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发展趋势是始终不断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悠久的、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本文从丹朱传说与江汉古族关系的考辨入手，阐述丹朱后裔在江汉一带的活动对楚文化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说明中原文化与南楚文化的早期融汇对辉煌而神奇的楚文化的积极影响，丹朱是尧的不肖之子，他因过获罪而被逐到丹水流域，其后裔又越过汉水，发展到巴山、巫山一带。在漫长的迁徙、拓展过程中，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了江汉流域，先后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相融合。丹朱及其后裔是中原文化在南方的早期传播者，是对楚文化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江汉古族。
在传说中，丹朱是尧的不肖之子，因种种恶行而被放逐。丹朱被流放以后的情况如何？对此，古代典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却或明或暗地保留了与丹朱有关的某些传说。通过分析这些传说就会发现，丹朱被放逐后，他的后裔曾活跃在江汉流域，是江汉古族的重要一员，并对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左传·僖公四年》载：齐桓公率诸候伐楚，管仲向楚国使者说道：“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把周昭王的汉水殒没一事归罪于楚，楚使断然否认这件事与楚国的关系，拒绝承担任何责任。从实际情况考察，这次覆舟事件是丹朱的后裔所为，也就是说昭王死于丹朱后裔之手。《国语·周语上》载，周大夫内史过说道：“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而仪之，生穆王焉，是实临照周之子孙而祸福之”。这段话透露了极其重要的信息：昭王房后和丹朱后裔有私通关系，周穆王是私通所生；同时，丹朱后裔对于周王朝来说，是带来祸患的因素，它导致周天子的不幸。房地在今湖北房县，《世本》载：“豕韦，防姓。”张澍粹补注：“防，一作彭。豕韦本彭姓，大彭之孙元哲封豕韦，刘景更封之，故姓防。”防、房通，房氏是豕韦后裔，属彭姓。房地所在的河古时称彭水，也是以姓名河，彭水源于房县西南，后名筑水，今名南河。《左传桓公十二年》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涉渡的就是彭水。由此可见，房姓是祝融的后代，与楚同属苗蛮部族。
房地旧址在今湖北房县一带，从地理位置上看，丹朱族人通于房后是完全可能的。丹朱被放逐于丹水，就是现在的丹江流域。丹江在汉水之北，房地在汉水以南，两地仅一水之隔，丹朱族人只要越过汉水，便可进入房地。实际上，丹朱族人正是按这样的路线向南推进的。今本《竹书纪年》载：“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朱遂封于房，为虞宾。”丹朱族人越过汉水，进入房地，并成了那里的主人。所谓“房后协于丹朱”，实际是丹朱族与房姓通婚，是唐尧后代与祝融苗裔的联姻。丹朱族与房姓通婚，周族也从房姓聘女，今本《竹书纪年》载，成王三十三年，“命世子钊如房逆女，房伯祈归于宗周。”周康王娶于房，昭王也是如此，康、昭二世，周天子都是从房地娶王后。昭王房后协于丹朱，实际是私通于丹朱的后裔，《国语》供认了这一事实，并承认周穆王是房后通于丹朱的后裔所生，对于房后，“丹朱凭身而仪之”。《离骚》有“凭不厌乎求索”的诗句，王逸注；“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无独有偶，昭王房后之子穆王名满，这是否和丹朱凭身房后有关？是否是楚人房后为纪念与丹朱族人的关系而起的名字？似乎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周昭王娶于房，但这位房后却与丹朱族人发生两性关系，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事实，否则，内史过不可能那样言之凿凿，不加隐讳。由此可见，对于丹朱族人来说，周昭王乃情敌，是有夺妻之恨的对手，他们必然会寻机报复，加害于昭王。内史过把丹朱说成是照临周王朝的幽灵，已经暗示了昭王之死与丹朱后裔的关系。
据今本《水经注》记载，昭王沉船丧生是在汉水下游潜江以东地段，后代基本沿袭此说。按照这种说法，昭王渡汉水的地方离房地有千里之遥，这与居住在那里的房姓及丹朱后裔没有任何关系。但从历史实际情况考察，《水经注》的上述记载是靠不住的。
西周前期到中期，楚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心还在今湖北西部荆山一带，向东没有越过汉水、江陵一线。只是到了周夷王时期，熊渠才在兴兵伐庸、杨奥的同时，把势力范围扩展到鄂。周昭王时期，周、楚争夺的重点是江汉西部地区。昭王南征是讨伐荆楚，楚国当时都于秭归，从宗周出兵，越过陕西商洛地区便可逼近楚国北境方城，威胁秭归，昭王南征不可能舍近求远，放弃楚国的心腹地带，而从汉水下游作长途迂回。后来周宣王时召虎领兵从汉水下游进击，那是为了讨伐淮夷，而不是与楚国交战。
