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內馭外、強幹弱枝（中央軍集群）
中央禁衛軍
一般國家總是將主要兵力部署在國家主要的戰略方向，中國曆代也不例外，但是另一個基本原則是在地方上部署的軍隊實力不應超過部署在京師地區的軍隊。京師地區被認為是朝廷的根本所在，是"內"；全國的其他地區都被認為是"外"，在內的軍力要足以威懾外地。因此在主要戰略方向部署的軍隊一般不應是全國軍隊的精銳主力。對於歷代統治者來說，部署在京師地區、由朝廷直接指揮的中央軍集群就好比是大樹的主幹，而外地戰略意義再重要，相形之下仍然不過是大樹的枝幹。這後來被稱之為"以內馭外"、"強幹弱枝"的原則。
在這個原則指導下，歷代朝廷直屬的中央軍集群的變化最為複雜。既有衛護皇宮為主的警戒部隊，也有威懾各地、隨時可以出動的戰略機動野戰軍。但為防止軍事政變，京師地區部署的軍隊一般都分成好幾個集群，而各個軍隊集群之間也互不統轄。指揮系統極其複雜，結果往往反而導致效率低下，降低中央軍的戰鬥力。
據說西周初年在鎬京保留6個師的兵力，因中原地區可能發生的商族及其盟友的反叛，在這個戰略方向的洛陽附近部署8個師。後來在鎬京再組編8個師，京師地區軍隊遠遠超過外地軍隊。但公元前771年，西北少數民族武裝打敗西周軍隊攻入鎬京，殺死周幽王。鎬京地區的軍隊損失殆盡，繼位的周平王在諸侯的支持下遷都洛陽。但在洛陽的周王朝已沒有強大的軍隊，無法威懾諸侯。
西漢在建都長安後，在長安附近部署強大的軍隊。這支軍隊一部分駐紮在長安城南部的皇宮附近，另一部分駐紮在長安城北地區，因此分成"南軍"和"北軍"兩大集群。後來發生朝臣誅殺掌權呂氏的政變，更證明中央軍不能集中管理指揮，南北軍分掌、互不統轄，有利於防止軍事政變。因此以後各朝將這一制度嚴格化，謹慎地防止再出現周勃奪取北軍、控制南軍這樣的政變危險。
南軍也稱"兵衛"，由朝廷九卿之一的"衛尉"指揮，總兵力約有上萬人。負責皇宮內的警衛戒備，以及宮殿門口的出入、公文的遞送，實際上是皇宮的衛戍部隊。士兵號稱"衛士"，從各地徵發的正卒挑選出來擔任。每年輪換，集結到崗服役，由丞相親自主持迎接儀式；遣散回鄉時，皇帝還要親自來到歡送聚餐會場，以示勉勵。還有一批號為"郎官"的皇帝的隨從，由郎中令指揮。到西漢武帝以後，南軍逐漸成為職業兵，組編有期門、羽林等禁衛軍。
北軍平時可視為是京師地區警備部隊，戰時則為戰略預備隊。由九卿中的"中尉"指揮，士兵主要從關中地區徵發正卒，每年輪換。同時關中地區的郡縣地方駐軍也歸中尉指揮。北軍的總兵力沒有明確的記載，平時員額大約是數萬人。關中地區所有適役男子實際上都是北軍的預備役軍人，緊急情況下可以動員組編為一支大軍。漢武帝后北軍逐步職業軍化，組編8校尉軍隊為職業化的常備軍。
西漢的這一政策以後被歷朝歷代繼承。京師地區總是部署精銳的職業常備軍，而為防止這支軍隊造反，又總是將這支軍隊劃分為幾個部分，簡單的就是劃分為南、北軍，複雜的進一步劃分為不同指揮系統。如東漢在京師洛陽地區部署的軍隊就有宿衛軍（即西漢南軍，分為虎賁郎、羽林郎、羽林左右騎、衛士等，共有5000多人）、北軍（分為負責京師治安的"執金吾"和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5校尉，後者總兵力約5000人），以及部署在洛陽周圍的黎陽營、雍營、長安營。這3個營分別防禦洛陽以及長安方向，每營約集結1部兵力。雖然看上去東漢朝廷的中央軍不多，但是在這同時，東漢朝廷裁撤了郡縣的軍隊，"幹"雖不強，但"枝"卻更弱。
曹操在軍閥混戰中脫穎而出，建立強大的中央軍集群，號為"中軍"。其基礎是其親軍"虎豹騎"，以後改編為武衛營，再加上中領軍、中護軍、中堅軍、中壘軍，編成5個"營"，這裡的"營"是集中紮營的意思，兵力各有上萬人，是曹操的主要機動突擊兵力，曹魏末年已膨脹到20多萬人。中軍一般由中領軍、中護軍將軍來擔任戰地指揮。後來司馬氏集團在曹操死後逐漸取得對中軍的控制，從而發動政變，推翻曹魏。
司馬氏以握兵權而發動政變建立晉朝，自然害怕有人會仿效。裁撤地方軍隊，加強中軍。中軍在洛陽城內外部署的為"宿衛軍"，主力為6軍：中領軍、中護軍外，將原武衛營分為中衛左軍和中衛右軍，又將"驍騎將軍"所領的原司馬氏親兵分為驍騎軍、遊擊軍。此外又有前、後、左、右4軍（實際兵力僅千人左右）擔任宮殿外的警戒。保留原來的"五校尉"，再加上新編的"翊軍校尉"，一共6個營，合稱"六校"，實際兵力也有幾千人。289年又組建"積弩"和"積射"營。太子的東宮護衛也被擴編為前、後、左、右衛率軍。在洛陽城外又部署一支"牙門軍"，和宿衛軍合為中軍，總兵力要有十多萬人，全都是精銳的職業常備軍。但是部署太分散，大約36個營互不統轄，為後來分別參與皇族內亂、自相殘殺打下伏筆。
