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复生，男，内蒙作协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会员。作品五十多万字在各地报刊发表。曾获《内蒙古日报》优秀散文奖。
我五次才完成探寻父母出口外的路线。他们当年从五寨县三岔出发，先投奔河曲亲戚，准备北渡黄河至包头。打听到渡口官衙盘查很严，有的青壮年当场被抓丁，就不得不又返回老家，改道东北走杀虎口。我到了河曲的“西口古渡”，在这“三省交界”站了一会儿，沿黄河岸边林荫道走着，可见对面内蒙古、陕西的村庄田地。承载了多少万人流离失所愁苦的“母亲河”，依然滚滚向前，不舍昼夜。一鸣三省闻的雄鸡也没有改变它的调子。无心去父母烧香求吉的海潮庵，说什么也得去白朴公园。这位兰谷先生，自幼饱经战乱，终生不仕，郁郁寡欢，只是纵情山水之间。他以清丽的文笔抒情写景，寄托人生，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他的《喜春来》小令及多首散曲至今记忆犹新。只是不知，他当年是否走过西口至塞外一游？
来到杀虎口。这是晋蒙两省三县交界。我至今不知此名何来。一听总有一种惊惧之感。但它确是明清常关，被称为丝绸之路，“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为晋北通往口外之要道。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父母同爷爷等家人走至离这里不远的南山上，听到了呼喊哭声、兵器碰撞的声音。他们急忙离开大路，下到西边土沟伏在灌木丛中。等到平息下来，才屏息静气匍匐爬行，直到次日天明来到关口。西口道上，洒下多少苦涩泪水，又有多少人命断黄泉。为活命的穷人，为避难的富人，为求财利的商人，还有兵匪官探，在这里留下脚印。
爷爷潘永瑞务农为生，勤劳致富到拥有几百亩土地和成群的牛羊骡马。家业大了就雇了几个长工短工。他不当甩手掌柜，亲自领着干活。积下一些财物，来往的人也多了。他深感知书识字的重要，决心培养儿子读书。他常以阎锡山“恕道处人，忠道自处，公道处世”的原则教导家人、下人，对作为长子的父亲管教更严。父亲十岁进了村里的私塾堂。按家族辈分排下来……、永、成、……等字正式起用“成义”的名字。先生独授儒学，主要念《三字经》《百家姓》《四言》、《七言》，以后是《四书》《五经》。要学生都背会。民国廿五年小学毕业时，父亲也没有背会四书五经，倒是另外读了一些闲书。民国廿六年，十六岁的父亲考入县立第二高小，除继续读经，还加了《朱子》《颜氏家训》《说文》等课程。父亲对小学训诂很有兴趣。读了半年，校方以不影响征兵为名，勒令十六岁以上学生全部退学回家。但学生们回家后不敢久待，东躲西藏行踪不定。爷爷觉得常此下去也不是办法，一面花钱托人将父亲介绍进县公安局当警士，一面又请人说亲订婚，想以成家为名躲过抓兵。干了两年，日寇占领五寨，军政界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人立马换了嘴脸。父亲不愿听命于他们为日本人卖命，就跑回家中。爷爷急毛火燎乘机给他办了婚事。但未过三个月，就被抓了丁。爷爷花八十现洋，费好大劲才赎回来。这只是救燃眉之急，并不能保证以后再不被抓。爷爷又托堂弟把父亲送进三十三军一个旅的便衣队，工作是探听日本鬼子消息。
一天，父亲出差从神池返回的路上，看到远处几个日本兵押着十几个妇女往县城方向走去。他急忙奔上旁边山头的灌木丛背后，朝日本鬼子开了一枪，大喊“杀呀，冲啊！”日本兵大惊，爬倒在地，父亲又向他们开了几枪。鬼子端枪边向山上射击边冲了过来。那些妇女乘机跑进山沟。父亲一溜烟进入西沟脱险。过了几天，一队伪军领着两个鬼子进村盘查。他们不由分说把爷爷捆绑起来吊在棚圈梁上，要他交出儿子。他知道儿子在外安然无恙，就闭口不言。他们拷打着又让他交二百块银元顶罪，并将烧红的烙铁按在他身上，他只说了“我没罪，你们有罪”几个字就昏迷过去了。
因八路军打顽固，国军向晋西南撤退，父亲随部队到了兴县。目睹日军罪行和国军劣迹，父亲毅然离开部队。他觉得，出仕谋职非所愿。国人内忧外患根源是文化觉悟低，缺乏励志救国救民本领。他决心谋取一条自己的出路。
