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湖北人，分別是：董必武（紅安人）、陳潭秋（黃岡人）、李漢俊（潛江人）、包惠僧（團風人）、劉仁靜（應城人），其中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三人為今黃岡市人（包惠僧、陳潭秋同為當時黃岡縣人，系中共一大前湖北地區中共負責人），“黃岡現象”引人注目。
值得一提的是，包惠僧是唯一由陳獨秀個人指定的代表，而非由共產主義小組推選產生的。
包惠僧何以得到陳獨秀如此器重和信任呢？
1920年秋，劉伯垂、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張國恩、鄭凱卿、趙子健(一說未參加，是支部成立一月後入黨的)等7人共聚在武昌撫院街97號（今民主路）董必武寓所，由劉伯垂主持召開會議，與會人員傳閱了劉伯垂從上海抄寫帶回的由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共同起草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劉伯垂在介紹了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經過和組織情況後，決定成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當時取名為“共產黨武漢支部”（後通稱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選舉包惠僧為書記。這是國內六個最早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之一。
其實，武漢共產黨支部的建立是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陳獨秀、李漢俊（湖北潛江人）二人支持分不開的。
因為早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還在籌備過程中，李漢俊就從上海致函董必武和張國恩，提議在湖北成立同類性質的組織。1920年夏，李漢俊又從上海親自到武漢面見董必武，商議在武漢地區建立共產黨組織。與此同時，劉伯垂在上海由陳獨秀吸收入黨，並受陳獨秀的委託回到武漢，聯絡武漢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展籌建共產黨組織的工作。劉伯垂從上海帶回了一份手抄的中國共產黨黨綱和一些新青年出版社的叢書。陳獨秀在委派劉伯垂回武漢時，託劉伯垂帶給包惠僧一封親筆信，要他參與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組建和籌備工作。也正因為陳獨秀的賞識，使得時年26歲的包惠僧得以在會上被推舉為負責人。
1920年夏，陳獨秀委託劉伯垂到武漢，先找了董必武，後又找了包惠僧，具體籌建武漢的共產黨組織。8月，在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大會上，包惠僧被選舉為書記。1921年初，包惠僧偕馬念一（馬哲民）等4人由武漢到上海準備去蘇俄留學，因為缺少路費而滯留上海。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漢俊執意讓他留滬工作，就任共產黨教育委員會主任之職，專事負責選派優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學事務。不久，包惠僧奉李漢俊指派，赴廣州向陳獨秀彙報工作。同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包惠僧作為陳獨秀的代表前往參加，與此同時，董必武（紅安人）、陳潭秋（黃岡人）代表武漢共產黨支部出席，此外還有湖北籍的李漢俊（上海代表，潛江人）、劉仁靜（北京代表，應城人）二人參加，並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此，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
有意思的是，包惠僧原名包德芬，學名包道亨，號晦生（一作悔生）。據說他剛與董必武認識不久，董必武在寫給他的信中把“悔生”寫成了“惠僧”，後來他將錯就錯，竟把名字改成了“惠僧”。此外，包惠僧別名（化名）有包一宇、包悔生、包晦生、包亦生、包一德、鮑一德、鮑懷珠、弁有德等，筆名僧、雷、鳴、亦愚、棲梧老人等。
尤為難得的是，包惠僧堪稱陳獨秀的鐵桿“粉絲”。二人從素昧平生到一見如故的師生；從彼此之間無話不談的同志和戰友，到大革命失敗後都離開了黨的事業而走上了不同道路的朋友。正是由於兩人脾氣相投、惺惺相惜，最終成了不談政治的忘年交，包惠僧甚至成為陳獨秀病故前最想見到的人：1942年5月13日時任重慶國防參議會參議員的包惠僧特地前往四川江津探望陳獨秀。及至26日，陳獨秀彌留之際，包派夫人夏松雲前往。次日包惠僧再次趕往時陳獨秀病故。尤其難得的是，包惠僧始終把自1920年以來陳獨秀寫給他的100多封親筆信保留下來，並精心裝裱，封面上題《陳仲甫先生遺墨》，還特地為之寫了前言，成為其最珍視的物品。遺憾的是1966年“文革”之初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將珍藏40多年陳獨秀信塞進爐中焚燒，令人惋惜不已。
附：湖北地區中共早期組織
1.武漢共產黨支部
書記 包惠僧（1920.秋-1921.2）
負責人 陳潭秋（1921.2-1921.秋）
2.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
書記 包惠僧（1921.秋-1922.春）
3.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
書記 包惠僧（1922.春-1922.7）
委員長 陳潭秋（一說劉昌群 1922.7-1923.2）
李立三（1923.2-10）
包惠僧（1923.10-1924.2）
4.中共漢口地方執行委員會
書記 包惠僧（1924.2-5）
5.中共武昌地方執行委員會
委員長 陳潭秋（192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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