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國的稅收制度是隨著奴隸制國家的建立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商周時期，統治者在土地分封制的基礎上推行“井田制”，以“助”、“徹”的形式徵收田賦。
春秋時期，由於鐵製農具的大量使用和農耕技術的普及，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井田”以外的荒地得到開墾，“私田”數量大為增加。另外，隨著人口的增多，各級統治者也不斷讓其奴隸開墾土地，並且對這些土地隱匿不報，據為私有。再有，諸侯貴族之間通過相互轉讓、互相劫掠等各種途徑，把許多土地轉化為私有，這一系列的舉動更是讓“私田”數量急劇擴張。公元前594年，魯宣公因勢利導，適應土地私有制這一歷史潮流，以法律形式承認土地私有，實行“初稅畝”。“初稅畝”以法律形式承認土地私有，不再憑藉所有者的身份收取地租，而是憑藉國家統治者的身份依靠政治權力按土地數量徵稅。可見，這種財政收入形式已具有政治強迫性、收取固定性、繳納無償性的稅收“三性”特徵，並形成了法律制度。
東漢時期許慎編的《說文解字》中說：“稅”，是個形聲字，字的左邊“禾”取其意，右邊“兌”取其音。“禾”指田禾，即農作物，意為對土地農作物徵收的稅。據此可以推斷，早期稅收是以土地的收穫物為課徵對象的。
《辭源》是這樣解釋的：“歷代官府取於民者，或按人口，或按戶數，或按地段，其初皆收布帛等實物，概稱賦稅，或者稱稅”。雖然古代“賦、稅、租”經常相互註釋，但最恰當準確反映稅收強制性本義的則當屬“稅”字。
此後，歷朝歷代都少不了“徵稅”這個活。因為這是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沒有稅收國家機器就運轉不了，國家機器運轉不靈，天下就會大亂。
要徵稅，就要發給收據，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稅票”。普通的稅票一般由五個部分組成，即稅收名稱、交稅人地址和姓名、交稅數量、收稅單位及負責人、交稅時間。有較少數的稅票會註明納稅標準，以便納稅人自覺執行。
萬載縣蘇維埃政府農業累進稅徵收券
2008年的一個冬天，我在江西南昌收到一張非常特殊的稅票。它是“萬載縣蘇維埃政府農業累進稅徵收券”，這張稅票特別大，票幅是303×275（毫米）。除了有稅收名稱、交稅人地址和姓名、交稅數量、收稅負責人、交稅時間以及納稅標準以外，還有較大篇幅的“為什麼要徵收累進稅”一欄。把“為什麼要徵收累進稅”這一宣傳資料直接寫進稅票之中，使這張稅票兼有收據功能和宣傳傳單功能，把蘇維埃政府整個稅收工作全部融入在一起，一目瞭然地展現在廣大人民群眾面前，不得不讚嘆這真是一種絕妙的做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財政人民委員部稅務局舊址
蘇維埃政府為什麼也要徵收累進稅？這裡說的很明白：“現在中國各地蘇維埃政府是領導群眾的鬥爭機關，負有奪取政權爭取全國革命勝利，完全解放中國勞苦群眾的任務。因此，擴大紅軍佈置暴動，肅清反動，開辦學校，培養人才，以及一切關於勞苦群眾公共利益的最低限度的建設事業，都需政府負責辦理。但是，要去實行這些事業，必要有很大的財力做公費，才有成功的可望。過去蘇維埃公費，多半出自沒收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財產。現在赤色區內的豪紳地主已經絕跡，政府為工農利益所需的一切用費，必取給於蘇維埃政府之下的人民。凡分得土地的農民和獲得解放的商人，均有應當納稅給政府的義務，並且須明瞭政府徵收累進稅乃是為勞苦群眾謀完全解放的必要用費，這是徵收累進稅的第一個意義。還有一點，蘇維埃政府為著爭取共產主義的前途，對於私人資本的發展，必須予於限制，以免階級的生長，目的在於抑制私人資本發展公共資本，這是徵收累進稅的第二個意義。凡我赤色區內的人民對於上列兩個意義，務須分析研究，徹底瞭解，希各踴躍輸將勉盡納稅之義務”。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舊址
萬載縣蘇維埃政府是較早建立的革命根據地政權。萬載縣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國十二塊紅色革命根據地之一。1932年4月中共湘鄂贛省委、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遷到此（今仙源鄉），使萬載一度成為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中心。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轉戰萬載城鄉，在這裡留下了革命足跡。
這張稅票是1930年11月23日簽發的，屬最早的蘇維埃政府稅票之一。此農業累進稅徵收券發行時間最早、票幅最大、內容最多，不但具有農業稅票的一般內容，而且還將徵收的意義刊印其中，這在中國稅收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因此，該徵收券可稱得上紅色中華稅收第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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