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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总统被赶下台后，一般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这不得不说是民国时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先来看下民国时期被赶下台的四位总统的生活处境。
首先是黎元洪，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被革命军抓来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兼总司令，成了推翻封建帝制的领导人，1912年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1916年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
在民国初期政坛上，黎元洪向来是由北洋军阀操纵利用的工具。袁世凯当道时，他被软禁在大院里当装聋作哑的“黎菩萨”。袁死后，继任大总统，无兵无权的他，只有做北洋政府的橡皮章，听从段祺瑞的摆布。
下野后，黎元洪注重实业投资，投资兴办了数十家企业，并向银行贷款。黎元洪去世后，南京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全国各地下半旗致哀，鸣礼炮17响。黎元洪成为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享受国葬隆典第一人。
第二位，冯国璋，北洋三杰之一，直系军阀的创始者，1917年出任代理大总统，1918年代理期满下台。他一向善于敛财，经营活动大多集中在金融和地产上。在老家拥有良田千亩，在江苏南通与人合办盐垦公司，占地70万亩。1919年集资拟办开源实业公司，并先后开办兵工厂、铁矿和电灯公司。
第三位，徐世昌，他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了，晚清政府的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1918年当选为总统，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
下野后，徐世昌在天津英租界做了17年的寓公。为了表示解甲归田，他在住宅内专门辟出一间取名“退耕堂”，并自号“退耕老人”或“退叟”。日常生活中，徐世昌精心修道，每天叩头100个从不间断。徐世昌工诗善画，大部分时间用于写字作画，以文会友。
第四位是曹锟，他是贫苦人家，卖布出身，但在这四位总统中算是最有实力的。1923年以贿选手段当上民国大总统，1924年，冯玉祥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限曹锟交出印玺，通电辞职。
跌为平民的曹锟似乎又找到了自己童年的身影，许多穷邻居找上门来，和他交朋友。每逢夏天夜晚，曹锟的院子里常聚集着许多卖大碗茶的、拉洋车的、卖菜的小摊贩，曹锟和他们一样光着膀子摇把大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
由此可知，民国时期总统下野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国内也不会因此发生大的动荡和流血事件。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军阀背后都有相应的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而且本身实力也很雄厚。事实上，军阀下野之后东山再起的例子有的是，北洋政府历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下野也是保存实力，韬光养晦之举。
即便杀了某个军阀头目，也无法彻底摧毁他的实力，他的部下哪日得势肯定要回来报复，而如果打击了他的势力，使其一蹶不振，留下他的命也无关紧要了，更何况下野的人士一般都是住在租界当“寓公”，那是列强的势力范围，列强对于那些“有潜力”的军阀还是要利用、保护的。
同济天下
以直皖战争结束后处理安福系祸首为例。
安福系又叫安福俱乐部，因位于北京安福胡同而得名，由皖系军阀段祺瑞心腹徐树铮筹划组织。安福系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为害一时。直皖战争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取得胜利，控制了北京政府实际权力，安福国会被解散。
对于皖系大佬段祺瑞，由于他是北洋老前辈，小站时期就任要职，民国后历任总长、总理等职，是曹锟、吴佩孚的老师和上司。所以善后会议决定，只免除段祺瑞本兼各职，让下野后的老段自由安居，并以礼相待。对于安福系成员，除了10名祸首外，一概不予追究。就连徐树铮、段芝贵、梁鸿志等所谓的10大祸首，在通缉之后也再无下文。