十六國混戰以及南北朝時期的各朝都繼承曹魏的制度，軍隊分為中、外軍，由統治者本部族人組成中軍，既護衛朝廷，又是戰略機動部隊。中軍的精銳部分組成禁衛軍。如北魏以鮮卑族部落兵組編中軍，編成"羽林軍"、"虎賁軍"，是精銳戰略部隊；又從拓跋部落宗族子弟精選出衛士，組編為"庶子軍"和"宗子軍"，作為宿衛軍。中軍的規模要佔到北魏全國總兵力的一半左右。中軍的羽林軍、虎賁軍部分，以及宿衛軍、駐紮在京師地區的其他中軍合稱"臺軍"，由"領軍將軍"指揮。而部署在京師周邊東、南、西、北地區的軍隊統由"護軍將軍"指揮。依然維持西漢南、北軍分治體制，只是規模要大很多。西魏、北周實行府兵制度，但軍隊仍然按照中、外軍原則部署。平時部署在關中地區的中軍要佔到全軍的三分之二。中軍主體是世兵制的府兵，另有職業兵的"禁軍"擔任皇宮的警衛。
唐代中、外軍制度號為完備。從府兵的基本單位折衝府來說，關中地區設立了261個，佔了全國643個折衝府的40%。朝廷的12衛大將軍和"東宮六率"分別統領部分折衝府，互相交叉。關中地區的折衝府士兵上番到長安服役，而且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動員全部府兵參戰，這樣就保證了中央軍集群足以對付任何外來的軍事威脅。另外朝廷直接指揮的"禁軍"也仿照西漢制度分為"南衙軍"和"北衙軍"。南衙軍是指由關中地區上番的府兵組成的衛士，主要駐紮在皇宮的南面由宰相控制指揮，號為"文臣南衙"；而北衙軍宰相不得過問，由皇帝直接任命武將指揮。南衙禁軍隨著府兵制的瓦解而消亡。北衙禁軍是職業常備軍，歷經變化後，在平定安史之亂後正式組編為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左、右神武軍，號為"北衙六軍"。以後又增加由太監控制的左、右神策軍，左、右射生軍，北衙軍擴編為10軍。禁軍大多被控制在太監手中，尤其是神策軍，其兵力一度膨脹到10多萬人。最後朱溫以釜底抽薪的辦法將禁軍全部控制到自己手中，唐皇朝也就滅亡了。
唐末五代軍閥混戰，所有的軍閥都建立自己的親兵隊伍"牙兵"（牙即衙，指在府署護衛值勤的士兵），在自稱為帝王后，親兵成為親軍，作為中央禁軍的最精銳部隊。如後梁朱溫建立的"廳子都"，李存勖建立的"帳前銀槍都"，李嗣源的"橫衝都"等等，兵員不過數千，但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精兵。而禁軍則指由其直接指揮的軍隊，五代小朝廷一般沿襲唐末制度，編為12軍（6軍再分左右）或10軍。
北宋將全部野戰軍都組編為禁軍，因此禁軍不再是指中央軍集群。但禁軍的部署仍然是注意到"內外相制"的原則。宋太祖時22萬禁軍中駐紮京師地區的有一半，被宋神宗稱之為"天下承平百年蓋因於此"。以後宋仁宗時，儘管北方邊境吃緊，京師汴梁地區部署的禁軍仍然達684個指揮（營），為淮河以北全部禁軍（1732個營）的三分之一。這些軍隊統由朝廷的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3個衙門分別組編、指揮，互不統轄。皇帝的警衛任務由殿前司組編的"班直"衛士來承擔，其編制名稱與一般的禁軍不同，為直、班兩級，直大約相當於營，班大致相當於都。2到4班為1直，編制約相當於18個營，總兵力約有近萬人（南宋定額為3600人）。但是士兵全部從禁軍士兵中精選，是精銳部隊。
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皇朝也按照同樣的原則進行軍隊的組編和部署。如遼朝將本部族軍編為"御帳親軍"，皇帝親率的是"皮室軍"，皇后親率的是"屬珊軍"，兩軍總共有5萬騎兵。以後兩軍合併，重新組編為5個軍：左、右皮室軍，南、北皮室軍，黃皮室軍。作為補充的有漢族6軍。而與歷代漢族皇朝另建宿衛軍（北軍）的情況相仿，遼朝也同時建立一支皇帝的私人宿衛軍，號為"斡魯朵（契丹語宮殿）軍"。與漢族歷代皇朝宿衛軍不同的地方是每支斡魯朵軍只為一位皇帝服務，當皇帝死後他的那支斡魯朵軍就為他守陵或調到外地鎮守，新的皇帝建立自己的斡魯朵軍。每支斡魯朵軍規模約在近萬人左右，也是部族兵制。金朝京師地區有侍衛親軍，由殿前都點檢指揮，約有5000人左右。同時又在京師附近地區集結精銳部隊，由樞密院直接指揮。
成吉思汗在統一蒙古各部時就已經組建了一支護衛親軍"怯薛"（分班當直的意思），下分為宿衛、侍衛、環衛3隊，分4班輪流值勤。衛士稱"怯薛歹"，精選貴族子弟充當。至成吉思汗死時，這支軍隊已經膨脹為近13萬人的大部隊，成為大汗主要的機動突擊部隊。元朝建立後怯薛軍繼續發揮中央軍作用，主要部署在大都、上都以及交通線上。忽必烈又組建樞密院指揮的"侍衛親軍"，具有漢族皇朝"南軍"的性質。朝會時圍繞會場警衛稱"圍宿軍"，在祭祀儀式時稱"儀仗軍"，車駕巡幸稱"扈從軍"，看守宮殿倉庫稱"看守軍"，夜晚巡邏京師稱"巡邏軍"。這支軍隊由3衛逐漸擴充到5衛，每衛有1萬人。以後的皇帝也陸續組建類似的親軍。
