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是寬24.8釐米、長528.7釐米的巨幅絹畫，大約成於北宋徽宗宣和、政和年間，以高超縝密的寫實與藝術手法，描繪了北宋末期汴京城市面貌與生活，被稱為神品。它七次進宮或由國家收藏，六次出宮；還被有記錄的15位私人收藏者一度擁有。其間有約三百七十年流落民間。它歷經坎坷，而能保存下來，是中華文明之大幸、世界藝術之大幸！
這幅近一千年前的巨畫，內容有河道、城門、樹林、遠近山、684個人物、95匹畜生、122座房屋、29艘船艇、15輛車、20多家店鋪及28頂轎等，讓我們能具體而微地看到千年前中華國都的繁榮狀況和鮮活的市民生活。《清明上河圖》有許多比較重要的歷史知識，瞭解這些歷史知識，對於研究宋代社會、經濟、軍事、文化史大有裨益。
1、汴京是全球最早的高度發達的新型商貿城市。北宋開國以來，由於統治思想的轉變，逐漸發展出新經濟與城市管制的新政策，為新的城鄉關係及新型城市化創造了條件。北宋建立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便開始了資本主義初階的城市化——市民階層的形成、新的城市管理制度及城市文明的新階段。以國家財政收入估計，北宋的經濟中工商業與農業各佔一半，至北宋後期，即1077年，在以錢銀計算的歲入7070萬貫中，工商稅佔了七成。由於商業稅和專營稅大部分來自城市，因此，北宋經濟可稱為“新經濟”及“貨幣經濟”。有不少歷史學家因而稱北宋為“商貿國家”。有學者估算北宋在1000年的GDPGDP為265.5億美元，佔全球GDP的22.7%，人均GDP為2280美元，而英國在工業革命後的1800年人均GDP只有1250美元，約是八百年前北宋經濟水平的一半。
2、北宋汴京與唐代長安相比更具開放性。唐代長安雖在文化和種族政策上，是一個自由、開放、包容的城市，各種民族、文化、宗教和商業活動，在此受到包容與禮遇，但它的裡坊制和市肆制卻顯示了它是以行政功能為主的城市，市民及工商業活動屬次要，並受到嚴格的時空限制。工商業不可以臨街、自由布點及隨時營業，對市民來說，晚上都要留在坊內，實質上每個晚上除了特別的節日及慶典外，都是戒嚴的。北宋初，宋太祖繼承了周世宗的政策，准許開夜市：“詔開封府，令京城夜市自三鼓已來，不得禁止。”這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它打破了自周以來行政型及封閉式城市的兩大體制：裡坊制和市肆制。
3、汴京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城市功能的完善和政策的開放，使汴京居民及工商業者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從事製造、貿易、營商和演藝娛樂的自由。史料記載：當時繁華的東京城，五星級大酒店（正店）就有七十二座之多，每家飲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鋪多達六千四百家，商人計算利益的算盤劈啪作響，不捨晝夜，店小二戥金稱銀，焚膏繼晷；州橋夜市人山人海，“家家簾幕人歸晚，處處樓臺月上遲”；以勾欄瓦肆為核心，周邊佈滿眾多的小商小販、占卜、醫療服務攤檔，以及街頭戲曲或雜技、酒樓、茶館、食肆和妓院等；專業街和大型綜合性娛樂場所滿布全城，其分佈形式竟與今天的世界大城市紐約、倫敦、香港和東京等一致。宋朝還擁有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至阿拉伯、東非、印度、東南亞和東亞的日本與朝鮮，商貿流通達四海。
4、北宋政權重視海上貿易，除了對東南亞和南亞派遣貿易代表團外，還在沿海五大海港城市設立對外的海上貿易管理機構：市泊司，依專門法規——市泊法，對外商外貿進行管理。宋朝依靠強大的海上力量和先進的航海技術，與世界五十多個國家保持貿易往來。南宋每年的貿易量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同期的總和，中國商人基本控制著從中國沿海到非洲東海岸、紅海沿岸主要港口。作為海關機構的市舶司每年創造的關歲竟達歲入的20%，成為南宋的重要收入。
