂冠诗人艾略特 （钱先生译为爱利恶德）、美国桂冠诗人弗洛斯特赏识，自恃很高。二十几岁回国，他就是清华、北大的教授，在清华教过钱锺书的大一英文。对才华超过他的钱先生，他当时就挖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他对学生很严，上课不太讲解，但讲词汇的用法，却很精彩。他讲赛珍珠 《荒凉的春天》时，物理系学生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这个问题说明杨振宁能注意异常现象，已经是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奖的先声，但叶先生却不屑回答，反问杨振宁：“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杨以后有问题都不直接问他，而要我转达了。叶先生考试也很严，分数给得又紧：一小时考50个词汇，5个句子，回答5个问题，还要写篇英文短文。结果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而别的组却有八九十分的。叶先生后来在南京做外交部长，我出国前去看他，他劈面一句话就是：“你要出洋镀金去了。”叫我下不了台，只得答道：“老师已经镀成金身，学生只好去沙里淘金了。”有人说叶先生太懒，看来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 《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译，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钱锺书先生教我的时候才28岁，刚从牛津回国。他在清华时上课不听讲，而考试总是第一的故事，在联大流传很广，使我误以为天才是不用功就可以出成果的。钱先生1939年4月3日讲的一课是 《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已经显示了后来写 《围城》的才华。他讲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知人善任”，使我更了解西方的民主；但他认为民主的原则不能应用于文学批评，也就是说，不能根据读者的多少来衡量文学作品的高低。他还讲过一课 《自由与纪律》，大意是说：人只有做好事的自由，如果做了坏事，就要受到纪律制裁。这使我对自由的了解，更深入了一步。6月12日考试的时候，他只要求我们一小时写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却不容易：《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和叶先生比起来，他更重质，叶更重量；他更重深度，叶更重速度。
1939年秋，我上外文系二年级，听了吴宓先生的 《欧洲文学史》。吴先生是古典主义的外表，却包含着浪漫主义的内心。他上课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连学生的座位都按学号排好。记得坐前排的有外文系总分最高的才女张苏生、演过曹禺《原野》女主角的张定华、后来译 《红与黑》的赵瑞蕻，赵的未婚妻杨静庐 （杨苡）也译过 《呼啸山庄》，按学号应该坐后排，吴先生却照顾她坐在赵旁边，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浪漫主义精神。中排坐我旁边的是联大校花高训诠 （世界闻名的建筑大师林同炎的未婚妻），还有英语说得最好、代表中国童子军见过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罗宗明。当时在美国 《诗刊》上发表过英文诗的李廷揆，《九叶集》诗人杜运燮 （他们两人是小李杜）等却坐在后排，真是“才子佳人”，济济一堂，井井有条。吴先生上课时说：欧洲文学，古代的要算希腊最好，近代的要算法国最丰富；他最喜欢读卢梭的 《忏悔录》，认为卢梭牵着两个少女的马涉水过河那一段，是最幸福的生活，是最美丽的描写。这引起了我对法国文学的兴趣，后来去了巴黎大学，回国后又把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普鲁斯特、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的名著译成中文。吴先生还教过浪漫主义诗人和中英诗比较两门课。他依照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 《哈罗德公子游记》写了一篇中文长诗；他赞赏雪莱的名言：爱情好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并不会减弱；他说济慈一行诗里有声有色，有香有味，感染力强。他并要我们多背英诗，这使我后来具备了诗词英译的才能，并在北京大学开中英诗比较课；不过，吴先生是用汉语讲唐诗宋词，我是把诗词译成英文了。
二
1943年中文系的汪曾祺在他的 《选集》中说：“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他自己就写了沈从文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同学中他写了王浩、朱德熙等人。清华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记下同代人的雪泥鸿爪，后人就难免要雾中看花了。
清华国学研究院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梁、王都在20世紀20年代去世，赵元任自1938年起，长期在美国任语言学会会长，所以我只见过陈寅恪一人。
他来清华是梁启超推荐的，据说校长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校长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忿然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因为他能解决外国著名学者所不能解决的难题。”校长一听，才决定聘陈寅恪来清华任导师。他在清华住赵元任家，因为他“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成家”。赵同他开玩笑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他才成了家。