一般胜利者对失败者往往都是赶尽杀绝，但北洋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当时北洋军阀之间的纷争，说到底还是自己人之间的事情。虽然兵戎相见，但原来不是师生、上下级、同乡，就是同事、亲戚、朋友，只要失败一方退出政治舞台，交出手中权力，战胜者就会网开一面，采取宽大政策对待自己往日的袍泽。即使通缉也是草草了事，不会结下生死不解之仇。而被通缉者经过一段时间后，往往都能受到特赦而重返政治舞台，这在民国初年的北洋时期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
也有人破坏这种规矩，将对手置于死地，但事后一般会遭到报复。当年段祺瑞心腹徐树铮掌权时，曾将政敌、北洋袍泽陆建章杀掉，后来陆建章的外甥冯玉祥又拦截火车，将徐树铮拖出车厢就地枪毙，替陆建章报了仇。这是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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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那些事
民国前期的政治比较传统，就是对政治人物只消灭他的政治生命，一般不会消灭他的肉体。
这种相对“温和”的政治斗争方式使得北洋时期开始大大小小的军阀战争可以变得不那么你死我活。各路军阀们一旦形势不利，要么便宣布下野，躲入租界，要么干脆报个旅游团，赴海外“考察”一番就足以保命，最差也能做一个富家翁。而一旦国内外形势有所变化，重新出山再整人马也是很平常的事。
这种战争双方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其实对斗争双方都有好处：战胜方不至于因为失败方的临死一搏而元气大伤，可以用最小的损失谋取最大的战果。而失败方也保存着一种最起码的生存底线和尊严，还随时有可能东山再起。
像陕南的吴新田，在手里尚有万余人马，实力犹在的时候，居然就敢做出直接把手下人马“卖”给桂系，自己拿了钱去上海做寓公的霸气事。而此人最后结局居然还不错。要放在民国以前，一个三乱五叛，种罂粟祸害半个陕西的军头，一旦没了军权，落魄凤凰不如鸡，不被满门抄斩都算运气好的。
更别说大家熟悉的冯玉祥，几次输光老本，只要认赌服输隐居起来读几本书，就又能东山再起，手下还是几十万大军。
当然，这个传统后来被凯申和润之两人合力给破坏的差不多了。当时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张辉瓒被俘，凯申这边还按着老套路找中间人，凑赎金，想着就是掏点钱的事，结果中间人还没出发，张辉瓒自己就顺着长江漂回来了……
而凯申自己到后期，政治对手们也大多连肉体带精神被一起消灭了，浑然忘了自己就曾经在1927年，1931年，1949年三次“下野”，以退为进，摆脱困境，然后东山再起。
皮耶霍
其实不止总统和平下野，中国进入民国后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军阀之间的混战其实并没有多大规模，而且打仗也只是更多像有序的帮派那样，一吓唬，二造势，三谈判。两军之间打仗很多时候朝天放空枪。两个司令白天打过仗，晚上就在一起吃饭打麻将，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真正的血腥战争开始于孙中山联俄联共之后的北伐战争，更详细的说是黄埔军校拥有主义信仰之后的军队才真正开始了信念之战。
那么在这之前为什么军阀之前不会有真正的大规模战争呢？为什么很多事情都能和平谈判解决呢？
有几个方面原因：
1:没有真正为国为民的信仰。
刚才提到的北洋军没有真正的民主救国信仰，实际上袁世凯凭借自己训练的精锐北洋新军完成了登上最高权力的巅峰宝座，其本人常年效命与专制晚清，虽然经洋务运动及各种改革洗礼，思想略有开明，但毕竟对孙中山所谓的三民主义根本不了解，也不相信这东西能救中国，迫于形势及民意他接受了民国这一套，但新瓶装旧酒，搞的还是那一套中国传统封建价值观。在这种体系下的所有后来军阀基本上没有什么信仰，只有古老的军阀割据争地盘争利益，打仗是要死人的，各军阀为了保存实力在未占据绝对优势情况下不会拼命。
2:自家人观念。
当时的中国，经过南北议和袁世凯夺权之后，主要政治力量基本上是袁亲手带的北洋新军，主要高层干将都是小站练兵起家的同仁，中层也是这些这些高层在自家体系下培养起来的，军阀之间相对于南方派，有自家人观念，大家都是曾经的兄弟、战友、同学、好朋友甚至各种联姻等，虽各自为政但关系错综复杂，除非有生死仇，基本上不会以命相搏，“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传统价值观影响着这些军阀大佬。
3:大家都懂的游戏规则下获得利益是首要目标。
虽然地方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但孙袁迫于形势和民意议和定下的国体基本上没人破坏，否则将会激起群攻，但往往占据中央的这些原来军阀首领会利用内阁及政务院等国家机构修改相关条例或“挟天子以令诸侯”来抢夺更多利益，而中央大佬又会利用地方军阀来调和各地矛盾，于是各种军阀对于中央和地方舞台皆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凭实力掠夺的更多是利益，所以只要之前的军阀首领看到自己实力乖乖退场，不会下死手置对方于死地。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拥有真正革命信仰的军队建立，中国才进入到了真正比较残酷的战争中。
