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少數民族究竟有多少?要回答這一問題卻並不容易。近代之前，“民族”一詞在古漢語中並未出現，僅有稱“民”或“族”者見於史籍。“民族”一詞及其觀念為西方傳入，最先引用的梁啟超拿來宣揚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啟示國人。
民族觀念雖興起於西方，但在西方民族學發展史上，民族概念亦多有不同。馬列主義的“民族”概念，經列寧、斯大林等人闡發，最終由斯大林定義為：“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56個民族
與西方大多由單一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不同，中國自古以來民族混居雜處，難以細分。辛亥革命後，雖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中國並不僅止五個民族，後雖有修正，卻終未有確數。中共早期亦對民族數量不甚明瞭。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認為中國可能有數十種少數民族，但提到名稱的不過9種。
鑑於此，1953年大陸第一次人口普查，要求按“名從主人”原則，讓各民族自報族稱。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全國自報登記下來的民族名稱逾400種，僅雲南一地便有260多種民族名稱。
從政治角度考量，龐大的民族數量，將令民族自治區域難於劃分管理。此外，各民族人口多寡又涉及到少數民族代表名額問題。按規定，少數民族代表需以人口比列分配，若人口數量不足，則至少分配一個代表。比如，壯族有1000多萬人，按人口比例可選出10個代表，而赫哲族雖僅300多人，依舊要有1個代表的資格。比例不同，會在各民族間一些待遇上產生不平等。
故而，甄別上報的400多個民族，判斷其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是單一少數民族還是較大少數民族中的一支，這成了1953年後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務。
中國情況與蘇聯迥異，諸多民族並不符合斯大林定義，如回族，依宗教傳統而連結，卻並不共同居住地域，依所在地區，可分為漢回、藏回、蒙回等群體，但其民族認同卻格外強烈。
為此，1953年毛澤東表態，不必學蘇聯區分部落、部族、民族等，一律以民族對待。
此項工作前人從無涉及，其間爭議非難極多，不但涉及學術問題，更直接觸碰政治問題。尤其是斯大林民族定義的四條標準，雖有毛澤東靈活掌握的暗示，但特殊時代，無人敢公開認為此定義並不適於中國實際。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後，對斯大林民族標準的質疑才公開出現。
除民族認定與歸併，族名的改稱也是重要工作。除前述周恩來為壯、彝、瑤改稱故事，佤族、布朗族、鄂溫克等族亦是改稱。佤族原被稱為佧佤族，後發現“佧”是傣族對他們的稱呼，意為“傣族的奴隸”，遂改正。鄂溫克族早先名稱有三：通古斯、索倫和雅庫特。通古斯和雅庫特是俄國人對其稱呼，索倫則是滿族人對其稱呼，意為“獵手”，三者居住地與經濟生活不同，但皆自稱鄂溫克，有一致的民族認同。
造字與書史
50年代的民族識別大抵結束於1956年，民族調查繼之而起，內容涵括各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社會形態以及語言文字。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則由彭真領導。兩者各自開展工作。
當時，中國尚有許多少數民族有語言而無文字。1951年，中共提出“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逐漸充實文字”。1956年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成立，所長包爾漢。
為少數民族創制文字借鑑的是蘇聯經驗。1956年2月，中央民族學院舉辦了400多人的語言調查訓練班，抽調畢業生和少數民族幹部培訓，後分赴各地調查。
他們共研究了42個民族50多種語言，幫助有語言無文字的壯族、布依族、黎族、侗族、苗族、彝族等11個少數民族創制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文字，同時改進與改革了拉祜文、景頗文、蒙古文、維吾爾文和哈薩克文等多種文字。
