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是研究東漢“處士”活動的基本史料。
日本學者增淵龍夫和川勝義雄立足於政治史的角度，探討“處士”在東漢末的表現。增淵龍夫將此傳中出現的徐稺、姜肱看作“具有逸民風範的人士”。川勝義雄則以為這些人和范曄《逸民列傳》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人物不同，他說：“他們雖然關心政治，對政治有著自己的見識，但仍然斷絕了出仕於當今的念頭，也就是立志作一個處士。”因而可以將此傳稱為“處士傳”。1
澳大利亞學者文青雲、臺灣學者王仁祥等，立足於社會思想史的角度，探討隱逸思想和逸民群體的形成與流變。文青雲認為范曄《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中諸人，是“能夠審時度勢、在仕與隱之間做出完美抉擇的人們”。1王仁祥將東漢的隱逸者分為“先隱後仕”、“先仕後隱”和“終身不仕”三類。在最後一類中，王仁祥注意到《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中記載的人物已經不是常識中的山林隱逸，他們與《逸民列傳》中的逸民因是否“識去就之概”而分成兩類。這一觀點已經試圖從合傳原則來探索傳主之間的差異，惜其仍在“隱逸”的框架下進行探討，無非是著意對隱逸者進行區分。2
這些研究往往較少辨析“處士”、“節士”以及“隱逸”諸多概念的差異，不能達到清晰地揭示漢末的政治圖景的效果。3
既然范曄《後漢書》中專設《逸民列傳》，又另設《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兩傳即便存在聯繫，其中人物亦不應混為一談。換言之，不能不考察本傳中人物形象的形成過程，想當然地將其視作隱逸之流，更不能簡單地將“處士傳”等同於《逸民列傳》。
由於范曄整合諸家《後漢書》而成己著，其書的史料來源班班可考，學界亦對《後漢書》的傳記形成做了嘗試性的工作。4那麼，從《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的文本出發，思考范曄對先前諸家《後漢書》相關史料的利用與整合，分析此傳中人物構成及歷史形象，進而思考本傳形成的原因和內在理路，是更為基礎且可取的作法。
一、兩漢“節士”與“處士”的聯繫與區別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中首先記載了太原閔仲叔和荀恁二人事蹟。前者“世稱節士”，後者“亦修清節”。5所謂“節士”，在兩漢之際有著特定的含義，指的便是不與王莽政權合作的士人。
《漢書》和《後漢書》對“節士”多有記載。《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即可視作《漢書》中的“節士”合傳。實際上，《東觀漢記》中已經包含了“節士”的情況。如周澤，“少修高節，耿介特立”；逢萌，“少有大節，志意抗厲”，王莽居攝時“即解冠掛東門而去”。6范曄《後漢書》對不仕莽朝的士人的考語，往往不脫“節”字。如宣秉“少修高節”；胡剛“清高有志節”；王霸“少有清節”；樓望“操節清白”，蔡堅伯、蔡遊君“並修清節”，等等。1
《史通·古今正史》載漢安帝時詔劉珍、李充諸人“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2所謂“儒林”、“外戚”，都是《史記》、《漢書》中固有的標目；“名臣”，更是兩書收錄人臣的基本原則；“節士”上升至與諸目並列，成為選擇人物的一個標準，不得不說是對兩漢之際“節士”風潮的反饋。
“處士”最初用以指代不為政府所利用的士人。3如《史記·魏公子列傳》有“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4《史記》中戰國秦漢“處士”本無學術派別和政治傾向的限定。如呂尚，“處士，隱海濱”；5王生，“善為黃老言，處士也”。6《滑稽列傳》東方朔稱：“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7呂尚、王生、許由、接輿、范蠡、毛公、薛公這些政治背景不同，學術主張各異的人物可並觀，反映出戰國至西漢中期，“處士”基本維持其本來含義。
西漢後期，有觀點認為“處士”應為天子之輔弼。《漢書·李尋傳》有“少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處士儒學之官，為太微輔佐也。”8以天象應人事，實則反映了西漢儒學大盛，非儒生難以入仕的現實。在漢代人的觀念裡，“處士”多是儒生，這與戰國的情況不同，也不難理解。
“處士”於兩漢之際僅見於《後漢書·公孫述傳》：“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9“處士”之意並無太大變化。直至東漢末，有所謂“文學將興，處士複用”。“文學”一詞，應即“儒學”。如《史記·儒林列傳》：“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10孔融與曹操書論辯禁酒稱：“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11“儒”與“文學”對舉，足見“文學”之意至東漢末未改。12在當時人看來，東漢末所謂“處士”，亦未脫離儒生本色。