5、北宋是酒文化最頂峰的朝代。宋朝實行酒類專賣，為強化酒類營銷，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自宋神宗起，朝廷大開“設法賣酒”之風。宋代官辦的酒樓眾多，如“和樂樓、和豐樓、中和樓、春風樓、太和樓、西樓、太平樓、豐樂樓、南外庫、北外庫、西溪庫”等，它們均屬於戶部點檢所管轄。戶部點檢所本來是宋代專司酒庫的官署，主要是管理酒業的經營專賣，但由於每所酒樓均有數量不菲的官妓，一般數十名，其職能與外延到對官妓的管理。據《夢粱錄》記載，自景定以來，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揀擇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婉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其中，性感嫵媚、氣質高雅、多才多藝的官妓如金賽蘭、範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稱心、梅醜兒、康三娘、沈三如等；私妓如錢三姐、季惜惜、呂雙雙、胡憐憐、沈盼盼、普安安、徐雙雙等，備受歡迎。熙寧中，王安石實行新法，政府散“青苗錢”，為此在譙門設置了酒肆，百娃持錢走出者，便誘之飲酒，十錢便花去二三錢了。又怕市民不來飲酒，則命官妓坐肆作樂，以蠱惑民心。據史載，王安石為此曾褒獎過幾位銷售業績不錯的妓女。南宋時，每年春秋新酒上市開賣時，各酒庫還特命眾妓女乘騎著彩，招搖過市，迎送酒樣，以吸引人的眼球，激起酒徒嚐鮮的慾望，促進新酒銷售。這種促銷方式，與現代的車模類似。北宋初，酒稅達185萬貫，佔全國貨幣稅收10%。神宗時（1077年）酒稅升至1310萬貫，佔貨幣稅收25.9%，佔全國總稅收的18%左右。在汴京，同年的酒稅達40萬貫，約等於京城商業稅的收入。
6、北宋是中國煤炭開採和擴大使用時期，使中國的新能源和工業革命領先於西方數百年。北宋先進的鑿井技術和發達的採掘業，促進了新能源和工業革命。在《清明上河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煤爐、私人售煤店和運煤的騾隊，表明煤炭使用範圍和使用量都比較大。煤炭因熱值高，促進了優質鐵大量生產，因而對兵器、貨幣鑄造、陶瓷和造船等行業，都有巨大推動作用。北宋年產鐵量7.5萬噸至15萬噸，而英國在1640年產鐵只3萬噸，而且以木炭冶煉。在北宋，產鐵的州府分佈也很廣，有27個至36個。西方文化史大家約翰•霍布森認為，工業大師是中國而不是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出現在北宋而不是五百年後的英國。
7、北宋對以生活用品及藥品為主要零售的小商販免稅。京都商稅院對四類二十七種商品徵稅。汴京當時的商業稅主要是住稅和過稅兩大類。住稅即交易稅——“居者市鬻”所課稅，抽3%；過稅是流通稅“行者劑貨”所課稅，抽2%。此外還有物業稅、津渡稅、格納稅。但以生活用品及藥品為主要零售的小商販免稅，從而直接鼓勵了小市民創業，促進了個體商販的發展。
8、北宋是個重文輕武、重讀書及更重科舉考試的朝代。科舉考試頻度高，而且錄取的名額也大超前代。自兩宋的三百二十年間，共開科112次，進士合格者2萬餘人。北宋初進士考試的內容是策、論及詩歌。神宗時，王安石變法後便取消了諸科，只開進士科，並免去詩賦一卷，改為“經義策論”，以提高貢舉的實用性。科舉制的發達，使宋代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不過，北宋末期，由哲宗至徽宗的二十二年（1099——1121年），政府被舊黨控制，停辦科舉，改由太學直接培養自己朋黨出仕，對科舉造成嚴重衝擊，造成用人唯親，使北宋末政府腐敗不堪。張擇端繪畫《清明上河圖》時，正值科舉停辦，圖中的讀書人不是趕科場的士子。
9、北宋馬匹比較少，除了中高級官員和少數富人才騎馬，或用馬駕車運輸人員與貨物。這從《清明上河圖》可見端倪，圖中絕大多數牲口都是駱駝、牛、騾、驢。宋朝兵器的質量與數量都優於草原民族，軍隊人數也很可觀，但戰馬少，優質戰馬更少，騎兵力量不足。中原政權發展騎兵也很拖累國家。大宋特設機構和官員，從邊遠地區購買並向內地運送馬匹，歲逾萬匹，沿途耗資巨大，而中原因氣候、環境等原因，很多地方不適於放牧和訓練騎兵，蓋與遊牧民族相比，中原幼馬存活率和成馬體質都有不小差距，養軍馬成本高，亦造成很大損失。後唐明宗李嗣源曾詢問樞密使範延光全國的馬匹數目，範延光回答說：“全國共有三萬五千匹。”唐明宗很感慨，說“太祖在太原時，騎兵只有七千人。先皇自始至終也僅有一萬匹馬。現在有這麼多軍馬，還不能一統天下，這是我養兵練將無方啊。”範延光隨即上奏說：“國家養的馬匹太多了，一個騎兵的開銷，可以養五個步兵，三萬五千名騎兵的費用可以抵得上十五萬步兵的開支，這麼多奇兵既不能發揮作用，又白白消耗國家財力。”唐明宗說：“誠如卿言。肥馬貧瘠吾民，民何負哉？”
