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醫學史上，曾經廣泛流傳“北協和、南同濟”之說，所謂“北協和”就是指北京協和醫學院，而“南同濟”則是指同濟大學醫學院，它們都曾是中國最頂級的醫學院校，前者由美國人創辦，後者由德國人創辦，而著名熱帶病醫學家、醫學教育家李宗恩則曾擔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第二任中國籍院長，而且是最具有實權的院長。
李宗恩
李宗恩（1894—1962）江蘇武進人。1894年9月10日是中秋節，李宗恩這一天出生於武進青果巷一個官宦之家，其出生的這一年也為甲午年，適逢慈禧60週歲，慈禧為了慶祝自己的60大壽，特開甲午恩科，李宗恩的父親李祖年就在這一年中進士,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即金榜題名又喜得貴子，李家可謂雙喜臨門，李宗恩的祖父就給長房長孫取名“宗恩”。
李宗恩幼年入讀私塾，1902年及至學齡時，進入其父親在山東益都知縣任上創辦的一所新式小學堂讀書，1909年又被父親送入著名教育家馬相伯創辦的上海震旦學院學習法文。
1911年初，李宗恩的七叔李祖鴻從英國來信，其是官費留英生，因省吃儉用而積攢了一筆錢，信中告知只要家裡再貼補一點，就可以再送一個人去英國讀書，李祖年因此決定送長子李宗恩去英國留學。
1911年夏，17歲的李宗恩剪掉辮子，乘郵輪遠赴英國留學，因為沒有英文基礎，就先入預備學校補習英文等課程，1913年進入英國老牌名校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學習， 格拉斯哥大學始建於1451年，是全球最為古老的10所大學之一。
1920年，李宗恩從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畢業之後，又進入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病學院擔任蠕蟲病助理研究員，1921年4月至9月，李宗恩參加了英國皇家絲蟲病委員會組織的赴西印度進行熱帶病考察活動，這對一個外國留學生來講，簡直是一種莫大的“幸運與榮耀”，1922年1月，李宗恩獲得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病學碩士學位。
在英國留學時的李宗恩
李宗恩應北京協和醫學院之聘到校任教，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前身為北京協和醫學堂，1906年，由英國倫敦會與英美其他五個教會合作創辦，1915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以20萬美金全資收購了協和醫學堂，並投入大量資金進行了校園建設，一切均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為“藍本”進行建設。
1921年9月15日至22日，北京協和醫學院舉行了盛大的開幕典禮，校名確定為北京協和醫學院，英文名字為PUMC（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這是中國醫學史上一次歷史性盛典，北京協和醫學院形成了“教學、臨床、科研”三足鼎立的架構模式。
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時盛況
後來才陸續有中國人加盟，但也都是非常頂尖的精英人才，如劉瑞恆、吳憲都是美國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林可勝是英國愛丁堡大學大學的醫學博士，這三人先後加入北京協和的時間順序，分別為1918、1920和1925年，而林可勝於1927年升至教授時，才是北京協和醫學院中第一個華人教授，由此可見，北京協和醫學院用人標準之苛之嚴之高。
1923年至1937年，李宗恩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工作了14年，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襄教授等職務，一直工作到“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李宗恩在協和工作期間，主要研究寄生蟲病、尤其是絲蟲病、血吸蟲病、瘧疾和黑熱病，他建立了一個很大的實驗室，有各種實驗儀器，許多玻璃器皿中養著各類蚊子，因為研究瘧疾、絲蟲病、黑熱病等熱帶病，蚊子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對象，還有一些供實驗用的小白鼠等，當時李宗恩和梅樂尼（H.E.Meleney）領導的熱帶病研究所，經常發表有關瘧疾、絲蟲病和其他熱帶流行病論文，這些論文都有新的觀察發現，實驗數據充分且科學性強，在國內外醫學界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已經淪陷的北平，完全處於日本人的統治之下，但北京協和醫學院與燕京大學一樣，在美國星條旗的庇護之下，準備繼續在淪陷的北平辦下去，而身為中國人的李宗恩卻不肯當亡國奴，他在將家眷安排妥當之後，隻身南下武漢，準備在武漢籌辦武漢醫學院。