在東漢的時俗觀念和政治實踐中，王朝以徵用“處士”作為政治修明的良方。《後漢書·徐稺傳》載陳蕃、胡廣等人上疏推薦徐稺等處士，稱：“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13而處士未必符合王朝的行政要求。同書《黃瓊傳》稱“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後有“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14以上材料說明“處士”對於政權未必完全保持出離的態度，不過是對政權保有批判態度的一批士人。與其將他們看做隱逸，不如將他們視作與政權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在野者。15
“節士”與“處士”的共同點在於，兩者都有一定程度上隱居避世的行為。兩者的差異在於，“節士”還有選擇政權併為之服務的願望，而“處士”多以獨立於政權之外的身份避世。正如川勝義雄認為的那樣，“處士”雖然關心政治，對政治有著自己的見識，但仍然斷絕了出仕於當今的念頭。1不過雖然如此，直觀上看二者的相同之處依然大於區別。也就是說，今日范曄《後漢書》中呈現出比較明確的“節士”與“處士”的區分，與范曄對“處士”形象的構建密不可分。
史家以肯定的筆法記錄“節士”和“處士”的言行。但由於時代變化，同樣不仕行為表達出不同的政治訴求和目的，形成了“節士”和“處士”不同的歷史形象。從“節士”到“處士”的演化過程，便是范曄《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的編纂主題。
二、諸家《後漢書》中諸處士相關史料比對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表現出比較明顯的“處士傳”的特色，因為合傳諸人基本都有隱處的經歷。諸人是否在此前的諸家《後漢書》中即被合傳，需一一梳理。下面用表格說明範曄《後漢書》中周燮、徐稺、姜肱、申屠蟠諸傳與現存其他諸家《後漢書》的情況。見後表一至表五。
綜合表中材料可發現范曄《後漢書》所列諸人的史料最初來源為《東觀漢記》，華嶠、司馬彪、謝承和袁宏諸人著作均本此書。不過華嶠書和司馬彪書保存諸人材料不多，以謝承書對諸人記錄最為詳細。
首先看《東觀漢記》的情況。今日所存《東觀漢記》，於《周黃徐姜申屠列傳》中諸人僅存申屠蟠。但從皇帝下詔優禮褒美周燮、姜肱事可以推知，本傳中一些處士還會在政府文書中留下痕跡。比如申屠蟠為緱氏女玉申訴之事，備載於《東觀漢記》，謝承、司馬彪若利用這條材料，也不足為奇。2今日所見《東觀漢記》輯本不見周燮，反而有范曄《後漢書》中附於周燮的馮良的記載，其內容與范曄《後漢書》也基本一致，則《東觀漢記》中亦應存有周燮的記載，只不過今日已難得見。
再看華嶠、司馬彪、謝承三家《後漢書》的情況。范曄《後漢書·周燮傳》與華嶠《後漢書》所載事蹟文字基本一致。《北堂書鈔》和《初學記》中保留的司馬彪《續漢書》載陳蕃、胡廣上疏可互相補充，經與範書《徐稺傳》比對，可知範書所載上疏文本大致接近原貌。又此書中桓帝詢問陳蕃的記載則和謝承《後漢書》一致。這說明，謝承書和司馬彪書對陳蕃上疏及桓帝詢問陳蕃兩事記載應該相同。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姜肱傳》。謝承書和司馬彪書對姜肱的事蹟記載亦基本一致。對於申屠蟠，範書所載與司馬彪書同。今存謝承書中載申屠蟠事僅可為範書補充，不過也不能憑此說謝承書中沒有與範書重合的部分。
最後看袁宏《後漢紀》的情況，此書本諸《東觀漢記》，亦將周燮、馮良事蹟合併連稱，不過是馮良在前，周燮在後。又將徐稺諸處士的事蹟，繫於延熹四年（161年），陳蕃、胡廣上疏舉薦諸人之後。對於徐稺，是書載陳蕃為其下榻事，而後敘述其憑弔黃瓊事。3對於姜肱，載其與弟爭死事；對於李曇，亦載其孝順繼母事。4《後漢紀》所載諸“處士”，行事亦與謝承書、司馬彪書相似。
《東觀漢記》作為謝承書、司馬彪書和《後漢紀》關於處士事蹟的共同史源，應該沒有疑問。同樣的史料在謝承書、司馬彪書及《後漢紀》中雖反覆轉抄，除了部分字詞上的修改，整體差異不大。不過今日不見《東觀漢記》的情況，諸處士情況的最早史源大體可以追溯至謝承書。
從合傳的角度考察，目前可見對范曄《後漢書》合傳影響最大的著作是袁宏的《後漢紀》。《後漢紀》將人物合敘最為明顯的例證有兩處，其一是將馮良、周燮連稱；其二是先陳蕃、胡廣上疏，後羅列處士事蹟。這兩處例證為范曄《後漢書》所保留。
反觀《東觀漢記》，可能尚未將諸處士合傳。就《史通》論及，《東觀漢記》匯傳標目僅見節士、名臣、外戚、儒林雲雲，其餘諸人似隨著《東觀漢記》的不斷編纂而不斷修設。1不過是在某一 階段，有著階段性的合傳工作。比如永寧中，鄧太后召劉毅、劉騊駼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2而這一“名臣列士傳”究竟是數個合傳，還是數個專傳，仍值得推敲。可能直至東漢末，《東觀漢記》仍未完成對東漢全部人物列傳的整合。