明朝建立後，明太祖在南京地區部署了48個"京衛"，雖然和全國約4、500個軍衛相比所佔比例不算很大，但考慮到京衛實際上主要是常備軍，並不象外地軍衛那樣要有80%—70%的士兵從事屯田生產，這支中央軍集群對於外地軍隊還是具有壓倒性的優勢。由於1420年遷都北京後，京城已處於邊防前線，京軍實際上也成為北方邊防軍的戰略預備隊。明成祖將京衛增加到72個，而且劃出26個衛作為直屬皇帝的親軍。在和蒙古的長期作戰中，明成祖將大部分京衛軍隊按戰時編制組編為5大集群：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平時集結在北京附近，號為"五軍營"。以後又以邊境地區俘獲的3000名戰俘為核心，組建"三千營"，主要承擔親軍26衛以及邊防軍輪換到北京服役士兵的訓練。又組建使用火器為主的"神機營"。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號稱"三大營"，由太監代表皇帝本人來擔任"提督"。1449年"土木之變"，三大營在內的50萬京軍全部被消滅，在於謙領導下，明朝廷迅速採取補充措施。1451年重新組建10萬京軍，第二年擴充到15萬，集結為10營，號為"團營法"。以後曾擴編到12團營，14萬人。1550年重新恢復三大營，五軍、神樞（原三千）、神機大營後來都以"營"為基本編制，每一大營都是10個營，各混編有戰兵、車兵、城守營。這種營小於原來"團營法"每營15000人的規模，但每營也有3、4千人。京軍規模仍有10多萬人隊。
清朝以八旗兵為戰略機動部隊，以集中部署為原則；而以綠營兵為警戒治安部隊，以分散部署為原則。在八旗兵中又以集中部署於北京地區的所謂"禁旅八旗"為主力。禁旅八旗中又抽出部分常備軍兵力，結為若干個"營"，如親軍營、驍騎營、前鋒營、護軍營、圓明園護軍營、步軍營、火器營、健銳營等，作為皇宮以及京城的警衛。每個營士兵分別從各旗、各牛錄抽調而成。每個營的規模相差極大，前鋒營僅1800人，一半為鳥槍兵；親軍營僅3000人左右；而驍騎營的騎兵（稱馬甲）將近3萬人。又如護軍營15000人，來自上三旗（鑲黃、正黃、正白）的士兵守衛紫禁城內，下五旗的士兵守衛紫禁城外。步軍營長官全稱"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習慣稱"步軍統領"、"九門提督"，既有來自八旗的21000多步軍，也有綠營兵5營、8800多人。
2、"不教胡馬度陰山"（北方邊防軍）
北方邊防軍
歷代中原皇朝面臨的主要邊防問題是與北方遊牧民族的衝突，而在南方地區以及沿海地區的邊防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並不構成重大問題，因此歷代主要是沿北方邊界展開邊防軍隊的部署。
由於受山脈地勢的影響，中原皇朝如果將北方邊防線推進到祁連山—陰山—燕山以北，需要防守的正面就會成倍增加，呈現出巨大的漏斗形，需要部署的軍隊也需要成倍增加。而這一邊界處在農牧經濟轉換區，中原皇朝的軍隊很難在當地解決供給問題，只能依賴中原農業地區的支援，這又制約著部署軍隊的數量。不過如果中原皇朝放棄這一線，北方遊牧民族軍隊就容易沿河西走廊，或者沿六盤山、呂梁山、太行山這些呈南北方向的山脈進軍中原，或者突破燕山山口進入華北平原，大致形成實行向心突擊的態勢。而中原皇朝部署的軍隊會受到這些山脈的阻擋，難以及時橫向調動進行堵截，很可能落得個被動挨打的地步。因此歷史上中原皇朝總是沿這一線山脈部署重兵，如果不能維持住這一線就會陷入邊防危機。
自第一個統一全中國的朝代秦朝開始，北方邊防軍就一直是朝廷部署軍隊的重點，在漫長的邊防線上集結著大量的軍隊。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大將蒙恬率30萬大軍出征匈奴，在擊敗匈奴後，30萬大軍即沿著上述那條邊防線部署，修築長城，司令部設在上郡（今陝西榆林東北）。史書上對這些軍隊具體部署情況記載不清。從當時征伐南方動用的50萬軍隊相比，蒙恬率領的北方邊防軍數量還不算太大。
秦末農民大起義後，北方的邊防線瓦解，匈奴勢力得以迅速向南擴張，經常出沒黃河河套地區，頻頻向南侵擾。有的部落遊擊於陝北高原，離長安城只有700裡，輕騎兵奔襲一晝夜就可抵達長安城下。