爷爷做主给父亲娶得那个媳妇，过了两年就因病去世。一个至亲做媒，父亲和偏关尤家一个女子成婚，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她是有名的尤大举人的侄孙女，诗书门第，耕读传家。母亲在家塾上了三年小学，就帮着干开了家务。进门的第九天，她就帮奶奶下厨、料理家务。民国三十四年，晋北开展清算减租运动。当时，父亲在新区政府从事秘书工作，未经爷爷同意，私下捐出了二百现大洋。爷爷得知后大发脾气，要与父亲分家。他赌气变卖了部分家产，走上出口外的道路。父亲无奈，又怕他年老不支，就与母亲一起陪同他上路。一来为他消气，二来也好到口外闯荡一下，也许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杀虎口的城门楼和两侧一段城墙整修一新。我们在北口的仿古字号前转了一圈，又上了新建的旅游区，连一个人也没有遇到。只有稀稀拉拉的车辆从关口公路通过。那些人工栽植的还未成林的小片树木，为这个古老关口增添了一点生气。两面山坡上光秃秃的，稀疏的荒草灌木在北风吹拂下自由地舒展着。
出杀虎口上蛮汗山。昔日父母亲走到这里时，饥渴欲绝，疲困不支。缝在裤腰里的些许银元丝毫无用。正在绝望之时，野菜和树叶救了他们的命。我们始终也没有找到可食的树叶和野菜，只是在南坡下面发现了不多的苦菜、沙蓬。
在清水河吕家新窑，他们租了几亩土地。耕种了一年下来，除了租税所剩无几。爷爷和二叔决定返回老家。父母亲送他们到十里长滩后分开。爷爷在返回的路上遭到土匪抢劫，身上的钱全被搜去。父亲由一个朋友介绍，暂时栖身保安团做文书工作。几个月后，保安团被国军收编，父亲不愿随军西去，把一岁多的小女儿寄养在一家李姓农民家，连夜逃走。
我们在北堡乡口子附近的明长城上，远望群山连绵纵横，明长城如一条巨龙，墩台相连蜿蜒起伏。登上丫脚山，那气势更显雄宏逶迤，奔放磅礴，她腾云驾雾，烽燧炬列，墩台相望，盘旋壮观。来到四公主碑刻遗址，不由又想起母亲当年寄送的小女儿。
“逝者如斯”，当我站在黄河边上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这神圣壮阔的河流，孕育了中华文明，繁衍了龙的传人。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她却不能护佑自己的子孙，让他们备受劫难，饱经风霜。这也许是文化演进的一种形式。父亲同几个朋友从她那浩荡东去的简体“几”字形臂湾里走到最北的边沿。几个人凑钱做起了皮毛生意。就在他们准备渡河南返时，在包头东渡口遇到土匪抢劫，血本尽失，还险些被扔进黄河。
母亲生下第二个女儿。由于颠沛流离的生活，母亲没有足够的乳汁喂养孩子，幼小的生命在苦难中挣扎了几个月就夭折了，母亲悲痛欲绝。为了生活，他们到了石拐沟的大发煤矿。
父亲下窑背炭，不到一个月就砸伤了腿。他拉着伤腿和母亲在本家叔叔开的窑伙房里帮忙记账打杂。煤窑工人多数是没文化的晋陕人。父亲很快与他们交了朋友。他们发现父亲知书识礼又有义气，就让父亲给他们讲说。父亲就干脆成立了识字学习班，工人们自由参加。父亲凭记忆把《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四言》等抄录下来，利用业余的时间教识字读书。那些工人学生们学得很起劲。有十几个工人不到一年就识了二千汉字，还能背出上万字的经文章节。一天，父亲弄到一本《古文观止》和手抄本《鲁迅杂感选集》，边读边给工人讲解，他本人也在温故的基础上获得很多“新知”。经历了那些人生磨难后，他对世事和经史有了更深的理解。三晋大地培养起来的性情文化，在塞外山野开出了理想的花朵。
在工人学生朋友们的帮助下，一间新窑洞在西坡上挖成了。这是父母出口外安下的第一个新家。工人们搬来了水缸、瓷盆、案板等家具。搬家那天，母亲用红纸剪了几个“万福”贴在门上。工人们买来了酒菜，挤了满屋子人红红火火热闹了一番。母亲又在门前开了一个小杂货摊，由父亲当采购，她操持。既方便了工人的日常生活，又赚几个辛苦钱。一天，一个工人下窑后坍塌方就再也没有上来，父亲就用做买卖和母亲打杂挣下的钱为他料理了后事。在那小小的窑洞里，那盏油灯几乎彻夜不息，在桔黄昏暗的灯光下，父亲读书记账，母亲给人家纳大底、做鞋、缝衣服。
近代史上一个不寻常的岁月。一九四九年春，山杏、樱桃、野花开遍了矿山的山沟坡梁，象一簇簇粉红、雪白、彩色的火焰燃烧起来。改变了灰黑暗淡的气色，呈现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象。和煦的春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田，明丽的阳光驱散了笼罩人们心头的愁雾，阴沟里的冰雪解冻融化。母亲做的一套婴儿服醒目地放在后炕的小柜盖上。漂泊流浪了三年多的困惑不安，被那些不断传来的改朝换代的消息慢慢消解。她开始体味到了家的滋味，也萌发了一种新的欲望。立夏前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当太阳从东山后放出万道金光之时，一个婴儿降生了。母亲睁眼看见是一个男孩时，脸上泛起灿烂的笑容。她对父亲说：“这个娃娃有福啊！”“那就叫‘福生’吧！”父亲兴奋地回答。他早心有成竹了。过满月时，矿工朋友和学员邻居纷纷送来礼物，几乎放满了窑洞的小炕。等到了“百岁岁”的日子，母亲和几个干姊妹早就把从百家讨来的花布做成衣服，还精心制作了十二条五色丝线系铜钱的项链挂在我的脖子上。还专门请个“神婆”为我“保锁”。这一切举动都是为了孩子能存活下来，长大成人，长命百岁，母亲那颗创痛的心得到了抚慰。