而且今日已經不能見到謝承書、司馬彪書合傳的實例，《後漢紀》的人物合敘模式是否始於謝承、司馬彪仍難確證，今姑且判斷為袁宏首創。
在繼承《後漢紀》的人物合敘工作基礎上，范曄對於《後漢紀》的撰述模式，也有所修正。范曄將袁閎、韋著附於袁安、韋彪傳之後，形成了家傳的形式。範書《韋彪傳附韋著傳》載韋著生平：“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3“解巾之郡”，已大違“處士”隱身自全之風；而“政任威刑”，更有大刀闊斧行政之意。在范曄的剪裁中，“五處士”之一的韋著不入“處士傳”。雖有將其歸入家傳之意義，卻也不得不承認韋著有違“處士”原則，歸入“處士傳”並不合適。
看來，范曄對處士身份的認定更為嚴格。他雖然繼承了前人將諸處士合傳的成果，但又有所改造。更為關鍵的是，無論現存《東觀漢記》，還是謝承、華嶠、司馬彪及袁宏諸家《後漢書》，合敘處士的人數都無法和範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相比。而且《周黃徐姜申屠列傳》中人物的編排順序和具體形象也有明顯的改動痕跡。其實，經過如此調整、重組、轉寫的《周黃徐姜申屠列傳》，揭示了從“節士”到“處士”轉化的歷史脈絡，表達出范曄的史學意圖。
三、《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的形成與“處士”形象的構建
據《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太原閔仲叔和荀恁二人均不應王莽辟舉，實為兩漢之際的“節士”。閔仲叔自稱“始蒙嘉命，且喜且懼”，非但表明對東漢政權的歸順和信任，也透露出自身對於參與政權的欣喜之情。這一點，與本傳後文提到的“處士”不同。4
此《序》和《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均引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由於“節士”和“處士”都以隱處為基本表現，兩傳均以《易》為論述的出發點，可以理解。不過兩傳的差異在於：《王貢兩龔鮑傳》強調“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5仍以出仕為士人的合理選擇，批評的是“失其世”的士人。而《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則以為處士舉止有常，所謂“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暛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臧寶以迷國”，1其論述已經傾向於不出仕。這種差異，當然是由“節士”和“處士”本身的政治傾向造成的。此《序》中最後一人魏桓事蹟為：
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幹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2
魏桓堅不應徵，已然表現出與閔仲叔、荀恁不同的政治傾向。值得注意的是，魏桓是東漢桓帝時人，與東漢初光武帝、明帝時的閔仲叔、荀恁已相去甚遠，魏桓的所作所為，實屬東漢中後期政治風氣影響下的產物。以魏桓為界，本傳而後所序均為“處士”。
傳中第一位“處士”是安帝時周燮，他不仕的理由是：“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3所謂“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暗指安帝治下的東漢朝廷亂端已萌，並非容身之所。這種論斷已經多少包含了對東漢政治批評的意味。
范曄筆下的周燮不樂交際，“不修賀問之好”，於是“鄉黨宗族希得見”。這種記載與謝承《後漢書》中周燮“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不同了。准此，范曄有意突出周燮以隱處為高尚，希望追求道德完滿的歷史形象。相反，周燮不願加入，或者說排斥的東漢朝廷，自然是另一番景象。
范曄《後漢書》中周燮以後的黃憲，便是道德臻於至善，將人格推向極致的典型代表。本傳中基本沒有記錄黃憲自己的言行，完全憑藉時人的評價來構建黃憲的形象。范曄交代如此撰述黃憲事蹟的理由：
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餘曾祖穆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雲。4
