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湖北人，分别是：董必武（红安人）、陈潭秋（黄冈人）、李汉俊（潜江人）、包惠僧（团风人）、刘仁静（应城人），其中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三人为今黄冈市人（包惠僧、陈潭秋同为当时黄冈县人，系中共一大前湖北地区中共负责人），“黄冈现象”引人注目。
值得一提的是，包惠僧是唯一由陈独秀个人指定的代表，而非由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产生的。
包惠僧何以得到陈独秀如此器重和信任呢？
1920年秋，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一说未参加，是支部成立一月后入党的)等7人共聚在武昌抚院街97号（今民主路）董必武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与会人员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抄写带回的由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同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刘伯垂在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经过和组织情况后，决定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后通称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选举包惠僧为书记。这是国内六个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
其实，武汉共产党支部的建立是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李汉俊（湖北潜江人）二人支持分不开的。
因为早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筹备过程中，李汉俊就从上海致函董必武和张国恩，提议在湖北成立同类性质的组织。1920年夏，李汉俊又从上海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武汉地区建立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刘伯垂在上海由陈独秀吸收入党，并受陈独秀的委托回到武汉，联络武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展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工作。刘伯垂从上海带回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一些新青年出版社的丛书。陈独秀在委派刘伯垂回武汉时，托刘伯垂带给包惠僧一封亲笔信，要他参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建和筹备工作。也正因为陈独秀的赏识，使得时年26岁的包惠僧得以在会上被推举为负责人。
1920年夏，陈独秀委托刘伯垂到武汉，先找了董必武，后又找了包惠僧，具体筹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8月，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大会上，包惠僧被选举为书记。1921年初，包惠僧偕马念一（马哲民）等4人由武汉到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因为缺少路费而滞留上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执意让他留沪工作，就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会主任之职，专事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学事务。不久，包惠僧奉李汉俊指派，赴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包惠僧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前往参加，与此同时，董必武（红安人）、陈潭秋（黄冈人）代表武汉共产党支部出席，此外还有湖北籍的李汉俊（上海代表，潜江人）、刘仁静（北京代表，应城人）二人参加，并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有意思的是，包惠僧原名包德芬，学名包道亨，号晦生（一作悔生）。据说他刚与董必武认识不久，董必武在写给他的信中把“悔生”写成了“惠僧”，后来他将错就错，竟把名字改成了“惠僧”。此外，包惠僧别名（化名）有包一宇、包悔生、包晦生、包亦生、包一德、鲍一德、鲍怀珠、弁有德等，笔名僧、雷、鸣、亦愚、栖梧老人等。
尤为难得的是，包惠僧堪称陈独秀的铁杆“粉丝”。二人从素昧平生到一见如故的师生；从彼此之间无话不谈的同志和战友，到大革命失败后都离开了党的事业而走上了不同道路的朋友。正是由于两人脾气相投、惺惺相惜，最终成了不谈政治的忘年交，包惠僧甚至成为陈独秀病故前最想见到的人：1942年5月13日时任重庆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包惠僧特地前往四川江津探望陈独秀。及至26日，陈独秀弥留之际，包派夫人夏松云前往。次日包惠僧再次赶往时陈独秀病故。尤其难得的是，包惠僧始终把自1920年以来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保留下来，并精心装裱，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为之写了前言，成为其最珍视的物品。遗憾的是1966年“文革”之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将珍藏40多年陈独秀信塞进炉中焚烧，令人惋惜不已。
附：湖北地区中共早期组织
1.武汉共产党支部
书记 包惠僧（1920.秋-1921.2）
负责人 陈潭秋（1921.2-1921.秋）
2.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
书记 包惠僧（1921.秋-1922.春）
3.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
书记 包惠僧（1922.春-1922.7）
委员长 陈潭秋（一说刘昌群 1922.7-1923.2）
李立三（1923.2-10）
包惠僧（1923.10-1924.2）
4.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
书记 包惠僧（1924.2-5）
5.中共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
委员长 陈潭秋（1924.6-10）
閱讀更多 遊浙裡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