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規律驚人相似。讓清朝由盛而衰的，竟然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因循疲玩”。癸酉之變已經過去200年了。當年一支飛舞的箭鏃，至今還深嵌在故宮隆宗門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著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壹
一想起1813年秋天那件事，嘉慶皇帝就感到窩囊：他差一點兒就當了大清的末代君主，並且，各級官員早就知道要出事，卻都像請客一樣，把問題迎進了紫禁城。
1812年一個寧靜的仲夏夜，臺灣知府汪楠，被淡水同知查廷華擾了美夢。
原來，查廷華他們抓了一個傳教的人，此人不吃打，供出了一個驚人情報：明年中秋節，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標是幹掉嘉慶皇帝，建立新王朝。頭子叫林清，突擊隊長名叫祝現……
汪楠稍作思考說：“犯人為了保命，什麼胡話都會說。你知道謊報的後果嗎？快把那傢伙宰了，免得出去瞎說，給我們惹事。”
1813年初夏的一天，豫親王裕豐的管家祝現有事請假，祝現的堂弟祝富慶偷偷來訪，一是舉報自己的堂兄謀反，二是舉報林清在宣武門租房子賣鵪鶉，其實是在打造槍械。
畢竟是皇室宗親，豫親王一聽就跳了起來：“有這事？我這就進宮稟報！”僕人備好了轎子，豫親王卻擺了擺手，沉吟半晌，低聲勸導舉報人：“做事要動腦子啊！謀反是滅九族的大罪，你想害整個祝氏家族嗎？此事到此為止，千萬別再提了。”
8月以來，京城衛戍司令吉倫將軍連續接報，說天理教徒很快就要攻打皇宮。吉倫十分淡定：“紫禁城內又不歸我管，我操這個閒心幹啥？我九門提督的職責範圍是九個城門，加強巡邏就是了。”
9月底，嘉慶帝結束休假，離開木蘭圍場回京，下一站行在是薊縣的白澗。為大老闆服務的機會來了，吉倫立即率大隊人馬前往迎駕。
剛上路，一個參謀騎快馬狂追上來，氣喘吁吁地報告：“不好了，不好了，天理教徒混進城了，請大人即刻處理！”吉倫火了：“你們有完沒完？想立功受獎想瘋了？滾開滾開！”
參謀不依不饒，一把拽住吉倫的馬韁繩，苦苦哀求：“大人……大人！您真的不能走啊，要出大事啊！”吉倫大為惱火：“我大清正是太平盛世，國泰民安，天下歸心，你竟敢造謠惑眾，等我辦完大事再來收拾你！”說罷，一腳踢翻可憐的參謀，撥馬呼嘯而去。
10月7日中午，兵部尚書兼順天府尹劉鐶之，正與客人觥籌交錯。宛平縣令和盧溝橋巡檢破門而入，附耳低語：“昨夜、今晨，家住宋家莊的林清等人，騙過崗哨，經盧溝橋進了城，明天午後攻打皇宮，情況十萬火急！”
劉鐶之早已進入酒酣耳熱狀態，哈哈大笑起來：“幼稚、幼稚！你以為吉倫大人的部隊是聾子的耳朵？皇帝老子家是大柵欄，誰想進就能進？別沒事找事了，陪我喝酒。”
第二天，1813年10月8日下午3時整，天理教徒200餘人裝扮成賣柿子的、送貨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由東華門、西華門攻入皇宮。兩天一夜之間，皇帝家中刀光劍影，箭矢亂飛。警衛部隊驚慌失措，死傷過百，假如外援及時跟進，林清他們肯定會把大清皇宮連鍋端!