原來西漢的如意算盤是在邊界設立諸侯王國作為和匈奴的緩衝地帶，可是沒料到同姓王往往並不具備鎮守邊疆的威信與能力。比如公元前200年匈奴進攻代國（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北部地區，都城"代"在今河北蔚縣），代王劉喜棄國而逃。立劉邦另一個兒子劉如意為代王，但卻不敢去就國，仍然留在長安。而異姓諸侯王在與朝廷發生矛盾後，就往往和匈奴勾結，讓開道路讓匈奴入侵，甚至公開投靠匈奴，為虎作倀。公元前201年韓王信被漢高祖改封到太原以北地區，國都在馬邑（今山西朔州市），當年就遭到匈奴的圍攻。韓王信投降匈奴，讓開大路，引導匈奴進攻太原。第二年漢高祖親自討伐韓王信，韓王信索性逃入匈奴部落，與匈奴合軍，連年侵擾內地。公元前197年趙國（今河北南部，都城為邯鄲）的丞相陳豨（xi）發動叛亂，自立為"代王"，與匈奴遙相呼應，也是靠劉邦"御駕親征"才鎮壓下去。公元前195年燕王盧綰造反，與匈奴同謀，在被大將樊噲打敗後也逃入匈奴。
在這樣情況下西漢朝廷被迫改變策略，在以"和親"為緩兵之計的同時，加緊向關中地區移民，增加兵源。為了加強邊郡兵源，西漢還在公元前169年接受晁錯的建議，徵募農民往邊防線一帶移民，號為"移民實邊"。以後規模越來越大，漢武帝時期曾徵發60萬人前往邊境實行屯田，且耕且戰。
同時將沿邊各郡轉變為戰時體制，給予各邊郡郡守軍事指揮權，不僅可以指揮調動各地到邊郡服役的戍卒，還有權在當地徵發兵役，應付緊急情況。各郡由郡尉擔任日常的軍隊組織訓練，太守在戰時為最高指揮官，有權臨時決斷，無須請示朝廷。尤其說太守是行政長官，還不如說是軍區司令。漢文帝時雲中太守魏尚平日每5天宰頭牛慰勞士兵，軍營市場的租稅給士兵改善伙食。得到士兵愛戴。有匈奴入侵就帶兵反擊。後來只因為上報戰功多報了6個首級，就被逮捕判刑。說明對太守的考核是以邊防為主的。著名的飛將軍李廣在哪一個邊郡出現危機時就被緊急調任，在40多年裡先後擔任過7個邊郡的太守，威名遠揚。
西漢邊郡軍隊主要任務是防禦小規模的侵擾，軍隊分散部署，固守據點。在邊境線設候、障之類的堡壘，有候官、障尉、候長。這些據點相隔白天目視所及的距離，發現情況白天燃煙、晚上點火，傳遞消息。在判明匈奴的主要進攻方向後，朝廷再出動野戰軍。如公元前166年匈奴14萬騎兵入侵，斥候到達距長安不足兩百里的甘泉（今陝西淳化一帶）。朝廷緊急徵調軍隊，在長安、上郡（今陝西榆林一帶）、北地郡（今甘肅慶陽一帶）、隴西郡（今甘肅臨洮一帶）這4個地區集結，形成對陝北高原上匈奴軍隊的袋形半包圍態勢。但漢軍仍然避免與匈奴大規模會戰，聽憑匈奴飽掠月餘後退走。公元前158年匈奴再次大舉入侵上郡，漢軍也相應集結於長安附近的霸上、細柳、棘門，以及北地郡、飛狐口（今河北淶源一帶）、句注山（今山西代縣一帶），防備匈奴南下或東進。但當時漢朝的經濟實力還養不起這些臨時徵發組編的大軍，匈奴退走，集結的野戰軍也就解散。
漢武帝親政（公元前135年），漢朝開始轉變北方邊防戰略。公元前134年任命李廣為驍騎將軍，屯兵於雲中郡（今內蒙托克托）；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兵於雁門郡（今山西右玉）。這兩支軍隊堵住了匈奴沿呂梁山入侵的道路，而當匈奴向東、向南進軍時，也可以從側面打擊匈奴。可能是因為後勤問題的制約，不久就撤消了這一部署。但這是在邊防線上部署野戰機動部隊的開始。
公元前133年漢武帝接受聶壹、王恢的建議，引誘匈奴進入馬邑，漢軍在兩側部署了30萬人，打算進行一次決戰。可密謀洩露，匈奴迅速退走。從此漢朝動員並部署了大量的騎兵，在邊境以野戰軍展開機動作戰。公元前129年，在匈奴襲擾上谷（今河北懷來一帶），漢軍從上谷、代郡、雁門、雲中4路出擊。第二年匈奴2萬騎兵襲擾遼西（遼寧義縣一帶），漢軍在遼西進行牽制，主力3萬騎兵從雁門、代郡迂迴出擊，截擊匈奴後路。公元前127年，漢軍再次反擊，在上谷等地牽制匈奴，主力5萬騎兵進行大迂迴作戰，一舉消滅在河套地區盤踞多年的匈奴樓煩、白羊部落，收復全部河套地區。
這一仗獲勝後，漢軍開始發動主動進攻，公元前124年至公元前121年，每年都發起新的攻勢，公元前119年更是出動了10萬騎兵分兩大縱隊、4路深入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區統稱），擊敗匈奴主力，打通河西走廊，將邊防線推進到祁連山、陰山以北，並開始在這一線修建長城及烽燧據點。
在邊防線上長期維持如此規模的機動野戰軍是漢朝難以承受的財政負擔，不久就只留下和原來體制一樣的邊郡駐守軍。幾年後匈奴捲土重來，攻掠設立不久的五原郡（今內蒙包頭附近），殺死太守。說明邊郡駐守軍仍不足以抵擋匈奴。
