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是多事之秋，蔣介石去世，蔣經國上臺。如何瞭解和看待蔣經國？如何把握好兩岸關係？這關係到祖國統一大業。作為“特赦戰俘”申請赴臺被拒滯留香港的蔣經國舊部蔡省三的文章引起了病重住院的周總理的關注。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號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周總理每期必讀。文中，蔡省三憑著對蔣經國先生的瞭解和理解，判斷蔣經國上臺後“三不會”：
（1）不會出賣臺灣，向外國賣身求榮；
（2）不會投降大陸；
（3）不會把臺灣搞亂，而能有一番作為。
總理的批示是用鉛筆寫的，有些筆劃顯得彎曲，看得出來總理寫的時候，手在發抖。1972年總理被發現患膀胱癌，癌細胞已經擴散，由吳階平大夫領導的醫療小組盡了最大努力，當時只能儘量延長生命、減少痛苦。總理病到如此程度，還在關心臺灣情況，還在親自看材料，還在用顫抖的手親自作批示，還在為祖國的統一大業殫精竭慮，看到總理批示的同志無不失聲痛哭。
周總理這四個“託”字，決不僅僅是他對某個人或某件事的託囑，而是將他的未竟之業，特別是祖國統一大業託付給事業的後來人及至所有中國人包括臺灣骨肉同胞。
周總理一生關心臺灣問題，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心繫臺灣，這是他的未了之情。
9月8日下午，我父親在政協禮堂第一會議室約請王崑崙、屈武兩同志座談，總理辦公室的錢嘉棟、趙茂豐同志，有關部門負責人熊向暉、李金德同志參加。
事後，我父親組織有關人員蒐集蔣經國發表過的文章，加以摘要，擬分10輯，用大字鉛印，陸續送總理便中參閱。出到第4輯，總理逝世。
總理的臨終召見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生命垂危的周總理迫切提出要見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兼中央對臺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我父親羅青長，當時中央規定凡是要見總理都要經政治局批准。醫療組直接請示了中央值班的鄧小平副主席，他動情而堅定地說“總理都病成這個樣子了，他要見誰，就見誰，還請示什麼！”。
待周恩來再度甦醒過來時，他對我父親歉意地說：“我實在太疲倦了，讓我休息10分鐘再談。”聽到這裡，我父親再也忍不住了，背過臉去，淚如雨下。這就是我們的總理，就是病到這種程度，還一心想著工作，想著體貼他人。他的心裡只裝著祖國和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我父親守候在周總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點多鐘，周總理才甦醒過來，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父親經電話請示鄧穎超同志之後，依依不捨地向總理告別，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成了終生的訣別。敬愛的好總理為人民耗盡最後的一分光、最後的一分熱，為革命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我父親每每提起這段往事時，仍然止不住地熱淚盈眶。建國後，總理一直親自領導對臺工作,親自處理具體的涉臺事務，為祖國統一大業操碎了心。
我父親常常聽總理談起張學良。總理肯定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是“挽救國家民族的一大危機”、“為民族產生了驚天動地的大團結”。稱張學良、楊虎城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新中國成立前，只要一有機會，周恩來就向社會呼籲，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
建國後，周總理一直念念不忘在臺灣的張學良。1961年在西安事變25週年紀念會上，政協副主席高崇民作詩懷念張學良將軍，有兩句是“座中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東南。”周總理當場說：“‘憔悴’兩字太消極，不符合張將軍的性格，應改為‘一人奮鬥在東南’”。
1954年8月20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上作關於外交政策和臺灣問題的報告
1974年，周總理親自批示要張學良的二弟張學銘出席國慶招待會，並要見報。周總理之所以這樣做，不僅為被禁多年的張學銘平反，推動查清張學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臺灣的張學良。
總理經常說，對臺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當我父親想起總理在重病中寫下的“託、託、託、託”，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難過，眼前總是浮現出總理關心臺灣問題那雙明眸，總理生前沒能看到臺灣問題的最終解決，他是死不瞑目啊！
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闡述了中國對於臺灣問題的立場。