牛牛的事儿
民国军阀混战中，战败一方通电下野，这是惯例，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这件事是从北洋领袖袁世凯开始的。
袁世凯行帝制，想要当总统，遭到北洋军阀和南方军阀一直反对。这时候，袁世凯能怎么做?只能通电取消帝制，让出权力。
当袁世凯退位后，再没有人对他进行追究。反而是他自己身体不争气，尿毒症死掉了！
后来张勋做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复辟。复辟失败后，张勋跑到天津当富家翁去了。
这件事，用杜月笙的话来说，做官要做好两碗面——一碗是场面，一碗是体面。
袁世凯，张勋，这些接连失败下野的军阀都做好了场面和体面，对同僚，下属都十分周到，失去权力时自然没人会赶尽杀绝。
再者，已经下台的军阀头子，拔了牙的老虎，没有威胁了，没必要出手弄死。赶尽杀绝反而会脏了自己的手。
这些军阀头子，虽然是大老粗，却也总是礼贤下士，附庸风雅，尊重主流价值观。（比暗杀成性的某党强太多）
另外，下野的军阀并非一点势力也没有。秦桧都有三个朋友，下野的军阀难免有几个死忠。如果放他一条生路，这些死忠就能为自己所用，否则不死不休的报复就开始了。
也有人不守规矩，那就是徐树铮。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死党，1919年带兵到外蒙，迫使外蒙取消独立，堪称民族英雄。
徐树铮帮助失去军权的段祺瑞当上总理，组织安福系，大出风头。徐树铮杀掉了政敌陆建章，七年后，陆建章侄女婿冯玉祥杀了徐树铮报仇。
历史知事
民国初期的时候，当时是北洋军阀控制着一方天下，其实大家都曾经是袁世凯的手下，而且你的女儿是我的儿媳妇，我儿子是你女婿，这样的话，大家互相打来打去也就成了一种家人之间的打打架，反正都是一家人，何必把人往死路上逼呢，你说，是吧。
而且对于这时候军阀而言，此时此刻，有两个比较大的威胁，一直让他们特别担心，第一个就是孙中山孙中山在南方可以说，组建了不小的势力，而且与那地方的当地势力打成一片，虽然北洋军阀之间互相内斗，但是都清楚，真正要面临的敌人是谁？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发疯追着某个人四处砍杀的话。如果其他人看着，劝不下去就会直接把那个发疯的人给干掉，你瓜儿子的，不知道真正的敌人在盯着我们的这时候你闹腾什么内乱，这也就造成了当时北洋军阀派系分别，但是真正打起来，通常不会把对方给至于死地，你只要服个软，认个输，别人不会把你怎么样。
对于这些北洋军阀来说，他们真正背后的大老板是欧美列强，或者说是日本人，只有找这些大佬拿到钱，或者拿到相应的武器装备，找到贷款以后他们才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去维持手底下的部队和自己军阀的统治，这些欧美列强最希望的是什么，是希望中国一直乱下去，只有一直乱想去了，然后欧美列强才有借口介入中国的纷争。
对于欧美列强而言，不能够造成一家独大的危险，什么时候能造成一家独大，就是一个人把其他所有人全部消灭干净，把他们势力全部清理干净，这样的话就能做到一家独大，这个时候还需要欧美列强什么事情？所以，如果说军阀之间内斗有一方落败，并且提出投降的话，欧美列强是第一时间出手救助这个军阀因为这个军阀虽然认输了，但他只不过是一时间处于一种下风，他的势力还在他的人脉还在。只要随便给他点资金，他就立刻能够卷土重来，所以欧美列强在这个时候对于各个军阀都是一种保护的状态。
还有就是当时的一种人心，大家都是出自一个大家庭，在外人看来这帮人就是一家子。如果说你对自己的亲人痛下杀手，赶尽杀绝的话，别人就会说你没义气，对于各个时代的军阀而言，如何给世人一种自己讲义气，讲清情讲仁义的形象，这是最重要的，这样就能揽到更多的人到他的麾下。
情况几乎就是这么个情况，如果还知道其他的希望补充。
漩涡鸣人yy
相反，革命党就做不到这点，国民党，已经基本控制了国会全部席位，但还不满足，还要剥夺总统法定权力，让一个全国共选的共主总统，成为一个政党手中玩偶，这样总统与国民党，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团体，其它团体与总统，，各种关系就没办法协条和妥协，对峙的最后就是比武力实力，一个国家的共和民主宪政灾难性悲剧，也会必然发生。
杨朱学泒蜘蛛蜈蟊始祖
清朝晚期，各省势力做强，庚子国难时，太后老佛爷的话也不再具有无上权威，东南各省互保，客观上说来，各省长官已经掌握地方财权、兵权和一定的人事任免权，为日后民国时代的军阀割据提供了历史依据。
民国肇始，在袁世凯的组织下，北洋政府做到名义上的政令一统，在事实上，南方各省一些革命派地区大员对政府并无多少向心力。洪宪称帝后，先前表面上的和气也被无情抛弃，护国运动爆发，军阀混战开始初露苗头。
袁世凯死后，就连北洋系自身都已并非铁板一块，直奉皖各派军阀纷纷走上前台，以军事实力说话，中国进入军阀混战阶段。这段期间，张勋复辟、护国护法、改旗易帜、中原大战，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
