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中華民族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發展趨勢是始終不斷的，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悠久的、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本文從丹朱傳說與江漢古族關係的考辨入手，闡述丹朱後裔在江漢一帶的活動對楚文化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說明中原文化與南楚文化的早期融匯對輝煌而神奇的楚文化的積極影響，丹朱是堯的不肖之子，他因過獲罪而被逐到丹水流域，其後裔又越過漢水，發展到巴山、巫山一帶。在漫長的遷徙、拓展過程中，把先進的中原文化帶到了江漢流域，先後與荊楚文化、巴蜀文化相融合。丹朱及其後裔是中原文化在南方的早期傳播者，是對楚文化發展起了積極作用的江漢古族。
在傳說中，丹朱是堯的不肖之子，因種種惡行而被放逐。丹朱被流放以後的情況如何？對此，古代典籍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卻或明或暗地保留了與丹朱有關的某些傳說。通過分析這些傳說就會發現，丹朱被放逐後，他的後裔曾活躍在江漢流域，是江漢古族的重要一員，並對楚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左傳·僖公四年》載：齊桓公率諸候伐楚，管仲向楚國使者說道：“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把周昭王的漢水殞沒一事歸罪於楚，楚使斷然否認這件事與楚國的關係，拒絕承擔任何責任。從實際情況考察，這次覆舟事件是丹朱的後裔所為，也就是說昭王死於丹朱後裔之手。《國語·周語上》載，周大夫內史過說道：“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後，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而儀之，生穆王焉，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這段話透露了極其重要的信息：昭王房後和丹朱後裔有私通關係，周穆王是私通所生；同時，丹朱後裔對於周王朝來說，是帶來禍患的因素，它導致周天子的不幸。房地在今湖北房縣，《世本》載：“豕韋，防姓。”張澍粹補註：“防，一作彭。豕韋本彭姓，大彭之孫元哲封豕韋，劉景更封之，故姓防。”防、房通，房氏是豕韋后裔，屬彭姓。房地所在的河古時稱彭水，也是以姓名河，彭水源於房縣西南，後名築水，今名南河。《左傳桓公十二年》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涉渡的就是彭水。由此可見，房姓是祝融的後代，與楚同屬苗蠻部族。
房地舊址在今湖北房縣一帶，從地理位置上看，丹朱族人通於房後是完全可能的。丹朱被放逐于丹水，就是現在的丹江流域。丹江在漢水之北，房地在漢水以南，兩地僅一水之隔，丹朱族人只要越過漢水，便可進入房地。實際上，丹朱族人正是按這樣的路線向南推進的。今本《竹書紀年》載：“帝子丹朱避舜於房陵”，“朱遂封於房，為虞賓。”丹朱族人越過漢水，進入房地，併成了那裡的主人。所謂“房後協于丹朱”，實際是丹朱族與房姓通婚，是唐堯後代與祝融苗裔的聯姻。丹朱族與房姓通婚，周族也從房姓聘女，今本《竹書紀年》載，成王三十三年，“命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於宗周。”周康王娶於房，昭王也是如此，康、昭二世，周天子都是從房地娶王后。昭王房後協于丹朱，實際是私通於丹朱的後裔，《國語》供認了這一事實，並承認周穆王是房後通於丹朱的後裔所生，對於房後，“丹朱憑身而儀之”。《離騷》有“憑不厭乎求索”的詩句，王逸注；“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無獨有偶，昭王房後之子穆王名滿，這是否和丹朱憑身房後有關？是否是楚人房後為紀念與丹朱族人的關係而起的名字？似乎不會是偶然的巧合。周昭王娶於房，但這位房後卻與丹朱族人發生兩性關係，這在當時已是公開的事實，否則，內史過不可能那樣言之鑿鑿，不加隱諱。由此可見，對於丹朱族人來說，周昭王乃情敵，是有奪妻之恨的對手，他們必然會尋機報復，加害於昭王。內史過把丹朱說成是照臨周王朝的幽靈，已經暗示了昭王之死與丹朱後裔的關係。
據今本《水經注》記載，昭王沉船喪生是在漢水下游潛江以東地段，後代基本沿襲此說。按照這種說法，昭王渡漢水的地方離房地有千里之遙，這與居住在那裡的房姓及丹朱後裔沒有任何關係。但從歷史實際情況考察，《水經注》的上述記載是靠不住的。