為了適應戰時形勢的需要，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在大後方貴州省貴陽市建立“國立貴陽醫學院”，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收容來自淪陷區的醫學生，為他們創造條件，繼續完成學業，讓他們成為國家急需的醫務人員；二是建立一個地區性的醫學院，為發展和改善這一地區的醫藥衛生事業培養人才。
王世傑委託李宗恩負責籌備創建貴陽醫學院，並將原來準備投給武漢醫學院的撥款，轉投給了貴州醫學院籌備委員會。1931年12月31日，教育部在漢口成立了國立貴陽醫學院籌備委員會，聘請北京協和醫學院李宗恩、公共衛生專家朱章賡、北平第一助產學校校長楊崇瑞等教授為籌委會負責人，並在漢口、重慶、西安、長沙、貴陽設立招生處，招收流亡的醫學生及護士助產學生，約有近300人報名登記。
1938年3月1日，國立貴陽醫學院在貴陽掛牌成立，成為當時全國僅有的九所國立醫學院校之一，李宗恩被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命為國立貴陽醫學院首任院長，可謂是受命於民族危難之中，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李宗恩毫不躊躇地肩負起了這一歷史重任。
國立貴陽醫學院原址
在國立貴陽醫學院初具規模並正常運行之後，李宗恩前往重慶教育部述職，但他在重慶卻遇到了麻煩，因為按照當時教育部的規定，出任國立大學校長、教導主任和訓導主任職務者都必須是國民黨黨員，王世傑早就向李宗恩提出過讓其參加國民黨的要求，但王世傑畢竟是學者出身，又正值卸任教育部部長期間，李宗恩沒有接受，王世傑也就不便勉強。
當李宗恩從重慶回到貴陽不久，接替王世傑出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則是典型的CC派黨棍，他在沒有徵得李宗恩同意的情況下，就與王世傑以介紹人的身份，為李宗恩辦理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並寄來了黨證和聯名信，李宗恩只好被動的接受了這一既成事實。
但他總覺得有些委屈，這有失一個醫學科學家的尊嚴，而如果這時退還黨證，則意味著他必須辭去院長職務，而在這個全民抗戰的關鍵時刻，個人榮辱和去留並不重要，因為他無法向費盡心機禮聘來的教師、醫生交代，也無法面對那些從淪陷區投奔大後方的流亡學生。但20年之後，他為自己的這一段“歷史”，受盡了屈辱，並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在抗日戰火中誕生的國立貴陽醫學院，辦學起點之高也是令人稱奇的，因為李宗恩籠絡了一大批優秀的醫學人才，而且大多數都出自於北京協和醫學院，其中包括教務主任賈魁，內科主任楊濟時，神經科教授程玉麐、生理學教授柳安昌、婦產科教授李瑞麟，藥理系主任周金黃，內科教授王季午。
當然也有其他學校的教授，病理學教授候寶璋來自齊魯大學，公共衛生系教授施正信來自香港大學，以及著名的皮膚科專家秦作梁教授等等，他們在及其艱難困苦的戰時環境中，堅持創辦國立醫學教育，為國家和民族保存和培養了十分可貴的醫療衛生人才，讓中國的醫學高等教育，即便在殘酷血腥的戰爭期間也沒有中斷，其精神和信仰令人可敬可佩。
1939年，李宗恩的夫人何晉攜三個子女輾轉數千裡抵達昆明，又從昆明搭乘紅十字會的卡車走了七天才抵達貴陽，可謂是一路千辛萬苦，但一家人最終能團聚在一起了。
與在北平時富裕生活相比，在貴陽的生活是一落千丈，李宗恩的身體竟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狀況，但他都能夠坦然面對一切困難，而且總是保持一種樂觀和幽默的生活態度。
國立貴陽醫學院校舍
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中國終於戰勝日本而取得最後的勝利，成立於抗日戰火中的國立貴陽醫學院，因為培養了大批醫學人才而功勳卓著，李宗恩也因此榮獲了國民政府頒發的“抗日勝利勳章”，而他最終也面臨著何去何從的歷史抉擇。
1946年2月，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召開工作會議，聘任胡適、巴樂和威爾遜組成三人委員會，負責遴選北京協和醫學院新任院長，當時被提名擔任院長的包括劉瑞恆、林可勝、張孝騫、李宗恩等11人，不久，胡適接替施肇基出任北京協和醫學院董事會主席。
1947年3月12日，董事會接受了三人委員會的建議，聘任李宗恩為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董事會原本希望遴選一位美國人出任副院長，以執掌大權，因為物色不到合適人選，於是李宗恩成為北京協和醫學院歷史上第一位手握實權的中國籍院長，李宗恩之所以能夠在眾多候選人中脫穎而出，完全是因為他在國立貴陽醫學院時的領導才能和出色表現。
李宗恩主政北京協和醫學院時期，管理非常嚴格，職工每天早上7點準時上班，不得遲到，走路聲音要輕，說話聲音要低，絕對不允許穿硬底鞋，特別是高跟鞋，上班期間不許吃大蒜、韭菜，也不準吸菸，有人去廁所偷偷吸菸被發現，當即就被開除，其管理之嚴可見一斑。
1948年， 李宗恩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而包括李宗恩在內，北京協和醫學院共有7人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這在全國高校中是一個非常高的比例，由此也說明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辦學實力和辦學水平，也是在這一年，李宗恩還被英國母校格拉斯哥大學授予科學博士學位。