以後漢朝每隔5、6年就徵調野戰軍出塞，前往漠北掃蕩一次。公元前110年漢武帝還曾親自率領18萬騎兵"巡邊"。這樣的掃蕩戰，戰果很少，還造成幾次重大損失。如公元前99年李陵步兵被全殲、李廣利大軍也遭圍殲。但至少戰場都是在邊防線外，戰爭的主動權也在漢軍手中，對匈奴造成了持久的壓力，導致匈奴多次發生分裂。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為5個單于部落，開始互相攻擊。一批批匈奴貴族帶領部落投降漢朝。公元前53年呼韓邪單于內附，要求沿漢朝邊塞居住，為漢朝守邊。西域諸國對於匈奴的側擊也取得很大成果。公元前36年，漢朝西域都護甘延壽，徵發在西域屯田的士兵以及諸國軍隊，組成聯軍，深入匈奴右翼，圍攻郅支單于的王城（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江布爾），全殲該部匈奴。漢匈大戰至此告一段落。
以後西漢一直仍然維持邊郡的戰時體制，只是隨著邊境壓力的減輕，公元前54年漢朝廷下令減少20%的戍卒。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建議由內附的匈奴部落代為防守邊防線。漢朝討論時大多數朝臣都同意，只有侯應認為要"安不忘危"。漢朝決計繼續維持這一體制。邊境維持了幾十年和平局面。到西漢末年政治腐敗，尤其王莽篡漢後倒行逆施，百般侮辱匈奴族，多次要求匈奴首領改稱號為"恭奴善於"。激起匈奴部落反抗。王莽集結起20多萬大軍征討，又大大加劇沿邊漢族人民的負擔，也起兵反抗。邊境局勢大亂。東漢建立之初，邊防線退後到陝北高原、呂梁山、太行山、燕山山口一線。不少原來建立的邊郡放棄，人民遷往內地。好在公元48年匈奴分裂，南匈奴部落內附，北匈奴遠遷漠北。遼西的烏桓部落也內附。使得東漢邊防危機緩解。南匈奴、烏桓為漢朝守邊，漢朝鞏固了陰山北的長城防線。
東漢邊防軍體制與西漢有所不同。西漢的將軍是戰時任命，戰後就撤消。而東漢在公元50年設立匈奴中郎將，負責防備匈奴；不久設立護羌校尉防守青海湖一帶；設西域都護、以及戊己校尉防衛西域，都是常任的邊將，集中指揮邊郡軍隊，是名副其實的軍區司令。邊郡太守兵權被削弱，郡都尉也被撤消（以後又陸續恢復）。邊將所指揮的軍隊性質也與西漢不同，士兵有的是從漢族百姓或當地少數民族中徵募，或者是謫戍的罪犯，都是職業兵。公元72年後漢朝恢復攻勢，89年竇憲等發動遠征，北匈奴勢力衰落。最後有20多萬人投降。
東漢在邊防線設置專門軍區、以職業兵守衛邊防的作法為以後各代繼承。北魏在經過長期戰亂後重新統一北方的同時，大致沿漢長城線佈防，設置軍府或軍鎮，實行軍管統治，鎮將"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是武將兼文官，實際和西漢初年文官兼武將的制度相仿。在北魏的統治穩定後，開始將很多軍鎮改為州郡，但仍保留沃野（今內蒙五原北）、懷朔（今內蒙固陽北）、撫冥（今內蒙四王子旗東南）、武川（今內蒙武川西）、柔玄（今內蒙興和北）、懷荒（今河北張北北）6個軍鎮，號為"六鎮"，沿陰山南麓大致形成一條東西向平直的防禦線，作為防禦正北面柔然部落侵擾的邊防軍區。另外西北的防禦則保留敦煌、鄯善（今青海西寧一帶）、薄骨律（今寧夏銀川）等軍鎮。各鎮設置鎮都大將（鎮主）為最高指揮官，鎮下要地設置據點"戍"，由"戍主"指揮，往往兼地方的太守。"六鎮"軍人原來都是鮮卑部族兵，地位很高，但隨著鮮卑族的兩極分化，軍官成為貴族，而士兵地位下降。自北魏孝文帝改革後，北魏鮮卑貴族遷往洛陽；鎮兵則大量加入很多各族戰俘以及罪犯，都被劃為"營戶"，世襲為兵，處於賤民地位。這種地位的反差成為後來六鎮發動叛亂的導火索。
唐朝建立起空前強大的帝國，唐太宗時將全國劃分為41個軍區，各設置都督府，主管軍事，和358個州的民政系統重疊。邊防線設置了6個大軍區，其中5個在北方，各設置"都護府"，統管軍區內軍民事務。從西而東分別為：安西都護府，設在龜茲（今新疆庫車），鎮守天山南部及以西地區，以下設置龜茲、于闐、疏勒、焉耆4鎮為軍分區；北庭都護府，設在庭州（今烏魯木齊市），統領天山以北16個府、州；安北都護府，設在金山（蒙古科布多），下轄6部都督府，統轄廣大漠北地區；單于都護府，設在雲中（今山西大同），下轄3個都督府、14個州，統轄漠南地區；安東都護府，原來設置於朝鮮半島，後來內遷到遼東（今遼寧遼陽）。南方設置安南都護府，設於交州（越南河內）。
都護府的軍隊大多徵發當地各民族組編而成，僅在大戰爭情況下才由朝廷派兵。由於距離遙遠，都護府有相當的自主權力，自行因地制宜組編邊防軍部隊，一般以地名稱呼，大的稱某某軍，小的稱某某守捉、某某鎮。
唐朝建國百年之後，契丹、奚等逐漸在北方興起，吐蕃也從西向東擴展勢力。唐玄宗時期重新部署邊防，先是在北方設置左、中、右3大軍區，各設大總管府，增加部署兵力。