今本《水经注》有关昭王遇难地点的记载是不确切的，同时又是自相矛盾的，但却为考证昭王南渡汉水的地点提供了线索，在叙述周昭王死于汉水一事之前，文中有“即堵口也”四字。对于这一句话，后来注家都认为不可信，作过各种改动，但都很难令人信服。从当时历史实际考察，昭王渡汉水并且遇难的地点确实应该在堵口附近，堵口即堵河汇入汉水处，其地在今湖北陨县以西，距房县不过百余里，正是古代房国的统治地域，是丹朱后裔居住的地方。昭主死于当地土著之手，具体说来，是丹朱后裔和房姓居民葬送了他，据此，完全有理由怀疑，或是今本《水经注》在编排上有错简，或是当时对昭王遇难之地有两种说法，郦道元兼存其说，造成了记载上的互相矛盾。
据《帝王世纪》载，昭王遇难的经过是这样的：“及济于汉，船人恶之，乃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可见他并不是在武装冲突中被打死，而是被当地的“船人”欺骗，船沉身亡。显然，当地土著人对昭王虚与周旋，表面上为他提供渡船，实际上是为他准备葬身之具。昭王死后，“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周人对昭王之死讳莫如深，在当时根本不敢张扬，这说明，昭王死得很不光彩。如果和房后协于丹朱的记载联系起来看，完全有理由相信，昭王之死属于情杀，是被他的妻姓居民及丹朱后裔害死的，对于丹朱后裔来说，此举是报了夺妻之仇。
丹朱后裔对周昭王的报复行为表明，它已经加入了楚国阵营，成为遏制西周王朝向南扩展的重要力量；同时，这一事件又是姬姓周族与唐尧后裔多次较量中的重要一仗。周代统治者以祖述尧舜自居，并且在王朝创立初期确实对唐尧后裔釆取了保护措施。武王灭商以后。为了安抚人心，大封先圣苗裔，其中唐尧的一支后裔就被分封于蓟。随着周王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它对唐尧后裔不再是保护，而是逐渐削弱和翦除。今本《竹书纪年》载，成王八年，“王师灭，迁其民于杜。”唐是尧的故地，成王把它分封给自己的弟弟唐叔尧，而将尧的后裔迁移到杜，封为杜伯。杜即今陕西西安杜陵一带，距离宗周镐京很近，这就把唐尧后裔置于周王朝的严密监视之下。
但是，西周统治者对唐尧后裔的侵削并未结束，周宜王时期，又杀其大夫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适晋避害，从而把唐尧后裔从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彻底清除。对于唐尧后裔的侵削、杀戮，西周最高统治集团始终心怀不安，唐尧及其后裔的幽灵经常成为他们的困扰。《左传·昭公元年》载：“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日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对于文中的帝字，杜预释为天，《史记·晋世家》也把帝改为天，从上下文意考证，帝指的是尧，这是西周最高统治者为自己占领唐故地所作的开脱，周人把尧的后裔唐国灭掉了，这对奉唐尧为圣人的姬姓天子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件不好交待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邑姜梦帝尧的传说就应运而生了。由此而来，周人灭唐，就不再是周人的罪过，而是帝尧把自已后裔的封土拱手相送，是心甘情愿地奉献给周人的。征伐占领被说成是顺乎圣王之心的美德；灭人子孙的征服者，成了被征服者祖先指定的合法继承人，这就是周人编造邑姜之梦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
这一事件也说明，对于唐尧及其后裔，周王朝怀着恐惧的心理，有时甚至让到神经脆弱的程度，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公元前662年，传说有神降于莘。莘在虢地，是姬姓封国，内史过预言，这是丹朱显灵，挑国将亡。由此可见，周王朝统治者对唐尧及其后裔始终是战战兢兢，有一种作贼心虚的负罪感。面对姬姓统治者的压迫，唐尧后裔也进行了反抗。据《墨子·明鬼下》篇载，周宜王就是被化为死鬼的杜伯射杀的。这种说法固然是虚妄的，但它却透露了唐尧后裔反抗姬姓统治的信息。整个西周时期，周族与唐尧后裔的斗争时断时续，在宗周统治范围之内，唐尧后裔被逐步削弱、翦刈。而在西周统治势力范围之外，被放逐的丹朱后裔则和当地的苗蛮部族联合起来，作为楚国的盟军，共同抗御西周势力的南下，并制造了昭王的沉舟不返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尧后裔在对西周姬姓统治者的斗争中是里应外合的，它在宗周境内遭到的损失在境外汉水之滨得到了补偿。
恩格斯指出：“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动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周代把丹朱之神作为临照自己的幽灵，这说明直到东周时期，丹朱的后裔仍然继续存在，并且一直在寻机与周人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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