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性政治势力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总览中国历史,历代帝王无不依靠地缘性政治势力的支持,在宗法一体化的背景下形成政治军事集团,作为其争夺天下的核心和基础。东汉光武帝刘秀依凭南阳豪强地主集团为武力基础,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隋唐王朝的建立均以关陇军事贵族为政权基础,后世以“关陇集团”称之;明太祖朱元璋依靠淮泗武力形成核心力量,即学术界所称的“淮泗势力”。秦汉之际,刘邦依靠“丰沛集团”形成武力,而项羽集团核心力量的研究却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因此本文依据核心史料,着眼于秦汉之际大的历史背景,试图从地缘性政治的角度,以对“江东八千子弟”是否为项羽核心力量为切入点,就项羽集团的核心力量演变等若干问题展开探讨。
西楚霸王——项羽
一、秦汉之际东方地缘性政治势力的整合
春秋战国的历史,是礼乐制度崩溃后,中原地区逐步由分裂走向整合的历史,春秋时期诸侯以百数,到了战国时期,频繁的兼并战争使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以战国七雄为代表的局部性统一,地缘性政治格局开始出现,战国中后期诸侯之间的“合纵”、“连横”,正是地缘性政治的重要体现。秦灭六国后,崤山以东的广大土地被纳入秦王朝的统治秩序。秦始皇通过建立郡县、军事殖民、迁徙六国豪强、频繁巡视等手段强化对原六国故地的统治,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但是原六国地缘性政治力量的长期存在,加上统一时间不长,秦始皇内外政策较多失当,酷烈的统治直接激化了自商鞅变法以来,延续近两百年的东西方矛盾,即中原地区与关中地区的矛盾。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六国旧贵族纷纷加入反秦队伍,或者组织反秦活动,进而称王建国,因而很快掀起六国旧贵族的复国运动。
早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原六国贵族如张良、项梁等,发挥家族的地域性政治影响,开始有计划地整合地域性的政治力量,为反秦做准备。史载张良“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项梁避难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而一些不属于六国旧贵族的地方豪强,也利用宗法制的影响,整合区域性政治势力,如刘邦“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区域性政治军事势力的形成,为地缘性政治军事集团形成武力提供了基础,这无疑是楚汉战争的大的历史背景。
二、江东八千子弟是项氏家族起兵初期的核心力量
(一)定陶大战前项羽军事力量的形成
根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为下相人(江苏宿迁人),祖籍为河南项城,是项燕的孙子,项梁的侄子,后因其叔父项梁获罪避难吴中。项氏家族在江东(主要指会稽郡)并无根基,项梁因为家族“项氏世世代代为楚将,加上其父项燕因抵抗秦军战败自杀,因此具有较强的反秦意识,利用自身的威望和能力,他和项羽在吴中避难期间就开始秘密部署反秦事宜,史载“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项梁在吴中已经聚集起以吴中一批“贤士大夫”、“宾客”、“子弟”为核心的江东势力,这成为其日后起兵的武力基础。
秦二世元年九月,陈胜吴广起义后,秦王朝在崤山以东六国故地的统治迅速瓦解,项梁、项羽斩杀秦朝会稽郡郡守殷通后,依凭江东势力迅速组建武力,“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这就是所谓“江东八千子弟”的由来。项梁、项羽率兵渡江后,当时江西(长江以北地区)已经有多股义军,东阳人陈婴拥有一支两万人的武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县中从者两万人”。项梁、项羽凭借项氏家族在楚地极高的声望,“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收编了陈婴的武力,项梁渡过淮河后,“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随后通过一系列战争,兼并了景驹、秦嘉的军队后,驻兵薛郡,此时项梁所辖军队规模应在十万人以上,是当时楚地规模最大的一股反秦武装。
从“江东八千子弟”的主要构成和在项梁军中的地位来看,“江东八千子弟”是项梁、项羽起兵之初的主要军事力量,由会稽郡的武力构成,总人数在八千人左右,是秦末江东势力的主要代表,项梁以“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也就是各级军官皆由“吴中豪杰”担任。当项梁统帅这支武力渡江、渡淮,军事力量迅速扩大时,以吴中豪杰为代表的江东势力和以八千子弟为代表的江东武力,成为项梁军事力量的核心。
（二）定陶之战的影响