1939年10月27日，我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过陈寅恪先生讲 《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我在日记中写道：“陈先生讲课时两眼经常微闭，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陈先生谈到做学问之道时说：研究生提问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额下铃谁解得？”解铃当然还是系铃人了。（笑声）问题也不可以太大，如两个和尚望着“孤帆远影”，一个说帆在动，另一个说是心在动，心如不动，如何知道帆动？（笑声）心动帆动之争问题就太大了。问题要提得精，要注意承上启下的关键，如研究隋唐史注意杨贵妃的问题。后来读到陈先生的 《闻道》诗：“玉颜自古关兴废，金钿何曾足重轻？”我对他小中见大的看法，才加深了一点体会。
西南联大翻译最出名的是潘家洵教授。他在讲大一英文时用的是翻译法，最受学生欢迎，不但教室内座无虚席，门口、窗口都挤满了旁听生，下课铃响了还依依不舍；但他在外文系没开翻译课，而是讲语音学。翻译和大四英文合开，开课的先后有叶公超、吴宓、袁家骅三位先生。吴先生讲大四英文时要大家先背一篇名著，如哈兹利特的 《论哈姆雷特》，再模仿写一篇评论。有人认为这个方法太笨，我却觉得“熟读唐诗三百首”，自然水到渠成。吴先生讲翻译，举外文系研究生的译文为例，说最大的问题是只译了词（表层结构）而没有译意 （深层结构），并且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外科医生医治箭伤，只把箭杆切断，却把箭头留给内科医生去取，外文翻译决不能学这个外科医生 （这个笑话不一定是吴先生讲的）。这点给我印象很深，50年来一直没有忘记。1941年，美国志愿空军来华对日作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外文系三四年级男学生全部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到1942年秋才回联大。那时开大四英文和翻译的是袁先生，他要我们写中西文化比较的论文，我写了一篇 《儒教与基督教》，一篇 《庄子与浪漫主义》，现在看来虽然肤浅，却为我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在袁先生的翻译班上，我译了德莱顿诗剧 《一切为了爱情》 （又名《江山殉情》），写的是罗马大将安东尼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直到1956年，才由袁夫人钱国英推荐，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回忆起来，不能不感激五十年前教我的吴先生和袁先生夫妇。
外文系必修课还有第二外国语，同班同学大多数选法文，我因为读过鲁迅译的果戈理，巴金译的屠格涅夫，郭沫若译的托尔斯泰，都是俄国作家，就选了刘泽荣先生开的俄文。看见化学系的名教授曾昭抡等进步人士也来旁听，我心中自以为得计。上课后才知道俄文的名词、形容词有三性、六格，动词有二体、三时，比英文复杂多了，不免生了畏难情绪。外文系还有一个选俄文的东北同学，他已经学过几年俄文，并且会说俄语，我们相差很远。不料考试结果，他得98分，我却得了100分，这一下就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哪知好景不长，刘先生到苏联担任文化参赞去了，后继无人，我又只好改选法文。
联大开法文的有吴达元、闻家驷、林文铮、陈定民四位教授。吴先生多用英文讲，闻先生多用法文讲，林、陈二位多用中文讲。我选了吴先生的课，班上“才子佳人”很多：“才子”如今天国际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后来得了宋美龄翻译奖的巫宁坤；“佳人”如全校总分最高的林同珠，身材最高、亭亭玉立，演英文剧得到满场掌声的梅祖彬 （梅贻琦常委的大女公子），巴金的未婚妻、女作家陈蕴珍 （后名萧珊），后来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诗词英译本的林同端。我比他们高了一班，成绩不能落后，于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果然首战告捷，考了99分。扣了一分，那是课文中还没讲到的不规则动词，不能算我的错；但是那个动词王浩却写对了，可见他的自学能力之强。这也说明综合大学的优势，文理学院学生同班上课，可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回想联大五年，见到的人物真不少。我听过冯至先生的德文，但因为德文的子音太多，比法文的母音还多，所以没学下去。我旁听过吴有训先生的物理，见过他用不倒翁说明重力的问题。我约陈省身、许宝騄二位先生打过桥牌，因为错把“三无将”改打“四红心”，失去了战胜两位数学大师的机会。我做生物实验时照书画图，受到助教吴征镒的批评，助教后来成了中国植物研究所所长。甚至体育老师也是清华名人黄中孚（1933级），他说过一句名言：I cannot educate you unless you educate yourself（你不教育自己，我就无法教育你），并要我们每天做体操，保证百病不生。我坚持了五十多年，果然得益匪浅。
联大不但校内名师云集，校外文化名人来演讲的也不算少。1939年1月2日，茅盾就在朱自清的陪同下，講过“一个问题的面面观”，结论是看问题的角度越多，就越接近真理。老舍曾来做过两次谈写作的报告。巴金则同文学青年举行了座谈会，沈从文和萧乾也喜欢座谈。曹禺1939年7月28日来谈写戏剧的经验，他说剧中人物不能太典型化，太好太坏都不容易引起共鸣；他并且在8月26日，和联大师生同台演出他和宋之的合编的抗日戏剧 《黑字二十八》。就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培育了一代风华正茂的联大青年。
北大名师林语堂到美国去了，他写的《生活的艺术》选入了联大的英文读本；他本人也回联大做过一次讲演。记得他说过：我们听见罗素恭维中国的文化，人人面有喜色；但要知道：倘使罗素生在中国，他会是攻击东方文化最大胆、最彻底的人。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有三点优于西方文化：一是象形文字高于拼音文字，二是儒家人本主义优于宗教的神学，三是“学而优则仕”高于贵族世袭制，所以中国文化维持了几千年。但儒家伦理压制个性发展，象形文字限制国际交往，不容易汇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对人类文明的客观价值有限，所以应该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文明的高度，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成分。
三
