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人們對於赫德早已不再陌生，其領導下的中國海關，更被今人譽為是清朝“唯一沒由貪汙腐敗的部門”。赫德從英國來華時只有19歲，後來歷經同治、光緒、宣統三朝，在中國海關做了48年“總稅務司”，得到從一品的太子太保頭銜。
我們知道，赫德及其繼任者安格聯、梅樂和、李度，除為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管理海關外，在近代郵政體系的建立、對外事務的交涉、西洋知識的傳播、海軍艦船的更新等方面，都曾有過不可替代的貢獻。荷蘭歷史學家方德萬的新書《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面起源》，即對此做了全面研究。
海關是帝國主義侵華工具？
毋庸置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赫德等外籍總稅務司及中國近代海關的形象，在中國人眼中都是負面的。遠的不說，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學界重啟海關史研究時，赫德和助手金登幹還被看作是“帝國主義在華的代理人，是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實際執行者”，他們“控制下的海關，名義上市中國的行政機構，實際上是各國共管的侵華據點”（陳霞飛《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序）。在1987年出版的《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一書中，作者汪敬虞對赫德進行了全面否定，指責其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服務西方侵略者”。
好在隨著檔案的不斷髮掘及研究的深入，中國學界對赫德等外國人管理下海關的評價日趨正面，具體可參考傅亮2013年發表的論文《近十年來中國近代海關史研究綜述》。方德萬的《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在這篇文章中也被提及，只是作者將書名主標題Breaking with the past意譯為《與過去決裂》，更直接地點出了此書主旨。
方德萬是一名荷蘭人，現在任教於劍橋大學，老師是著有《叫魂》一書的漢學家孔飛力。2007年，大陸曾出版過其代表作《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這本書對戰時中國政府持鮮明的同情立場，使用大量原始史料，顛覆了史迪威、白修德等人為西方世界構建的刻板印象——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腐敗無能，從不肯真心為抗日出力。
方德萬對於中國海關的研究，同樣建立在豐富的中外檔案基礎之上——《潮來潮去》每章後的註釋都超過200條，其中引用最多的海關總稅務司署檔案，共5.5萬卷，系第一次被學者利用。此外，同大多數海關史著作不同，方德萬沒有將全部重心都放在赫德身上，他用全書大約一半的篇幅，記敘1911年赫德去世後，安格聯、梅樂和、李度三任外籍總稅務司對民國政治的影響。由此看，《潮來潮去》稱得上是一本短小精悍的近代海關史。
在洋人維護下的中國關稅主權
中國近代海關建立的契機，是咸豐三年（1853年）劉麗川領導的小刀會攻佔上海，導致清政府設立的槯關——江海關為之癱瘓。當時的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認為，“若在等待中國海關重建期間停止所有貿易，這會損害英國的商業利益。另一方面，如果貨船不繳關稅就離港而去，又是對《南京條約》的違背”。他希望通過和清政府合作，重建江海關。
江南地區的督撫急於恢復對關稅的徵收，於是同意在上海任命外籍稅務監督，管理洋商。這一經驗後來在全國推廣，英國人李泰國成為第一任由皇帝任命的總稅務司，管理各地海關及其中外屬員。在第二任總稅務司赫德手上，海關成為一個“集權並有紀律”的組織。他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規章，如《大清國海關管理章程》將懶散、欺詐、酗酒、經商、受賄等都被嚴厲禁止，一旦違反，就要受到懲罰。海關在一百多年後還能因廉潔聞名，也在於此。