定陶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08年9月，是诸侯反秦起义时期一次重要战役,《史记·项羽本纪》对定陶之战的记载非常简略:“项梁起东阿,西,此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项梁发起定陶之战是一个较大规模的战役,分为两个阶段,项梁先“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项羽和刘邦攻下城阳后,又先后进攻濮阳、定陶、雍丘、外黄,这几个地方按照秦朝的行政区划,除外黄属于砀郡外,其余均属于东郡,且均为定陶的外围城邑。在刘邦项羽扫清定陶外围后,项梁才“起东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军”,此时秦朝东郡太守、丞相李斯长子李由被项羽斩杀,项梁因为轻敌而被秦将章邯击败。定陶之战最重要的结果有两点:第一,项梁战死,楚军“大破”,主力被歼灭;第二,江东势力受到重创,导致项羽及其势力在楚国政权被边缘化。
项梁事实上是诸侯反秦起义后,楚地最主要的义军领袖。项梁在政治上颇有作为,他采纳了居巢人范增的意见,拥立楚怀王,建立楚政权。根据《汉书·陈胜项籍传第一》记载,项梁在陈胜败亡后,收缩兵力,“闻陈王定死,招诸别将会薛计事,实质是讨论陈胜失败后,楚地义军失去统一的旗帜,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于是梁乃求楚怀王孙心,在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望也。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梁自号武信君”项梁拥立楚怀王后,楚地义军迅速整合,为项羽日后在军事上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定陶之战导致楚国权力核心的重组,对项氏造成不利影响。定陶之战前,章邯在击败齐国后,率军进入楚地,反复与楚地义军交战,败多胜少,“大破秦军东阿”、“西破秦军濮阳东”、“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军,斩李由”、“比至定陶,再破秦军”,短时间就“大破齐”的章邯在楚地军事上的连连失利,说明项梁统帅的楚军主力战斗力较强。楚军的善战,对章邯统帅的秦军构成极大的压力,迫使秦朝政府“果起兵益章邯”增加章邯在东方的军事力量。而根据史料记载,定陶之战后,“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章邯判断楚地“兵不足忧”,与之前军事上的吃紧以至于要向中央“益兵”的要求形成鲜明对比,这条史料可以说明,定陶之战后秦军基本歼灭了楚军的主力,所以不顾余下的楚军而直接北渡黄河攻击赵国。
此外还有几条史料可以作证,《汉书·陈胜项籍传第一》记载:“沛公与羽相谋曰:今梁军败,士卒恐,乃与吕臣俱引兵而东。”《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兵已破之定陶,怀王恐。”定陶之战后,楚国上下,从楚怀王到项羽、刘邦、吕臣这些主要将领乃至普通士兵,史书记载都是一个字形容———“恐”。是什么样的损失可以让一个政权从君主到士兵都产生恐惧感?再联系前文对章邯决策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定陶之战后楚军主力被歼灭的结论。
定陶之战后,项羽在楚国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楚怀王随后的一系列军政举措值得深入分析。楚国的重建和楚怀王的登基,归功于范增与项梁叔侄,正所谓“首立楚者,将军家也”,楚国建立后的军政实权也自然掌握在项氏家族手中,未见楚怀王有任何决策。项梁连自己的封号武信君都是“自号”,足见楚怀王的傀儡地位。而定陶之战项梁战死后,楚怀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盱眙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将砀郡兵。”楚怀王的这一系列军政举措虽然稳定了楚国的局势,但是这也反映出楚
怀王及其亲信谋臣与项氏家族之间的矛盾,及其掌权后对项羽的打压。特别是在“救赵”的问题上,楚怀王对先前立有战功的项羽弃之不用,而“招宋义与计事而大悦之,因置以为上将军”,宋义并不是楚政权的核心人物,甚至只是一个普通的谋士,楚怀王宁可任命宋义统帅全部楚军,也不重用项羽,只封项羽为“鲁公、次将”,属于项羽势力的范增则被任命为末将。此外还有两条史料可作为楚怀王压制、排挤项羽的证据,根据《资治通鉴·卷第八·二世皇帝下》的记载,当时项羽在“秦兵势强,诸将莫利先入关”的情况下,“独羽怨秦破项梁,奋势,愿与沛公西入关”,而楚怀王及其谋臣却“卒不许羽,而遣沛公西收陈王、项梁散卒”。楚怀王拒绝了项羽的请求,但是理由却十分牵强,他认为:“项羽为人慓悍祸贼,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秦宽大长者。”在秦军主力尚存,秦王朝力量仍很强大的情况下,所谓“长者”、“仁义”不过不想任用项羽的借口,究其根源,是楚怀王压根就认为项羽“不可遣”,就是不想给他先入关中称王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楚怀王还立下“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这就是所谓的“怀王之约”,日后成为刘邦起兵对抗项羽的政治口号。