以後在沿邊都護府和原來的行政監察區"道"的基礎上，將沿邊的"道"組編為軍區，設置"節度使"，作為皇帝的代表，執掌軍政全權。北方設置8個節度使：原來的安西都護改為安西節度使，仍統4鎮，常備軍約2.5萬人；北庭都護改為北庭節度使，統天山北路，2萬人；河西節度使，設在涼州（今甘肅武威），防禦河西走廊，隔斷吐蕃和突厥，下轄8軍、3守捉，有7.3萬人；隴右節度使，設在鄯州（今青海樂都），防禦吐蕃，下轄10軍，7.5萬人；朔方節度使，設在靈州（今寧夏靈武），下轄原來安北、單于2都護和3軍、3城、3州，有6.47萬人；河東節度使與朔方節度使並列，防備正北方向，設在太原，有5.5萬人；范陽節度使，設在幽州（今北京），防禦燕山山脈正北方向，下轄9軍、9州，有9.14萬人；平盧節度使，設在營州（今遼寧朝陽），下轄2軍，以及原來的安東都護府，有3.75萬人。西南地區設劍南節度使，防禦吐蕃，有6軍13州，3萬多軍隊。
由於府兵制瓦解，為解決兵源，允許節度使就地徵募組軍。原來的都護出鎮掛帥，回朝執政，到此時節度使大多為少數民族將領，長期任職。職業將領率領職業士兵，僅北方邊防軍就已超過了40萬人，實力大於朝廷中央軍集群。導致後來"安史之亂"的發生。
唐末藩鎮之禍給宋朝統治者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因此北宋無所謂邊防軍，一律由中央派遣禁軍輪流到邊防鎮守，而且為防止武將擅權，改派文臣掛經略使之類的頭銜擔任總指揮，武將不得掌握全局。北宋已喪失燕山山脈屏障，北方邊界無險可守，只能以野戰軍機動防禦，但這樣的體制下，軍隊部署和調遣難以實現機動靈活，在面對遼、西夏的騎兵機動部隊時，處處被動，處處捱打。
有的少數民族皇朝在入主中原後也遇到需要在北方邊境佈防的問題。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在入主中原幾十年後，北方蒙古勢力興起，金朝被迫組建向北、向南兩大戰略方向的邊防軍，1161年後分別在泰州（今吉林乾安）、恆州（今內蒙正藍旗）、豐州（今內蒙呼和浩特東）設置"招討使"，統轄北部邊境線上的軍民。組建的邊防軍絕大多數是被金朝降伏的各部族軍，甚至東北招討使還有奴隸組成的"驅軍"。
明朝建國後長期與蒙古各部落處在戰爭狀態，經徐達等幾次征戰，北方邊防線穩定於燕山北麓至陰山南麓，沿線從東往西設置軍事據點，其中最重要的是遼陽衛、大寧衛（今遼寧寧城西）、開平衛（今內蒙多倫北）、大同衛、東勝衛（內蒙托克托）。這些據點一般有左、右兩衛兵力，是防線上的核心據點。明初還曾企圖以藩王鎮守邊境，北方自東而西封有寧王（即原大寧衛）、燕王（北平，今北京）、谷王（宣府，今河北宣化）、代王（大同）、晉王（太原）、秦王（西安）、慶王（寧夏，今銀川）、肅王（甘州，今甘肅張掖）8位藩王，都配備了3衛軍隊為王府護衛，而且還有指揮駐軍的兵權。其中燕王朱棣軍事實力最強，北平一帶部署有16個衛的兵力，而且還因在1390年征伐蒙古的戰爭中獲得勝利，得以將超過萬名投降的蒙古騎兵編入自己的軍隊。成為後來發動"靖難之役"的資本。
1402年朱棣在經過殘酷的內戰登上皇位後，迅速開始削減藩王的護衛兵力。在5次勞而無功的"御駕親征"漠北的同時，明成祖改變邊防戰略，劃定北方邊防線沿大興安嶺、燕山、太行山、呂梁山口、經陝北高原沿祁連山北麓向西延伸至嘉峪關，沿線陸續修建"邊牆"（習稱明長城）。並在邊牆一帶陸續設置軍鎮，號為"九邊"，即遼東、宣府、大同、延綏（榆林）、寧夏、甘肅、薊州7個軍鎮，再加上靠近邊境的太原與固原衛也稱之為鎮。明初原來設置的邊衛都撤至長城以內，成為守衛長城的駐防軍。長城外的防禦依靠內附的蒙古部落。比如原來的大寧衛就移交給蒙古族的兀良哈部落，號為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後來將長城外各少數民族部落統轄於"奴兒干都司"之下，給各部族以"衛"的番號，共有384衛之多。如後來建立清朝的女真部落就曾被編為"建州衛"。
九邊軍鎮各設置總兵，重要戰略方向在幾個總兵上設總制、總督。如"三邊總制"統轄延綏、甘肅、寧夏3鎮；薊遼、宣大總督各統轄2鎮等等。總制、總督有一定的臨時處斷權力，但和唐代節度使不同，九鎮只是軍區，沒有干涉民政的權力。
原來明初的邊衛士兵都是土著兵以及充軍的罪犯，有戰事情況下徵調其他衛軍，號為"客兵"。永樂年間，開始規定由內地軍衛士兵輪流戍邊，謂之"邊班"。以後逃亡日甚，逐漸改為招募，兵員數額也逐漸減少。明初僅宣府一鎮就有將近10萬官兵。百年後官兵實有數6.69萬，其中一半是招募的。
按照制度，各鎮總兵官、總鎮軍統領正兵，副總兵分領3000為奇兵，又設遊擊分領3000兵員"往來防禦為遊兵"，參將分守鎮各路東西策應為援兵。邊防線上營、堡、墩、臺都依據要緊程度部署士兵。平時應時常組織出塞巡邏偵察，清理道路，修建工事。但是到後來制度廢弛，軍紀渙散，戰鬥力極差。