海關在外國人管理之下，但並不受外國控制，赫德曾通令屬下：“務必一直牢牢謹記，總稅務司署是一箇中國而非外國的機構，所以每一個海關官員在面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官員時，應嚴守分際，這樣才能避免引發任何可能的冒犯和厭惡情緒”。當英國商人違反貿易法則，並援引治外法權，拒絕接受海關處罰時，英國外交大臣及駐華公使是不予支持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海關是清政府的下轄機構，在中國領土上行使徵稅權力，英國領事無權干涉。美、法等國亦對此原則表示主持，使海關獨立性得到保障。
得海關者，得天下
即使是赫德也不會想到，在他竭力經營之下的海關，後來會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命脈，進而決定政權存亡。按照方德萬書中的說法，在清政府存在的最後二十年，海關稅收已佔到全國總稅收的3/1—1/2。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規定的2億海關兩（海關專用的一種記賬單位，約合38克）賠款、3000萬海關兩“還遼費”；八國聯軍侵華後，《辛丑條約》規定的4.5億海關兩賠款，都不是全年國庫收入僅8000萬海關兩的清政府有能力償付的。這時除向外國銀行借貸外，已別無他法，而能作為擔保的也只有關稅。
辛亥革命爆發後，第三任總稅務司安格聯指示各地海關：“現在到了要保護關稅以償外債的時候了，不要使之淪為革命黨的軍費。”利用混亂局勢，海關獲得清政府同意，在原有徵稅權力之外，使他們成為關稅的管理者和支配者。借用方德萬的話說，海關從此“成為了一個為外國債券持有者收債的代理人”。但是，無論是袁世凱，還是革命黨，都不敢有侵犯海關的舉動，他們清楚地知道，只有掌握關稅，才有可能成為獲勝的一方。
圖：赫德
隨著“金銀比價的改變和一戰過後迅速的經濟擴張”，以及中國停付德國、奧匈、俄國的庚子賠款，海關稅收有了結餘——“關餘”。當時各省大都拒絕向中央上繳稅收，北洋政府想要維持運轉，就必須利用關餘舉借外債或發行內債，以至安格聯被稱為是中國的“太上財政總長”。伴隨海關權勢擴張而來的，是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勃興，人們對於由外國人掌控中國財政命脈的現狀，越來越難以忍受，最終導致安格聯被北洋政府強行停職。
第四任總稅務司梅樂和由國民政府任命，他首次用中文宣誓，並向孫中山遺像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三鞠躬，意在昭示自己作為中國政府官員的身份。梅樂和承諾，海關未來不再僱傭新的外國人，這意味著不久後，海關內部將再也看不到西方面孔。當然，國民政府部分地犧牲“反帝”立場，容忍外國人出任總稅務司，也在財政上獲得了巨大回報。
新政權營建新海關
在近代中國，海關的特殊性不僅在於由外國人掌管，更在於它的統一性，如方德萬在導論中說的那樣，“海關在近代中國，是唯一一個未有中斷且勢力幾乎可達全中國的機構。從太平天國運動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是唯一或近乎是唯一最有權力的官僚機構”。對於那些不受控制的省份，國民政府也能通過海關遍佈全國的網絡，對這些獨立地區施加影響。然而，日本侵華改變了所有這一切，並導致了海關的最終衰落。
先是“滿洲國”建立，讓海關失去了對東北的控制；緊接著更多領土淪陷，海關被迫一分為二，日本人在淪陷區任命了自己的總稅務司，梅樂和的權力被侷限在西南一隅。梅樂和要求下屬各海關稅務司“要義不容辭地儘可能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這不僅是出於對國家及我們所效忠的政府的責任感和忠誠，同時也符合海關的利益和它的古老傳統。”事實上，梅樂和已經在著手準備落幕，希望海關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忠於職守的好名聲。
圖：閩海關舊稅務司公館
梅樂和無力維持戰時支離破碎的海關，他的繼任者美國人李度在戰後同樣束手無策。海關在歷經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幾次鼎革後，在1949年迎來新的人民政權。最後一任總稅務司李度在臺灣離職，結束了外國人主宰中國海關的歷史。殘留的海關組織經過和新政權的短暫磨合，在1952年終結。對於此中具體情況，我們不得而知，赫德在《潮起潮落》中，有些遺憾地寫道，“想要以任何細節來複原最後一連串的發展都是不可能的。”近代海關研究，或許只剩下這畫龍點睛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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