在当时的情况下,项羽与宋义北上攻击秦军主力于河北,而在先前楚军已被章邯“大破”于定陶,秦楚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可以说胜败未可知。刘邦受命“西略地关中”,一路均无强兵,都是“破之”、“南攻颍阳,屠之”,军事上接连取胜。因此楚怀王这种军事调配很明显是对项羽不利,可能他不希望项氏家族的实力过于强大致使自己再度成为傀儡。楚怀王重用刘邦甚至只是一个谋士出身的宋义,吕臣与吕青历史上均无记载,但是却被任命为司徒和令尹(楚丞相)的要职。一方面反映双方矛盾之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项羽当时所处的弱势地位。至于后来项羽袭杀宋义,掌握楚军击破秦军于巨鹿后,楚怀王任命项羽为“诸侯上将军”,重新交出军政大权,则是形势使然的不得已之举。而造成项羽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还是定陶之战江东势力受重创,致使其失去了左右政治的核心力量。
综上所述,定陶之战最重要的影响是项梁战死,楚军主力被秦军歼灭。而对于定陶之战前军的构成,正如前文所述,是以江东势力为核心,而江东势力在项梁军中的直接表现就是所谓“八千子弟”的军事存在。如此再梳理定陶之战前后项梁项羽的军事力量和对楚国政局的影响,不难看出,项氏家族凭借其在楚地拥有极高的声望,建立楚国,拥立楚怀王立下功劳,可以说支配楚国政局。但是定陶之战后,继承项梁的项羽却在楚国政治上被边缘化,军政实权也被楚怀王暂时掌握。究其根源,正是定陶之战中章邯“大破楚军”,江东势力受到重创后,直接导致项羽失去了影响楚国政局的军事资本。也可以说,定陶之战后,江东势力不再成为项羽军事力量的主要构成,也无从成为楚汉战争中项羽的核心力量。
三、楚汉战争期间项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力量
(一)巨鹿之战前后项羽军事力量的重建
章邯击败项梁后,楚国军事力量有一个重塑的过程,开始由起兵之初的以江东势力为主导,演变为以盱眙、彭城的中心的淮泗地区武力为中心。楚怀王任命宋义为大将后,史载“诸别将皆属”,当时楚国境内的军队总共有三支:“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而楚怀王“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并让这支军队驻扎在都城彭城附近,实际上成为定陶之战后重建的楚军主力,项羽在劝谏宋义时曾说:““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此时宋义统帅的楚军主要就是原项羽、吕臣的军队,而刘邦所统帅的“砀郡兵”则西入关击秦。
项羽袭杀宋义后轻而易举掌握了全部楚军,除了宋义驻军安阳,“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的决策失误之外,主要是项羽自身的战功和项氏家族在楚地的影响力,所谓:“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诸将把宋义为上将军定义为“乱”,也就是祸乱,反映出楚军上下对项氏家族的推崇和对楚怀王排挤项羽及其势力的不满。项羽被拥立为“假上将军”后,派出属于江东势力的桓楚“报命于怀王”,定陶之战后,江东势力受到重创,桓楚应是为数不多的江东势力的将领,此举也有胁迫楚怀王的意味。楚怀王迫于形势,只能追认项羽为“上将军”,再次交出军政实权。
有一条史料值得注意,巨鹿之战前,项羽夺取军权尚且需要楚怀王“认命”,巨鹿之战后,“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项羽成为“诸侯上将军”,就是“自号”,并没有楚怀王的任命,而且从这以后《史记》、《汉书》均无楚怀王再干预军政的记载,说明巨鹿之战后,项羽组建起一支以楚军为基础,整合诸侯武力的强大军事力量。经过一系列征战,在逼降章邯率领的秦军主力后,项羽率军进入函谷关,此时其军队的规模应在万人以上,“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这也是项羽日后分封诸侯的政治军事基础和其与刘邦争夺天下的主要资本。
(二)项羽的军事力量属于诸侯联军性质,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力量
分析项羽在巨鹿之战后乃至楚汉战争期间的核心力量,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巨鹿之战后项羽军事力量的构成。秦汉之际受宗法制度的影响,诸侯起兵都是以家乡为单位,依靠“子弟”、“少年豪吏”、“豪杰”之类的力量形成武力,项羽在“八千子弟”的江东势力被重创后,重建的武力主要是以淮泗的“西楚”势力为主的诸侯联军,但是“西楚”始终只是项羽主要的兵员后勤基地,并不是项羽的核心力量,项羽军队更多是诸侯联军的性质。下文从楚汉战争期间项羽的后方基地、主要将领籍贯和主要军事举措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西汉时期的行政区划与秦朝有较大不同,西汉的沛郡、陈留郡、汝南郡和南郡相当于秦朝时期的泗水郡、陈郡、砀郡等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淮北、苏北和河南的一部分。