范曄也承認，黃憲的言論風旨，已經沒有記載流傳下來了。5但是如果這個人沒有德行的話，為何會有那麼多士君子追隨他呢？與黃憲同時的名士領袖郭林宗亦服膺於黃憲的器量，稱讚他“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6範汪對黃憲的評論亦不出此論。於是“道周性全”便是范曄對黃憲人格給出的考語。
《後漢紀》將黃憲附於郭林宗後，繫於靈帝時期。據岡村繁考證，郭林宗正是由於對袁閬、黃憲的準確評價得以“名聞天下”，而郭林宗結識李膺為世人所稱是在漢桓帝和平元年（150年）。7那麼范曄將黃憲得此讚譽的時間繫於漢桓帝時應大體不差。范曄《後漢書》將黃憲放在周燮之後，列於“五處士”以前，由此形成的列傳文本結構亦有深意。
黃憲生活的桓靈之際，是宦官與外戚鬥爭最為激烈，朝廷與士人爭論最為尖銳的時代。國家政治混亂，民生凋敝。黃憲依違其間，“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曾舉孝廉、闢公府，皆暫到京師而還，終無所就。前文已經指出，在東漢的時俗觀念和政治實踐中，王朝屢屢以徵用“處士”為修明政治的良方。一處士被徵，天下仰望，朝野均期待積弊由此而革，政局為之清整。名聲越大，朝野對處士的政治期許也越大。陳蕃為三公，自稱黃憲若在，不得先佩印綬。以黃憲如此器識反而不仕當朝，傳達出的政治信號無非有兩個，一種是朝廷不能用賢能，一種是朝廷不值得賢能為之服務，後者的意味或許更強一些。無論如何，黃憲不仕對士林有著相當的影響意義。而范曄將黃憲置於列傳中此處，也有著非常明顯的、對東漢政權的批判意圖。
於是黃憲以下，徐稺、李曇、姜肱、申屠蟠之流，均選擇不仕本朝。徐稺稱“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1姜肱稱“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2申屠蟠稱“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3這些直指時弊的言論，表達處士們已經徹底喪失了對東漢政權的信心。至此，處士批評政治的性格已經完全突顯，《周黃徐姜申屠列傳》也完成了對由“節士”向“處士”轉型的歷史軌跡的記錄。
四、結論：傳記形成與“處士”形象建構
從《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的結構安排來看，范曄有意突出“節士”和“處士”的區別。魏桓發問，並不是針對如王莽篡漢、江山易主這樣的政權為誰所有的問題，而是針對政權如何健康運行的問題。也就是說，在東漢政權統治已經穩固的歷史環境下，士人對政治問題的關注點，由效忠於哪一個政權，轉化至如何建設新政權，以及如何順利正確地行政上來。由此，同樣是隱居，“節士”和“處士”呈現出不同的歷史形象。
以歷史撰述的後知後覺來說，“節士”不應王莽政權辟舉，還可以等待東漢政權的到來；而“處士”不應東漢政權辟舉，卻沒有新的政權可以期許，就此反而形成了一種以隱逸為外表，以政權批評者為內核的歷史形象。
對比范曄對此傳中諸人的歷史書寫，可以看出東漢“處士”形象在史書中的形成過程。
以閔仲叔、荀恁為始，東漢初光武、明帝時“節士”中有人出於對新政權的失望，轉而不仕，轉化成早期的“處士”。至東漢安帝時，有周燮、馮良，兩人不仕並沒有過於具體的政治追求，不過是自發的避世。周燮居鄉里教授有門生，馮良被鄉黨以為儀表，兩人也非逸民之屬。他們作為安帝時期處士的代表，起到上承閔、荀，下開黃、徐的過渡作用。至桓靈時，政治腐朽，“處士”內部發生分化。一些“處士”不再像周燮那樣為追求道德的完滿自發避世，轉而以抨擊時政為務，通過不仕保護自己。此時，“出”或“處”，已不再是單純的道德選擇，更具有政治選擇的意思。
範書《逸民列傳序》大體上可以反映“節士”向“處士”轉化的歷史過程：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鹹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1
吉川忠夫敏銳地注意到了“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與《黨錮列傳序》中所謂“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有所關聯。2《逸民列傳》中的“處子”就是《黨錮列傳》中的“處士”。范曄在《逸民列傳》中傷懷的是“處士”“失其中行”的批判言行，關懷的是那些絕塵不反者。《逸民列傳序》除去最後一句點出逸民的出現外，前論正是范曄觀察到並書寫的東漢從“節士”向“處士”轉化的過程。
以上，《周黃徐姜申屠列傳》正是通過將周燮、黃憲、徐稺、姜肱及申屠蟠等人合傳，以之作為“處士”的代表；並前敘以閔仲叔、荀恁、魏桓諸人作為“節士”的代表，歸納從“節士”向“處士”過渡，“處士”形成獨立批評性格的歷史過程。藉由傳記的文本整合與歷史編纂，范曄將東漢政權逐漸失去其支持者的經過交代清楚，並表達出對東漢政治的批判。此傳也成為了東漢王朝從興盛轉向中衰的一個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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