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蕭衍明智勇武，聰明文思，在開創梁朝的過程可謂時來天地皆同力，而在他統治的早期，蕭衍勤於政務，勵精圖治，治國的成績也蔚然可觀，被史家稱為
布澤施仁，悅近來遠；享國五十年，天下且小康。但是，老年的蕭衍剛愎自用，朝政昏暗，最終運去英雄不自由，他在侯景之亂中身死臺城，自己而得、自己而喪的結局，令後人感嘆不已，也視為殷鑑。
（梁武帝蕭衍，464—549，南朝梁的建立者）
梁武帝的興旺盛衰，後人總是想對其原因做出理解和解釋，大體有兩個比較突出的看法。
其一是佞佛。比如程頤認為：
梁武帝英偉之姿，化家為國，史稱其生知淳孝，篤學勤政，誠有之。終其身無他過，止緣好佛一事，家破國亡，身自餒死，子孫皆為侯景殺戮俱盡。可不深戒！
其二是誤納侯景。
康熙帝認為：
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耄年，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
蔡東藩說：
高歡能防景於身後，而梁主衍不能察景於生前。杜弼謂年既老矣，髦又及之，正不啻一梁主寫照。且誤用從子淵明，自覆全軍，昏耄之徵，一至於此，無怪其終困死臺城也。
但後世史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說到佞佛，據統計，梁朝僧尼只佔總人口五十七分之一，而北周北齊僧尼合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所謂群臣出資“一億萬”為梁武帝贖身也算不得特別巨大的金額，至少不會比北魏開石窟的費用大。回到當時，雖有些人認為梁武帝的崇佛不免過分，但普遍不認為其是亡國之因。最突出的證明是，儘管梁朝亡了，繼而新建的陳朝諸帝崇佛雖然也許超不過樑武帝，但也不遑多讓，陳朝開國皇帝陳武帝陳霸先崇佛處處步梁武帝的後塵，包括捨身贖身等戲劇化的舉動，之後的陳朝諸帝也都亦步亦趨。
（蔡志忠漫畫梁武帝與達摩）
其實，梁武帝崇佛，除了本人的信仰之外，也是意識形態建設和文化歸屬感構建的需要。
當北齊奠基人高歡酸溜溜地說出：
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
這句話的時候，某個側面證明了梁武帝的成功。
至於侯景，雖然是造成梁朝大亂和梁武帝本人在飢渴交攻的慘況中逝世的禍首，但侯景之亂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歸因於此，情理不協。
那麼，梁武帝的“專聽生奸，獨任成亂”到底表現在哪個方面呢？
可能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這主要是一個經濟學問題，或者更具體一點是貨幣學中的通貨膨脹問題。
在梁武帝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天監元年（502），就廢除了宋、齊以來民怨沸騰的比例財產稅，將稅收制度改變為主要是向成年男女收取租糧、調絹（布、絲、綿）。
梁朝向百姓徵收實物而非錢，貌似比宋、齊寬大，但埋下了後續的重大問題。
普通四年（523），梁武帝找到了一個新的“神奇”貨幣政策手段，那就是鑄造和發行鐵錢，並全面禁止銅錢流通，史稱“盡罷銅錢，更鑄鐵錢”。
梁武帝發行的這種鐵錢，與之前在社會上通行的足值舊銅錢的官方兌換比例是1:1，因為鐵的價值遠遠低於銅，一方面盜鑄私鑄紛紛出現，另一方面，原本擁有大量銅錢的人因為銅錢禁止流通，遭受了巨大損失。
從梁朝的法律來看，盜鑄私鑄是要判處死刑的，因此，總體來說，梁武帝鑄造和發行鐵錢獲得了巨大的“鑄幣稅”和更為巨大的“通貨膨脹稅”。
（梁朝的通貨膨脹非常嚴重，但因為不是銅錢造成的，在相關專門史中記錄不多）
（鑄幣稅簡單地講就是發行貨幣的收益）
此時，北魏正好爆發六鎮起義——北魏正光五年（524），北方六鎮戍卒和各族人民發起大規模動亂——梁武帝趁機於普通六年（526）發動大規模北伐，我們注意到，此次北伐之前，梁朝並沒有向民間徵收重稅，也沒有用於專門目的的財物積累，基本可以確定，梁武帝就是從鑄造發行鐵錢之中獲得了巨大財富。
（群臣支付同泰寺一億錢為梁武帝“贖身”，某種意義也是將鐵錢投入流通）
（梁與北魏對峙形勢地圖）
在我們現代人看來，這種貨幣政策如果毫無節制，無疑是飲鴆止渴，當百姓依舊以實物納稅時，對其財富的無形掠奪更為暴烈。
也因此，梁朝陷入了經濟上的困局，民生凋敝，苦不堪言。
散騎常侍賀琛上書梁武帝勸諫：
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餚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為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導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群，故勉強而為之；苟以淳素為先，足正雕流之弊矣。
梁武帝看到上書之後大怒，把賀琛召到面前駁斥：
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僱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
賀琛當然不懂經濟學，所以他無法解釋在名義賦稅不高的情況下為何百姓生活卻越來越貧困，只能歸因於官吏的苛剝和奢靡的風氣。
梁武帝的反駁中所謂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指的就是他鑄造和發行鐵錢獲得的財富收益，他自以為是無中生有的獨得之秘，所以自詡為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 ——你根本不懂瞎逼逼個啥？
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這句話特別有意思，賀琛見不及此，根本沒有指出鐵錢問題，梁武帝卻心虛地為自己辯護，說自己比漢文帝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但是鄧通鑄造的是質量並沒有問題的銅錢，雖然從中央財政的角度是鑄幣權部分歸屬於佞幸，不足為法，但比起梁武帝的用鐵錢掠奪民財，實際要好得太多。
梁武帝的負面評價，其實主要還是在宋朝特別是司馬光盡翻舊案之後（長司馬光十餘歲的歐陽修還認為：梁蕭氏興於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此前，主流的評價無不是頌其賢德而惜其兇終，對梁武帝是“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的禮讚，對他的敗亡和梁朝的亡國是“行仁義而國亡”、“天何為而此醉”的感嘆惋惜；但是，如果從經濟學和貨幣學的角度看梁武帝，我們發現，他的敗亡不但有其必然性，也有重大的咎由自取因素。
（《琅琊榜》中皇帝的原型參考了梁武帝）
所有命運貌似無償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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