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的今天，1965年5月22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決定取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制度。
1955年實行的軍銜制，作為我軍建設的重要法規，有力地推動了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但是，僅僅過了十年，這次軍銜制度就被取消了。除了受“左”的思想的影響，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1955年9月28日，即中南海懷仁堂元帥將官授銜授勳典禮的第二天，《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闡明瞭實行軍銜制度的意義：
為什麼現在要在人民解放軍中實行軍銜制度呢？這是因為隨著義務兵役制的實行，部隊現代化的裝備要求部隊的訓練和行動都必須嚴格遵照正規的制度和條例，軍官在軍人中間的地位和相互關係也必須明確規定，部隊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必須進一步提高，實行軍銜制度將更便於加強部隊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以遂行軍事任務。
在長期的國內革命戰爭中，人民解放軍曾經建立了嚴明的紀律，形成了上級愛護下級，下級服從上級的優良傳統。但在那個時期，由於部隊分散作戰，裝備簡單，兵種不多，並且是由志願兵組成的，官兵長期相處，互相識別容易，當時我們又沒有全國統一的政權來頒發和授予軍銜，所以在那個時期不實行軍銜制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全國的人民政權早已建立，義務兵役制已開始推行，人民解放軍的編制和裝備也同過去大不相同了，所以就必須實行而且也有條件實行軍銜制了。國家授予軍官以軍銜，是國家給予各級軍官的榮譽，同時是國家給予各級軍官重大的政治責任。軍官按照條令施行職權，也是國家和人民對他們的要求。因此，各級軍官必須戒驕戒躁，兢兢業業，完成國家和人民給予的光榮任務。
根據軍官服役條例的規定，軍官必須佩戴和軍銜相符的肩章符號，以便在官兵之間，各級軍官之間，各軍種兵種之間，有著顯明的識別標誌。這就能夠隨時隨地按照嚴密的軍事組織和秩序，職責分明地進行指揮和工作。只有這樣，軍隊才能在裝備複雜、運動快速和現代化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新條件和新要求之下，依據迅速變化著的情況，勝利地執行軍事任務，保衛祖國。
但是，由於時代的侷限，當時我軍一些高級將領中，存在著對軍銜制度的偏見。如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不少將領對軍銜制提出了質疑，認為軍銜制是教條主義或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不符合我軍的實際，甚至建議取消軍銜制。如某少將在發言中說：“軍銜制度我本身就懷疑。古今中外，新舊式的國家軍隊都有軍銜標誌，但這並不能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必須掛牌子，我們過去的級別不是很好的軍銜制度嗎？……因此我認為應該把牌子摘下來，大操大典時再戴。”
毛澤東
毛澤東主席在1958年８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有“花”（指軍官肩章上的軍銜標誌），發薪水都要有等級，分將、校、尉，可有的還沒有打過仗，結果是脫離群眾，兵不愛官，民不愛幹，因為這—點和國民黨差不多。
1959年5月31日，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元帥在訪問阿爾巴尼亞與斯庫臺黨政負責同志交談時說：“我不喜歡人家叫我元帥。因為這是戰爭的結果，是跟人家學來的。我不喜歡肩上這兩塊牌牌，將來會沒有這東西的。”這種真實流露出的樸素感情，在當時軍隊高層領導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人們對軍銜制認識上的侷限。而這種認識上的偏見給軍銜制的發展埋下了致命的隱患。
林彪
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接替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60年代初開始，林彪大搞“突出政治”，陸續提出並推行了一套極“左”的東西，給軍隊正規化建設帶來消極的影響。一些條令條例和規章制度被廢止，軍銜制也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建軍原則和法規，而遭到非議。由於軍銜制是50年代中蘇關係“蜜月”時期從蘇聯學來的，中蘇關係惡化後，軍銜制又被扣上一頂“修正主義”軍事制度的帽子。
1964年，為了保持我軍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增強軍隊和地方的團結，軍委考慮減低軍隊幹部的薪金，同地方幹部適當拉平。軍委常委開了會，擬出了軍隊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的減薪方案，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元帥和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到北戴河向毛主席報告這個事。
毛主席聽了彙報，把手一揮說：“減！”賀龍同志又請示說：是不是把軍銜牌牌一起取消算了？毛主席立即表示同意：取消，這個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在這以前，毛主席不止一次說過：我看到那個牌牌，就不舒服。過去沒有牌牌打勝仗，現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敗仗了。
賀龍元帥就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取消牌牌的建議，並立即得到批准。
賀龍
1964年11月，中央軍委辦公廳發出《徵求〈關於取消軍銜制度的意見〉的通知》稱：軍委辦公會議已討論同意軍銜薪金改革小組提出的《關於取消軍銜制度的意見》。《意見》認為軍銜制度存在許多不利因素，建議取消。其理由是：“我軍的軍銜制度，是照搬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過去沒有這種制度，也一樣打勝仗。實踐證明，這種制度不符合我軍的優良傳統，它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等級表面化，助長了個人名位思想和等級觀念。不利於我軍的革命化建設，不利於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和軍民之間的團結。同時增加了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不少繁瑣事務。”顯然，這是片面地理解和強調革命化而忽視現代化和正規化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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