不留骨灰，心繫臺灣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敬愛的周總理和我們永別了。當天，鄧穎超同志向黨中央提出了總理生前的請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總理的骨灰安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供各界人士弔唁。14日晚，在濛濛的夜色中，鄧媽媽在總理生前黨支部成員的陪伴下，將總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會堂臺灣廳，暫時存放。鄧媽媽不愧是周總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總理走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臺灣問題，她想讓總理再在這裡歇歇腳。我父親自1955年起即擔任中央對臺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長期在周總理的領導下分管對臺工作。他知道人民大會堂臺灣廳就是在周總理的親自提議下設置的，廳內的一切擺設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擺放的。總理為設立臺灣廳曾傾注了大量心血。當時，我父親具體負責臺灣廳從立項到建設的全過程。我父親記得臺灣廳的好多石頭、磚塊都是從臺灣運過來的。臺灣廳的說明詞是總理親自擬妥審定的。臺灣廳掛什麼畫，也是總理經過考慮精心挑選的。廳中懸掛的一幅鄭成功畫像，是總理吩咐我父親到故宮博物院，向國家文物管理局局長王冶秋同志調來的，總理同時囑咐我父親複製一幅，通過關係贈送給蔣介石父子，暗示蔣氏父子不要賣國。由此可見總理用心之良苦。
我父親回憶，1976年1月15日晚7時半左右，鄧穎超同志帶著他和總理生前的工作人員緩步走入大會堂西大廳，總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裡。大家隨鄧穎超同志向總理的遺像默哀，然後總理生前的衛士張樹迎、高振普同志打開骨灰盒，鄧穎超同志雙手撫摸著骨灰，雙眼含滿了淚水，她喃喃自語，像是在向總理傾吐著心曲：“恩來同志，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我們要永遠跟隨毛主席戰鬥！”在場的人無不動容，慟哭失聲。總理生前早已和鄧媽媽有約定，死後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國的大地。鄧媽媽將總理的遺願向黨中央作了彙報，得到了黨中央的同意。黨中央決定由我父親和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代表中央治喪辦公室，由張樹迎、高振普代表總理生前黨支部去執行這次特殊的使命。他們一行人穿過大會堂地下室，護送著總理的骨灰，離開了他生前熬過無數不眠之夜的地方，鄧媽媽的車緊隨其後。大約晚8時許，他們到達坐落在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他們邁著沉重的步伐，登上一架平時撒農藥用的安—2型農用飛機。巨大的馬達轟鳴聲掩蓋不住送行人的哭泣聲，飛機緩緩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我父親透過朦朧的淚眼，仍然能看見鄧媽媽久久地、久久地揮動著雙手，向她的親人、戰友做最後的告別……
總理骨灰撒放的地點，是鄧媽媽根據總理生前的遺願，與中央有關領導反覆商量後確定的，極具象徵意義。第一個地點是長城，它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是我們民族的靈魂，周總理曾提議將長城作為我國的國徽和國歌歌詞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此激勵民心、凝聚民心；第二個地點是北京密雲水庫，這是總理多次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與勞動人民一起勞動的地方，在這裡他與人民群眾結下了深情厚誼，這裡也傾注著他對首都建設的心血和對首都、全國人民的關愛；第三個地點是天津海河，這是總理參加革命的發祥地，他在這裡認定了自己終生不渝的奮鬥目標，他也是在這裡播下了愛的種子；第四個地點是黃河入海口（濱州），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為中華民族哺育了無數的仁人志士，最後又無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總理正是從這裡走向世界，走向全人類。總理也要從這裡走向他魂牽夢縈的臺灣島，去看看那裡的臺灣朋友、同胞……父親一行眼含著淚水，按照預定的地點將總理的骨灰撒出，那晶瑩潔白的骨灰在風中飄啊、飄啊，他是多麼眷戀著他的祖國、眷戀著他的人民、眷戀著他的未竟之業……（本文作者羅振系羅青長之子）
羅青長，建國後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分管外交、情報、對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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