騎兵需要馬匹，優秀的騎兵需要優質馬匹，中國有兩個地方盛產馬匹：一個在東北，一個在西北，東北在薊北之野，西北在甘涼河套一帶。養好馬尤其是優質軍馬，需要成群結隊養，需要高寒地帶，需要長山大谷，並有豐美水草和曠野。遊牧民族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環境，決定了匈奴具有漢民族不可比擬的騎兵優勢。這是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族與漢民族交戰，以少勝多，甚至獨霸中原、主宰華夏的重要原因。
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未能收復燕雲十六州，是他留給子孫的一大隱憂。趙匡胤黃袍加身時，燕雲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贈遼國。趙匡胤若想統一天下，鞏固國防，必圖燕雲十六州。因為，燕雲十六州地處關塞要地，是遊牧民族和中原政權的天然防禦線，中原失去燕雲十六州，就等於門戶洞開，草原鐵騎隨時都可長驅直入，嚴重威脅大宋的安全。燕雲十六州掌握在異族手中，使得北宋的北部邊界既無易守難攻的天然屏障和堅固的防衛線，又無發展馬政可依託的天然優質牧場，僅僅依靠茶馬互市和國內零星的牧馬場，組織不起強大的騎兵軍團，成為後來北宋滅亡不可忽視的因素。
10、由於城市經濟的高度發展和綠色革命，在北宋晚期，資本主義萌芽一片青蔥。宋代通過綠色革命，播種量與收穫量之比為1:100，歐洲則為1:10或1:15，糧食產量是歐洲的10~12倍，百姓生活不斷改善，北宋一位大臣曾抱怨說：現在農夫走卒也居然穿上了絲制的鞋子了。宋代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基礎之上，已經生長出城市、貨幣、商業、信用、海外貿易等諸多工商業文明因子，手工業從農業分離蓬勃發展，煤炭採掘業和冶鐵鑄造業發達，鑽井技術先進，陶瓷業、紡織業繁榮、造船和航海業興旺，對人類發展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藥、造紙、印刷術、指南針在宋代出現或在實際中廣泛應用，僱傭勞動、集資合夥、包買商慣例、商業信用等新生事物均已端倪可見，規範商業行為和維護消費者權益的市場管理部門如“和劑局”“惠民局”應運而生，維護商品經濟秩序的相關法律體系逐步健全，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勞資矛盾顯現，市民階層興起，海內外市場日趨擴大，非農稅收成為國家財稅收入的主要來源，資本主義萌芽在宋代一派青蔥。北宋時國家財政收入激增，最高時達到一點六億兩白銀；南宋時最高年財政收入也達到一點二億兩白銀。在我國曆史上，沒有哪個朝代能達到這個水平。世界知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歷史統計圖表顯示，中國人均GDP水平在戰國到唐朝幾乎沒有明顯上升，反而是北宋、南宋的三百年間有較明顯的上升，大約從元初以後一直到19世紀初500多年間處於停滯狀態，此後就大幅度下降。這是什麼原因？其直接原因是先金後元發動的殘酷戰爭，蹂躪和扼殺了宋代原始工業化和資本主義萌芽，導致生產力的停滯、落後，並由此阻滯了城市化進程和市民階層的成長。市民階層的成長滯後，又導致了市民階層價值追求的反封建文化成長的滯後，從而使“民主與科學”遲遲不能敲響苟延殘喘的封建社會的喪鐘。有學者痛心地說，如果這個勢頭能夠保持兩三個世紀不被打斷的話，必將為其後的機器工業化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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