北京協和醫學院圖書閱覽室
1949年，胡適、傅斯年等人遊說和規勸李宗恩去臺灣，但李宗恩並沒有聽從，而是選擇留在了北京協和醫學院，他捨不得離開這個他曾為之奮鬥一生的地方，比較幸運的是，北平和平解放之後，李宗恩能夠繼續留任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但所有美籍高級職員則都回了美國。
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衛生部決定正式接管北京協和醫學院，並委派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衛生部副部長李德全到北京協和宣佈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決定，李宗恩當日即電告中華醫學基金會：“1月20日本院收歸國有。”這也是北京協和與該基金會的最後一次直接通話，北京協和醫學院從此被收歸國有。
1951年1月18日，美國財政部宣佈終止中美之間的一切金錢往來，凍結了中國人在美國的所有財產或與中國有關的銀行賬戶，包括已經撥付給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洛氏基金，禁運所有準備運往中國的物資，全面封鎖和扼殺新中國。
李宗恩繼續保持他一貫的行事風格，按照以往的習慣行使其院長職權，並且不合時宜地提出要掌握“三權”，即人事調動權、財務支配權和行政管理權，這就犯了大忌了，為其以後的命運多舛埋下了伏筆。
北京協和醫學院原來實行的是八年制醫學教育，前三年的基礎課與人文科被列為醫預科，在醫學院本身不具備基礎課條件時，這三年的課程就分配給燕京大學等教會大學或私立大學，基礎課結業之後再回到協和醫學院學習專業課程。
在中華民國時期，全國的大學統統實行五年一貫制，因為北京協和是美國人創辦的，只能採取變通的辦法。李宗恩在主持協和校政時，多次倡導恢復八年制教學，他堅持認為沒有質就沒有量，只有在提高的基礎上才能搞好普及，要繼續保持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高水平高質量，就必須實行八年制的精英教育，但這樣的教學宗旨，遠遠不能滿足當時社會的需求。
北京協和醫學院同仁合影
五十年代初期，李宗恩還曾擔任中華醫學會副會長，英國醫學會及遠東熱帶病醫學會會員，1955年至1956年擔任歐美同學會主任委員。
1955年6月，國務院批准的中國科學院233名學部委員名單中，沒有李宗恩的名字，這絕對是一個不好的兆頭，因為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張孝騫和林巧稚都當選了學部委員，儘管這233名學部委員沒有經過學界評議和公示，而完全是由推薦和協商產生的，但惟其如此，才說明了李宗恩落選的詭異。
1956年，李宗恩參加了農工民主黨，當時醫學界參加農工民主黨的人很多，李宗恩的朋友、同事和學生中都在他之前加入這個民主黨派，因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16字統戰方針很具有鼓動性和吸引力，當時許多高級知識分子都加入了不同的民主黨派。
1957年，在反右派運動中，李宗恩被劃為“右派”，但讓人奇怪的是，李宗恩被劃為右派的時間是1958年1月，而非1957年反右運動的高峰期，李宗恩也許是被當作漏網右派，當時的報紙直指李宗恩是“章伯鈞在在醫學界的‘統帥’，與黨爭奪醫學界的領導權”。
李宗恩在兩個月內，遭受到了十幾次大小辯論會的批判，批鬥他的罪行包括說協和今不如昔，企圖以資本主義教育方向代替社會主義教育方向等等。
不久，年逾花甲之年的李宗恩被驅離北京，放逐到雲南昆明，安排他在昆明醫學院工作，先是在門診部坐診，後來考慮他年齡偏大，而門診工作量大，怕他吃不消，又安排他到圖書館去整理外文雜誌。
從1959年開始，一批又一批“右派”陸續開始摘帽，儘管“右派”帽子摘帽與否差別不大，但李宗恩的“右派”帽子卻一直都未曾被摘帽，直到他去世之後，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正如章詒和一篇文章題目所言：“貌似一樣憐才曲，句句都是斷腸聲。”
1962年，與北京協和醫學院漸行漸遠的李宗恩病逝於昆明，享年68歲。李宗恩的“右派”結論，也是在其去世17年之後等到的，1979年，在胡耀邦領導和組織的平凡冤假錯案中，除了章伯鈞、羅隆基等6大右派不予改正外，全國幾十萬右派都獲得了平反。
1979年，中共中國醫學科學委員會發出了這樣一個批件：“1958年1月，將原協和醫學院院長李宗恩同志劃為右派分子，屬於錯劃。本人於1959年調昆明醫學院，1962年病故。1979年4月9日經衛生部（黨字第42號文）批覆，已給予改正，恢復政治名譽，消除其影響。”
右派的帽子不但讓右派本人蒙羞並飽受屈辱，更重要的是累及家庭，尤其是子女的整個人生都被株連了，作為李宗恩的親人，在漫長而又毫無希望的期盼中生活，是以怎樣的屈辱和血淚度過每一天的，它不僅毀了一個家庭，甚至是毀了一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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