儘管明代修建的磚石長城是歷代最牢固的，部署的邊防軍也達到了數十萬人，並且還裝備了當時最先進的火器，但是這條邊防線卻是歷史上最不堪一擊的。蒙古部落及後來的滿清都曾多次穿越這條防線，直逼北京城下，形成歷代罕見的"邊患"長期困擾局面。
滿清皇朝是在統一蒙古各部後入主中原的，在很長的時間裡，北方邊境太平無事，清朝廷因此並沒有在北方邊境部署大量的邊防軍隊。只是在與俄羅斯、西北一些少數民族發生衝突與戰爭時，臨時組建野戰軍出擊，集中兵力解決邊境問題。僅在新疆地區駐紮了較多的邊防軍隊。
3、點線結合（地方警戒軍）
地方警戒軍
中國曆代疆域廣闊，每個朝代都難以在全國各地設防。歷代為警戒各地，總是沿著主要的交通線，以及一些重要的地點部署軍隊，點、線結合，來控制全局。正如上文已經提到的，歷代統治者在建立統治之初總是力圖縮減地方軍隊，防止尾大不掉情況發生；可是到了朝代中期以後，社會矛盾趨於激烈，各地鎮壓力量不足，朝廷又會被迫允許各地自行組建軍隊維持治安；結果是地方軍隊逐漸強大，成為野心家改朝換代的工具。這種現象在各代重複發生。
秦漢時期在各郡設郡尉、在各縣設縣尉，主管軍隊的動員、訓練，以及地方的治安。適役人員不僅要到朝廷、野戰軍以及邊防軍去服正卒和戍卒各一年，其他時間還會被輪流徵發，在本地服役。各郡縣都保留有相當的軍隊數額，防備反叛動亂。地方軍另一任務是充當現代警察的職務，在本地巡邏，維持治安。當時沿交通線路，每10裡設有"亭"（亭原來是指供瞭望的樓閣），相當於現代的派出所，直屬於縣尉。亭有了望的樓閣，以及一些可供來往的公務人員休息的房屋，組成獨立院落。亭有亭長，下有亭卒，以及負責內勤的"亭父"。漢高祖劉邦在造反前就是家鄉沛縣泗水亭長。
東漢初期裁撤了郡縣的地方軍編制，改在一些重要地點部署中央派出的野戰軍，數量不一，按照部署地點稱之為"某某營"，如為鎮壓"南蠻"，在象林（今越南順化）設"象林營"；為防備西羌部族，在西北各郡部署了上千個軍事據點"塢"。但至東漢末年，各地戰亂頻發，朝廷無兵可派，結果被迫允許原來的監察區"州"的長官"刺史"有權組建地方軍隊。在黃巾大起義爆發後，各州刺史割據一方，擁兵自重，導致全面混戰。
西晉重新實現統一後，為防止東漢末年以來的地方割據現象重新發生，索性明確將所有的州郡兵一律裁撤，只留下50—100名警察性質的"武吏"；而代之以皇族為首的500多個諸侯國的軍隊鎮守各地。這樣做的結果是導致皇族大規模內戰"八王之亂"。偏安江南的東晉以及後來的南朝，改以各地遍設都督，領州郡兵，同樣也難以避免地方軍閥的混戰。
唐朝統一全國後，將府兵制推行到各地，各地的折衝府既是組編訓練軍隊的機構，也是地方的駐軍。從折衝府的設置來看，其主要的地方軍集結在黃河流域，按照唐初監察區"道"來劃分，江淮地區的淮南道僅有10個折衝府，廣大的江南地區僅有5個折衝府，嶺南道僅設6個折衝府。顯然地方軍的部署是重北輕南，表明北方是唐朝的主要戰略方向。755年發生的"安史之亂"，這一嚴重的叛亂尚未平定，762年江南又發生袁晁領導的反唐大起義。唐朝廷算是吸取教訓，在平叛的同時，陸續將北方邊防軍區分割縮小；同時又開始在南方地區設置節度使，允許節度使在當地組編軍隊，形成新的軍區，以支援朝廷平叛，並彈壓本地民眾。各地地方軍逐漸形成勢力，開始對日益衰落的朝廷中央軍集群佔有優勢，中國再次出現東漢末年那樣的割據局面。
宋朝建立統治後，當務之急是要結束唐末以來的藩鎮割據狀態。因此宋太祖定策，將各地健壯有力的士兵全部集中到中央，編成"禁軍"；而將淘汰下來的疲頑之徒組編為鎮守各地的"廂軍"，由此將中央軍與地方軍完全分開。宋朝的制度很明確：禁軍是中央軍，也是戰略機動野戰軍，部署在各要害地區；而廂軍只是地方治安軍，一般不用以作戰，分散部署在各州縣。廂軍的編制和禁軍一樣以營（指揮）為單位，營以上設有軍的編制，但實際上受本州政府直接指揮。實際上廂軍還廣泛用於各類官府的勞役，比如築城、運輸、挖河、墾荒等等。廂軍的士兵不僅來自於因身體等條件被淘汰下來的被招募的士兵，而且更主要的來源是被判處徒、流刑罰的罪犯。各州都設"牢城指揮"的廂軍編制，一般員額為幾百人，罪犯士兵白天勞役，晚上收監。另外在各地交通要道還設置巡檢司，徵發百姓擔任"弓手"，負擔巡邏盤查，維持治安。
宋代雖然"積貧積弱"、"冗官冗兵"，但是確實沒有發生象東漢以及唐代末年那樣的軍閥割據局面。因此這套將中央軍、野戰軍和地方軍完全分開的制度被認為有效，而被後世統治者繼承。北方的遼朝將全國15歲以上、50歲以下的男子都劃為"五京鄉丁"的軍籍，定期輪換徵發作為五京（上京，今內蒙通遼；東京，今遼寧遼陽；中京，今河北平泉；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以及全國各州地方軍，承擔治安巡邏和官府勞役，據說總數達到110萬多人。金朝也在全國各要地設置了80多個"總管府"、節鎮、防禦州，部署地方駐屯軍，而其餘的州府只有治安軍。