本世纪第二年前夕，我有事路经大发。那里的煤炭已掏完，到处是一片拆迁留下的断墙破瓦。我踩着废墟上了西坡，那间小窑洞——我的出生地早已不在。甚至连那土坡和草木也见不到了。整个山沟像一个被遗弃的孤苦零丁的老人，叫人扼腕感叹。
父亲是接到区公所请他担任民办教师的聘请书后离开石拐沟大发煤矿的。那天晚上，他一夜未眠，一会儿沉思静默，一会儿又挥笔写划。新世纪的光辉闪烁在心中，跃动在身边。天刚亮就和母亲起来收拾。当矿工朋友、学员和邻居的人们来送他到任时，难以抑制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般滴落下来……
一路上绿草与红花的香气，喜鹊与山雀的鸣唱，蓝天与白云的嬉戏，空气与山泉的澄鲜，阳光与东风的和煦，掺和着淳朴的友情，游荡着他的胸怀。父亲深感人生与自然又回到了大地，浑身充满了奔涌的热血和青春的活力。
这是石拐普通的一所山村小学，在三面群山和一条大沟的中间。村里住着五户蒙古人和十几户汉人，这些汉人都是从“口里”出来的。都是租种着这里的蒙地，按三七股交租，由附近的召庙派人征收。开头交粮食，后来为避免瞒产不实就直接从地里按比例拉“个子”（庄稼收割时分堆捆好以便拉运）。到了冬闲时月，男人们就到庙上打杂劳务。庙上管饭没工钱，临回家时送一些牛羊肉、头蹄下水、奶食、炒米作为酬谢。一来二去。蒙汉之间就处好了关系，有两家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牧草地上开出了小片耕地，出租土地的边头拉畔也向外扩张了。蒙古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租的数还照原来的不给增加。烧火盖房就砍山上的树木。
学校设在两间里外间的土窑洞里，外间是办公室，里间是教室。父亲走进去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他托土坯垒起窄墩儿作为桌腿 ，上面搭上木棒，然后铺上草再和黄泥抹平，等干了后用豆浆刷上几遍，又平滑、又瓷实，课桌有了。办公桌也如法炮制，只是分成了两层，方便放书本教具。二十个学生分一二年级复式，开国语、算术、唱歌、体育等课程。父亲又别出心裁地加了一堂“故事课”，给孩子们讲过去艰苦奋斗、勤学苦练、革命翻身、互助友爱、助人为乐等方面的故事。整天从早到晚不得闲。不久，村里派一辆实木轱辘牛车和两匹骡驮茏垛把家搬来，也是两间里外土窑，比矿上的两间宽大了许多。母亲租了三亩蒙地，背着我种上土豆、谷子。蒙古人看在老师家属份上，优惠按二八股收租。第二年，学校加了三个年级，并改为公立学校。父亲就成为新中国头一批公立学校正式人民教师。临近小村子又闻讯来了六个孩子，庙上两个学蒙语的孩子也回来改学汉文汉语。父亲一个人教着三个年级，白天上课当面批改作业，夜里看课本、写教案。星期天还要到矿上讲课。放学后，他还要把路远的学生送回家。他把薪水的一半拿出来资助贫困学生、添置教学用具和课外书籍。全区第一次通考，他教的三个年级平均成绩名列榜首。这年春节，爆竹声响彻山沟，母亲把蒙人送来的头蹄下水煮了一大锅，香气满屋满院。父亲点燃了窑洞前出口外以来的第一堆旺火，把整个门庭和半道山沟照的红亮光明。
我上小学时，父亲调到另一个大村的中心小学当校长。最近，我到村里采访，发现多数乡村小学停办，校舍不是闲置就是挪作它用。娃娃们进城上学，年轻父母跟着陪读，打工、租房以供孩子念书。剩下的部分儿童上学成了问题。碰巧，村里来了乌兰牧骑演出，主要剧目就是《走西口》。我从小看过好几十种二人台，现在才觉得它并不那么简单。这种流传民间数百年的文学艺术形式，是晋陕蒙及周边地区人民群众长期生活斗争共同创造的。
我盯住看，专心听，用脑联想，品那滋味：有万里长城的宏伟壮丽，有黄河的激越嘹亮，有黄土高原的浑厚放达，有阴山的挺拔峻崎，有草原的辽阔幽远，也有毛乌素沙漠的苍茫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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