楚汉战争期间,关中成为刘邦的后方基地,“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荥阳”,“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说明关中始终为刘邦提供军队和粮草后勤补给。而项羽的后勤基地史书无明文记载,可以从以下史料加以分析。楚汉战争期间,彭越投靠刘邦,“数反梁地,绝楚粮食”,综合《史记》、《汉书》的记载,项羽先后多次讨伐彭越,“彭越渡河击楚东阿,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在《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中记载:“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通过分析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楚汉战争时期,“梁地”对于项羽非常重要,梁地与彭城所在的淮北是项羽最重要的后勤兵员补给基地,只要彭越攻下梁地,项羽必然面临“绝楚粮”的境地,不得不回兵打通后勤补给。而汉代的梁地,主要是以睢阳为中心的原秦朝砀郡、泗水郡部分地区,也就是今天河南商丘至安徽、江苏北部地区,属于“西楚”范围。
“彭越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万斛,以给汉食。”这条史料可以作证梁地属于项羽后勤基地。昌邑属秦砀郡北部,距彭城不过数十里,“昌邑旁二十余城”就有谷“十万斛”,足见梁地是当时西楚粮食的主产区,这条史料发生于“汉五年秋”,垓下之战前夕。史载垓下之战中项羽“兵少食尽”,这与彭越攻下梁地,再次断绝楚军粮食相契合。但是项羽军事力量究竟是不是以西楚势力为主要构成呢?项羽主要将领,如陈平所言:“彼项王骨鲠之臣,如亚父、钟离眜、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考察这些将领的籍贯,亚父范增是居巢(安徽巢湖)人,属于“南楚”,钟离眜是朐县(江苏连云港)人,属于“东楚”,周殷、龙且、季布籍贯不详,史载均为“楚人”,而刘邦是沛县人,按照司马迁的划分属于“西楚”,也是楚人,而项羽任命的大司马海春侯曹咎,长史司马欣都是栎阳(关中)人。所以可以看出项羽主要部下籍贯较为分散混乱,并不统一,东楚、西楚、南楚、关中间杂,证明了其诸侯联军的性质,缺乏地域性的政治军事势力的支持。不像刘邦以“丰沛子弟”为腹心,以关中为基地,地域性很强,尤其是刘邦亲信将帅均是丰沛籍子弟,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核心力量,成为刘邦日后取胜的基础。
楚汉战争后期,项羽面临刘邦的军事包围,在战略上已经处于劣势,可以说基本上是孤军奋战。韩信攻下齐地后,项羽主要的后方基地梁地、淮北反复被灌婴扫荡,项羽此时不但无核心力量的支持,甚至连独当一面的将领也很缺乏。没有地域性较强的军事政治势力作为核心,使得项羽对自己的属地及将帅控制都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彭越数次袭扰项羽的后方基地,项羽都是“往东自击”,不断离开前线,疲于奔命,垓下之战前夕项羽分封的各地将领由于缺乏地域性的整合,或降或走。巨鹿之战时重用的英布、彭越后来都背叛项羽,作为楚国重臣,周殷一直驻扎在淮
南主持南方军政,结果“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项梁起兵之初分封的陈婴作为楚国上柱国,在楚汉战争期间主政江东,却没有任何作为,后期甚至“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壮息”,据有江东自行称王,切断了项羽退路。以至于刘邦“与诸侯皆大会垓下”时,项羽已经成为困于垓下的孤军,最终战败。
秦汉之际风云变幻,既有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也有六国旧贵族的割据复国。秦朝统一短暂,自春秋以来长期的分裂割据以及地区性差异,造成不同区域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关中地区与关东地区的矛盾和对立。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旧贵族纷纷起兵,尽管其目的不同,但目标都指向秦王朝的统治。秦被推翻之后,由区域性因素而形成的军事集团之间的争战便开始了。项梁、项羽凭借家族在楚地的影响,依靠江东势力迅速崛起,左右新建的楚政权。但定陶之战重创其赖以起家的“江东八千子弟”,造成项羽政治上的失势。此后项羽凭借武力成为诸侯联军统帅,却再未形成地缘性较强的军事集团和政治核心。在巨鹿之战后形成的诸侯联军,实际上是各怀鬼胎的各国军队,胜则聚合,败则离散。项羽始终没有形成精干的核心兵力,这就使项羽始终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缺乏地缘性的整合,使得项羽集团始终在内部不能高度凝聚,将领分据各地,占地虽广、军队虽众,却不能有效地形成战略上的优势,最终因为其决策的失当、内部的分裂导致项羽在战略上失败,这一点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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