西周前期到中期，楚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重心還在今湖北西部荊山一帶，向東沒有越過漢水、江陵一線。只是到了周夷王時期，熊渠才在興兵伐庸、楊奧的同時，把勢力範圍擴展到鄂。周昭王時期，周、楚爭奪的重點是江漢西部地區。昭王南征是討伐荊楚，楚國當時都於秭歸，從宗周出兵，越過陝西商洛地區便可逼近楚國北境方城，威脅秭歸，昭王南征不可能捨近求遠，放棄楚國的心腹地帶，而從漢水下游作長途迂迴。後來周宣王時召虎領兵從漢水下游進擊，那是為了討伐淮夷，而不是與楚國交戰。
今本《水經注》有關昭王遇難地點的記載是不確切的，同時又是自相矛盾的，但卻為考證昭王南渡漢水的地點提供了線索，在敘述周昭王死於漢水一事之前，文中有“即堵口也”四字。對於這一句話，後來注家都認為不可信，作過各種改動，但都很難令人信服。從當時歷史實際考察，昭王渡漢水並且遇難的地點確實應該在堵口附近，堵口即堵河匯入漢水處，其地在今湖北隕縣以西，距房縣不過百餘里，正是古代房國的統治地域，是丹朱後裔居住的地方。昭主死於當地土著之手，具體說來，是丹朱後裔和房姓居民葬送了他，據此，完全有理由懷疑，或是今本《水經注》在編排上有錯簡，或是當時對昭王遇難之地有兩種說法，酈道元兼存其說，造成了記載上的互相矛盾。
據《帝王世紀》載，昭王遇難的經過是這樣的：“及濟於漢，船人惡之，乃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可見他並不是在武裝衝突中被打死，而是被當地的“船人”欺騙，船沉身亡。顯然，當地土著人對昭王虛與周旋，表面上為他提供渡船，實際上是為他準備葬身之具。昭王死後，“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周人對昭王之死諱莫如深，在當時根本不敢張揚，這說明，昭王死得很不光彩。如果和房後協于丹朱的記載聯繫起來看，完全有理由相信，昭王之死屬於情殺，是被他的妻姓居民及丹朱後裔害死的，對於丹朱後裔來說，此舉是報了奪妻之仇。
丹朱後裔對周昭王的報復行為表明，它已經加入了楚國陣營，成為遏制西周王朝向南擴展的重要力量；同時，這一事件又是姬姓周族與唐堯後裔多次較量中的重要一仗。周代統治者以祖述堯舜自居，並且在王朝創立初期確實對唐堯後裔釆取了保護措施。武王滅商以後。為了安撫人心，大封先聖苗裔，其中唐堯的一支後裔就被分封於薊。隨著周王朝政權的日益鞏固，它對唐堯後裔不再是保護，而是逐漸削弱和翦除。今本《竹書紀年》載，成王八年，“王師滅，遷其民於杜。”唐是堯的故地，成王把它分封給自己的弟弟唐叔堯，而將堯的後裔遷移到杜，封為杜伯。杜即今陝西西安杜陵一帶，距離宗周鎬京很近，這就把唐堯後裔置於周王朝的嚴密監視之下。
但是，西周統治者對唐堯後裔的侵削並未結束，周宜王時期，又殺其大夫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適晉避害，從而把唐堯後裔從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徹底清除。對於唐堯後裔的侵削、殺戮，西周最高統治集團始終心懷不安，唐堯及其後裔的幽靈經常成為他們的困擾。《左傳·昭公元年》載：“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餘命而子日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對於文中的帝字，杜預釋為天，《史記·晉世家》也把帝改為天，從上下文意考證，帝指的是堯，這是西周最高統治者為自己佔領唐故地所作的開脫，周人把堯的後裔唐國滅掉了，這對奉唐堯為聖人的姬姓天子來說，無論如何是一件不好交待的事。在這種情況下，邑姜夢帝堯的傳說就應運而生了。由此而來，周人滅唐，就不再是周人的罪過，而是帝堯把自已後裔的封土拱手相送，是心甘情願地奉獻給周人的。征伐佔領被說成是順乎聖王之心的美德；滅人子孫的征服者，成了被征服者祖先指定的合法繼承人，這就是周人編造邑姜之夢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
這一事件也說明，對於唐堯及其後裔，周王朝懷著恐懼的心理，有時甚至讓到神經脆弱的程度，這種心理一直持續到春秋時期，公元前662年，傳說有神降於莘。莘在虢地，是姬姓封國，內史過預言，這是丹朱顯靈，挑國將亡。由此可見，周王朝統治者對唐堯及其後裔始終是戰戰兢兢，有一種作賊心虛的負罪感。面對姬姓統治者的壓迫，唐堯後裔也進行了反抗。據《墨子·明鬼下》篇載，周宜王就是被化為死鬼的杜伯射殺的。這種說法固然是虛妄的，但它卻透露了唐堯後裔反抗姬姓統治的信息。整個西周時期，周族與唐堯後裔的鬥爭時斷時續，在宗周統治範圍之內，唐堯後裔被逐步削弱、翦刈。而在西周統治勢力範圍之外，被放逐的丹朱後裔則和當地的苗蠻部族聯合起來，作為楚國的盟軍，共同抗禦西周勢力的南下，並製造了昭王的沉舟不返事件。從這個意義上說，唐堯後裔在對西周姬姓統治者的鬥爭中是裡應外合的，它在宗周境內遭到的損失在境外漢水之濱得到了補償。
恩格斯指出：“只要這些民族存在，這些神也就繼續活動在人們的觀念中；這些民族沒落了，這些神也就隨著滅亡。”周代把丹朱之神作為臨照自己的幽靈，這說明直到東周時期，丹朱的後裔仍然繼續存在，並且一直在尋機與周人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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