军阀之争，所争者，一为主义、二为利益，皆没有太深的敌意。不管是何主义，都是承认“中华民国”这块金字招牌的，不管是抢地盘抢生意等任何利益，都是要顾忌全国人民民意的。
在这个前提下，每当一方落败，对方往往并不会赶尽杀绝、斩草除根，胜利者得到了既定利益，往往还得要脸。前文说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意味着谁都想做那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想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何其多也，武力之外的怀柔也属必不可少的手段，争取失败者加入己方阵营，至少不再做己方强劲的反对者。二来，今天的胜利者，没准明天将会成为失败者，在这种角色互换比较频繁的年代里，胜利者也会给自己谋一条后路，就跟所有古代的正牌帝王不屑于挖掘前朝帝王的墓葬一样的道理。挖坟掘墓泄愤致富很简单，可谁敢保证自己日后不落得同样的命运？
于是我们看到，失败者在“通电下野”后，或者安心做个租界的寓公（往往胜利者还会暗中襄助、暗通款曲），或者积蓄力量、拉拢旧部，以图将来东山再起，又或者干脆加入对方阵营，为胜利者摇旗呐喊、以表忠心。
冯玉祥将军一生多次结盟，多次倒戈，是本题堪具代表性之人物。
历来现实
这个问题很有趣，按理说军阀都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人，但事实上在民国前期，军阀之间打来打去，却几乎没出现过赶尽杀绝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先亮结论吧：民国前期的军阀们往往会通过血缘、婚姻、兄弟、朋友等关系建立稳定的政治同盟。而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以上这些关系如无极特殊情况，是不好撕破脸的。
第一类关系就是血缘家族关系。这一点在北洋系军阀中体现得十分显著。比如袁世凯的发迹过程中就没少依赖自家人袁甲三、袁保恒、袁保庆等；再比如直系军阀曹锟大力提拔弟弟曹锐、曹锳，张作霖把奉系大权交给了儿子张学良，冯玉祥是陆建章的外甥，等等。
第二类关系比第一类更重要，就是姻亲关系。一旦两家结成姻亲，再怎么打估计也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了。在这方面，尤以袁世凯为甚。他利用自己的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分别与张人骏、端方、孙宝琦、陆建章、黎元洪、曹坤等民国实力派结成了儿女亲家。这样的例子在民国军阀间太多了，比如奉系的张作霖将自己的女儿张怀卿嫁与张勋之子张梦潮。
这第三类关系虽不如前两类，可双方要是真有了这种关系，那还真就是狠不下心，拉不下脸呢，这种关系叫做异姓兄弟。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张作霖。由于他出身草莽，所以最喜结拜之事。1907年，张作霖同马龙潭、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冯德麟、汤玉麟、张作相七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奠定了奉系军阀最初的领导核心。1927年，他又和孙传芳、张宗昌、韩麟春、褚玉璞结拜为兄弟。再比如北洋系的几个军阀，像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勋这些人。他们在袁世凯死后都曾互开战端，但每次都是点到为止，打赢的上位，打输的顶多通电下野，去天津享受生活。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个人觉得这跟民国军阀身上那种传统的武人气、绿林气、江湖气有很大关系。这种性格的好处就是讲义气、讲情面，弱点就是容易缺乏长远科学的眼光和统一坚定的革命信仰。直到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之后，中国才诞生了一支没有哥们义气、全靠革命信仰支撑的铁军。
在这之后，中国人打仗才算是真格儿的，因为站在战场对面的不再是父亲的儿子、女儿的丈夫、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结拜兄弟，他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敌人。
达摩说
又是这个问题。简单说下，北洋军阀之前都是满清的文臣武将，基本上全是袁世凯一手提拔带出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僚又是兄弟，他们之间还互相做亲家，有着姻亲关系，北洋系呢又重义字，所以一般军阀混战只要你说我服了，我下野，就没人再追究责任。就像自己家兄弟吵架一样。况且军阀们不是今个你强大就是明个我强大，给人一条活路也是给自己一条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