元代由於沒有北方邊防壓力，主要軍力用於維持內地的統治秩序，不再嚴格區分中央軍、機動野戰軍和地方軍。部署在地方的野戰軍（號為鎮戍軍）相當多。後人估計元代部署在北京地區的中央軍集群總數約有25萬人，而又沿長江線部署了25萬野戰軍，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戰略要地部署的軍隊總數也約有10萬。在普通的地方州府並不部署軍隊，僅設巡檢司，徵發當地百姓充當弓兵，擔任巡邏治安。
明初沿襲了元代的制度，在各戰略要地設置衛所，部署軍隊。在內地基本的部署是沿長江、運河、沿海、沅水一線展開，並在各交通要道、戰略要地也設置衛所。而在其餘的府州縣並不部署軍隊。在明朝建國約百年後，逐漸感受到治安的壓力，要求在各地有一定的武裝力量。上文已經提到，1489年的"僉民壯法"，要求各府州縣都從民間徵發帶有民兵性質的"民壯"，加以一定訓練後，作為維持地方治安的武裝，但只是由當地政府指揮，並不納入軍隊體系。1543年重新明確民壯的數額：大州大縣1000名，普通州縣700名，小州小縣500名。仍然只是武裝警察的性質，與當地的駐軍沒有任何指揮上的聯繫。
明末發生空前規模的農民大起義，而且起義軍往往採取流動作戰方式，奔襲沒有朝廷正規駐軍的地方，當尾追不捨的明朝廷野戰軍被逐漸拖垮後再進行會戰，打敗官軍。後來乘機入主中原的清朝統治者認真吸取了這個教訓，再次將軍隊明確區分為中央軍、機動野戰軍，以及地方軍兩大類。賦予中央軍、機動野戰軍任務的當然是清朝統治者嫡系的八旗軍隊，以集中部署為原則，除集中於北京地區的"禁旅八旗"近20萬人以外，在各地的"駐防八旗"總數也有10萬之多。這些駐防八旗軍隊主要沿原明長城、黃河、長江、運河、東南沿海這5條路線，集中部署在各重點城市。長城線以綏遠、寧夏為兩大樞紐，各設將軍（都統），具有監視、威懾蒙古各部的戰略意圖。黃河線以西安為戰略重點，設將軍，並駐防八旗近萬，具有西北方向戰略後備集群的意義。長江線具有監視長江流域廣大地區的戰略目的，在江寧（今南京）、荊州兩地駐防的八旗兵總數超過萬人，各設置將軍，作為兩大戰略樞紐。運河線是朝廷的主要的供應線，元明時代已是駐防重點，但清朝所部署的兵力並不很多，僅在杭州設將軍，部署3000駐防八旗。東南沿海線在廣州、福州各設將軍，並授命得以節制兩地水師，是水陸兩軍總指揮。不過部署的八旗兵力不多，兩地各有幾千人，總兵力沒有長江線部署的八旗多。明顯表現出駐防八旗的主要目的是鎮壓內地有可能發生的反清暴動。
按照清朝統治者的設想，駐防八旗應成為各地機動野戰軍，而對於面上的控制依靠為數眾多、但分散駐守的綠營兵。全國綠營兵的總兵力長期維持在60萬人左右，全部分散駐守在各個州縣，平均每一兩個州縣就有1個營的綠營駐軍，營以下又分汛防守，通常全營分散到十多個塘汛，只能起到對付治安案件的警察作用，遇到大規模的騷亂，就要報請上級，調動集中掌握在總兵、提督的"協"，或本省巡撫，總督處的"標"那幾個營。協、標也只有兩三個營的兵力，和駐防八旗相比，也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脅。在發生大規模地方騷動的情況下，假設地方綠營兵不足以應付時，給予決定性打擊的力量可以來自駐防八旗。但是這一戰略構想在清初不久就顯示出其脆弱性，八旗兵戰鬥力隨著進城享樂而迅速降低，根本就實現不了預想的機動野戰軍作用，能應付防守駐防城市已屬不易。最後只能依靠從各地抽調綠營兵來臨時組編野戰軍。這樣就不可避免的帶來反應時間太慢、臨時組編的軍隊戰鬥力不強，尤其是被抽調的地方軍隊實力薄弱、容易成為內地起義軍下一輪作戰目標的致命弱點。在清初應付邊境問題時，這一弱點還不至於導致全面的失敗，但到清中期鎮壓白蓮教起義時，這一弱點已是暴露無疑。
根據茅海建《天朝的崩潰》一書的研究，在1841年鴉片戰爭爆發後，清朝廷先後從內地各省抽調綠營兵來組成與英軍作戰的機動部隊，前後總共抽調了19撥，總兵力約5.1萬人，每撥援軍到達前線至少也要1個月，最遠的3個月才趕到。為了這些調動開拔朝廷花去的經費達到2500萬兩銀子，比英方跨半個地球來中國作戰的費用（直接戰費約合900萬兩銀子）要多了近兩倍。可見清朝的這種地方軍體制根本就無法應付大規模的戰爭。在10年後爆發的太平天國戰爭中，清朝原有的軍事體制全面崩潰，又回到歷代末期的慣常的做法，要求各地自行組建"勇營"軍隊來撲滅農民起義烈火。而著名的湘、淮等軍系也以此而登上歷史舞臺，在逐一擊敗各地反清武裝的同時，也逐漸發展為強大的政治勢力，威脅到清朝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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