朱自清是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1931年我在小学六年级时读过朱自清的 《背影》，但我喜欢的不是这篇描写父子真情、朴实无华的课文，而是更能打动幼小心灵的那一篇：“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消逝了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1938年来联大后，居然在大一国文课堂上，亲耳听到朱先生讲 《古诗十九首》，这真是乐何如之！记得他讲 《行行重行行》一首时说：“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是说物尚有情，何况于人？是哀念游子漂泊天涯，也是希望他不忘故乡。用比喻替代抒叙，诗人要的是暗示的力量；这里似乎是断了，实际是连着。又说“衣带日已缓”与“思君令人老”是一样的用意，是就结果显示原因，也是暗示的手法；“带缓”是结果，“人瘦”是原因。这样回环往复，是歌谣的生命；有些歌谣没有韵，专靠这种反复来表现那强度的情感。最后“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两句，解释者多半误以为说的是诗中主人自己，其实是思妇含恨的话：“反正我是被抛弃，不必再提吧；你只保重自己好了！”朱先生说得非常精彩。后来我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把“依北风”解释为“不忘北国风光”，就是根据朱先生的讲解。
其实，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地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11时到12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 《诗经》，陈梦家讲 《论语》，许骏斋讲 《左传》，刘文典讲 《文选》，唐兰讲 《史通》，罗庸讲 《唐诗》，浦江清讲 《宋词》，魏建功讲 《狂人日记》等等。真是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陈梦家先生讲 《论语·言志篇》，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祈，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概，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有一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我：“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个结了婚？”我不知道，他就自己回答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个贤人，《论语》都说过了。”“五六”二字一般指“五或六”，有时也可指“五乘六”，从科学观点看，这太含糊；从艺术观点看，这却成了谐趣。
刘文典是一位才高学广、恃才自傲的狷介狂人。《清华暑期周刊》1935年7月登了一篇 《教授印象记》，说他“是一位憔悴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僻谷之老衲……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嚓。既尖锐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他讲 《圆圆曲》，如数家珍……”他讲曹丕 《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讲了一句。文中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文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他讲得头头是道。其实他轻视作家，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只拿4块钱。”有一次跑空袭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便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他不但轻视文人，当他做安徽大学校长的时候，甚至顶撞蒋介石说：“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结果蒋介石關了他好几天，鲁迅 《二心集》中都有记载。
罗庸讲杜诗。如果说梁任公讲杜诗侧重宏观的综合，那么罗先生却侧重微观的分析。如《登高》前半首：“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罗先生说这首诗被前人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因为通篇对仗，而首联又是当句对：“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一、三句相接，都是写所闻；二、四句相接，都是写所见；在意义上也是互相紧密联系：因“风急”而闻落叶萧萧，因“渚清”而见长江滚滚；全诗融情于景，非常感人。学生听得神往。有一个历史系的同学，用“无边落木萧萧下”要我猜一个字谜；我猜不出，他就解释说：“南北朝宋齐梁陈四代，齐和梁的帝王都姓萧，所以‘萧萧下就是‘陈字；‘陈字‘无边成了‘东字，‘东字繁体 （東）‘落木，除掉‘木字，就只剩下一个‘日字了。”由此可见当年联大学生的闲情逸趣。
浦江清讲李清照的 《金石录后序》，讲到她前半生的幸福和后半生的坎坷：“只恐双溪舴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他就联系 《西厢记·送别》说：“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就是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五十年后，我把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等译成了英、法文，回忆起来，不能不感激朱、闻、罗、浦诸位先生；但现在却是英魂“远影碧空尽”，只见长江天际流了。
（选自《绮年琐忆》/许渊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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