彭真領導的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同時進行。主要任務要二：按馬克思主義原理為各少數民族劃分社會形態;整理少數民族歷史文獻。後一項工作為各民族歷史梳理與搶救文化貢獻極大。
據不完全統計，此番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前後共寫出資料340多種，計2900多萬字，整理檔案和摘錄文獻100多種，計1500多萬字。為少數民族拍攝了大量紀錄片，蒐集了一批少數民族歷史文物。從1964年起，陸續為每個民族出版了簡史、簡志。
某種程度上，中共發起的大規模造字與書史，奠定了今日中國各少數民族的民族與文化認同。
止於56個民族
“文革”中斷了大陸的民族識別工作。
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後，中共著手解決50年代民族識別的遺留問題。對尚待識別的少數民族進行識別調查。
當時，全國要求恢復、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達500萬之多。若再進行大規模民族單立，影響過巨，將打破現有民族格局。故當時傾向於對民族成分進行更改。認同已有民族成為民族識別工作的題中之義。
因此，除1979年基諾族被新確認為單一少數民族外，從1978年至1990年十餘年間，未再新立民族。但涉及到數百萬人族屬的歸併工作，卻如火如荼。
其中，貴州歸併整合“穿青人”等23個待識別少數民族;湖南將“哇鄉人”、“本地人”、“梧州瑤人”等歸入漢族;廣西將10萬待識別民族人口分別歸併至壯、瑤、苗、彝等10個少數民族;雲南的“苦聰人”劃入拉祜族，“摩梭人”劃入納西族;新疆的“圖瓦人”則仍被認為是蒙古族的一支。
民族歸併保持了現有民族格局，但也帶來了新問題：1980年代民族成分更改開始後，許多原被劃為漢族、苗族的人口紛紛改為土家族，規模最大的是鄂西140萬人口歸併至土家族。由是，土家族人口從1957年的50餘萬飆升至2000年的802萬，人口在各少數民族中居第六位。
人口膨脹大幅提升了土家族的政治地位。除民族代表增加，行政區劃地位也向上晉級。湘西地區原為苗族自治州，后土家族人口數量壓過苗族，遂改名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因人口急劇膨脹，1980年代，一些土家族代表不滿足自治州待遇，一度提出將湘、鄂、黔、渝地區土家族合併成自治區。
這令中央始料未及。若出現省一級行政區劃的變更，其牽涉與影響極為巨大。其時，國際形勢動盪的外部環境及蘇聯解體前車之鑑，不能不使中共在民族政治問題上謹慎行事。鑑於此，儘管西藏的僜人等民族猶待識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還是下決心徹底叫停民族識別。
其後，根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中國正式確認56個民族，55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總人口為9120多萬，佔全國總人口8.04%。
對存有爭議的未定民族，包括族屬未定的“待識別民族”和族屬雖定但本族不認可的“已識別待定民族”，就此失去被確認為單一民族的機會。官方態度是，民族學術可繼續研究，但事關穩定，56個民族編制將不再允許突破。
總結與遺思
延宕逾40年的民族識別，今日已鮮少人知。在“56個民族56支花”的歌聲中，當年參加此工作的專家學者大多也先後離世，健在者不多，能言者更稀。
現年92歲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施聯朱，當年曾參與民族調查。言及民族識別工作時頗有感傷遺憾：新中國肇始之時，民族識別對國家穩定至為關鍵，當時國家為此傾盡全力，但1990年戛然而止後，居然沒有總結工作。
目前為止，據統計，中國尚有70多萬待識別民族人口，其中絕大部分分佈在貴州地區，如人口約67萬的穿青人和革兜人等，雖被劃入漢族等民族，但成為單一民族的意願強烈，對民族歸併結果並不滿意。1990年停止民族識別後，這些民族的歸屬問題，成為貴州省敏感問題。
此外，錯劃民族亦仍需糾正。如雲南普米族，在專家看來，實屬藏族，且同一族體，在四川被劃為藏族，這造成一族兩分。情況相同的還有壯族和布依族。兩族語言相同，歷史文化亦出入不大，但在貴州皆為布依族，在廣西便成壯族，一個民族因省際行政分野而造成割裂。另外，彝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族，從歷史上考證，應為一個民族，但在民族識別過程中，卻被劃為七八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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