湊巧，嘉慶帝的二兒子，也就是後來的道光皇帝，平時最愛擺弄冷兵器時代最嚇人的玩意兒——火槍，這次派上了用場。幾聲槍響，竟然穩住了軍心，逆轉了形勢。在禁軍的圍剿下，天理教徒寡不敵眾，起義失敗。
而遠在河南滑縣的另一支天理教隊伍，稍早前已經起義，劍指北京。清政府用盡九牛二虎之力，耗時三個月，才勉強平息事態。這件事發生於夏曆癸酉年，史稱“癸酉之變”，是清朝由盛轉衰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是大清重複歷史週期律的不祥之兆。
貳
“從來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嘉慶皇帝如此表達了他的震驚和憤懣。他發明了“因循疲玩”這個新詞，指責汪楠等人不負責任，言下之意，如果他們幹活稍微認真點兒，災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少不會鬧這麼大。
嘉慶皇帝想錯了。觸發癸酉之變的，不單是個別人的工作作風問題，而是整個官場出了問題。
清朝的吏治腐敗很有特點：官員們除了“貪”，還特別“懶”，沒人想做事，討厭擔責任，整天無精打采，敷衍了事。從乾隆中期開始，官場就如一潭死水，不作為是主旋律，國家統治機器鏽蝕得無法運轉，社會治理問題按下葫蘆起來瓢。
人人麻木不仁，個個“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於官員追求狹隘的人生目標：升官發財！目標明確了，辦法就有了。
一是不犯錯誤才能升官。“多磕頭，少說話！”三朝元老曹振鏞的名言，詮釋了官場成功秘訣：做事越多，錯誤越多，不幹活最保險。所以大家遇到事情習慣繞道走，踢皮球，把犯錯誤的機會留給別人。汪楠殺人滅口，無非是怕給自己惹麻煩。
白蓮教起義失敗後，林清等人利用大饑荒，在華北農村轟轟烈烈地傳播天理教。早在起事八年前，他就制定了先佔皇宮、再取全國的奇特戰略。
“要想白麵賤，除非林清坐大殿”，如此直白的民謠家喻戶曉，而在中國歷史上，民謠一貫具有政治風向標的意義。林清完全沒有保密意識，他們的一舉一動在社會上是盡人皆知。對此，官員們個個睜一眼閉一眼，假裝不知道。
二是上司滿意才能升官。在清朝官場，官運不靠業績靠上司。天大的事吉倫都不用心，唯獨接駕很積極，就是這個道理。
把“唯上”發揮到了極致的，是咸豐帝的軍機大臣王文韶，人稱“溜溜球”。每當需要表態的時候，他的聽力就急劇下降；事情如果足夠大，乾脆就徹底聾了。他是故意讓領導說了算。
對於躲不掉、踢不走的皮球，官員們就稍稍糊弄一下，一旦領導追究起來，比較好解釋。天理教徒都進了城裡，吉倫的應對措施還是“加強巡邏”，顯然是做樣子、走形式。
某天，嘉慶皇帝諮詢劉墉：“你看某某人當知府怎麼樣？”劉墉支支吾吾了老半天，末了就擠出兩個字:“尚可。”嘉慶帝苦笑說：“這麼大的官也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怎麼得了！”
官員們如此唯唯諾諾，真是又安全、又省勁；不但把責任推給了上司，上司還高興，何樂而不為？
三是報喜不報憂才能升官。豫親王為什麼突然改變主意？頭年去京南遊玩，他通過祝現認識了林清，受到熱情接待，酒喝多了，就住林家大院了，臨走還沒少拿。要是皇上知道了，一切都完了！於是，國家利益自然讓位給個人利益。對這種現象，費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報喜不報憂符合清朝官員的利益。
同豫親王一樣，在洪秀全起義之初，地方官也是使勁捂蓋子，巴不得長毛快去別人地盤上鬧。直到太平軍攻克了十幾座城池，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煩。
魏源這樣概括大清官場風氣：“不擔責任是成熟穩重，會踢皮球是聰明智慧，得過且過是辦事得體！”至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價值觀，誰信誰弱智。
完全可以說，早在癸酉之變時期，清朝深陷歷史週期律的命運已經註定;帝國大廈由搖晃走向垮塌，癸酉之變只是第一步——費正清找到了原因：官員們都在坐等出事！
叄
癸酉之變已經過去200年了。當年一支飛舞的箭鏃，至今還深嵌在故宮隆宗門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著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癸酉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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