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60年前，丹江口水庫開工建設。在“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文革”的崢嶸歲月裡，10萬民工肩扛擔挑，全憑人力截流了漢江，築起了大壩，馴服了暴戾的漢江。也正是那段崢嶸歲月，讓丹江口水庫命運多舛，建設過程一波三折。
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如今的丹江口水庫可謂聲名遠播。不過，丹江口最初是怎麼被選中並開始興建水庫的，很多人並不清楚。
丹江口大壩。
1952年10月30日，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第一次出京巡視，他選擇了被中華民族視為“母親河”的黃河。
在河南鄭州黃河邊的邙山，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彙報了黃河的治理情況，並提出了一個從長江引水補充黃河的構想。毛澤東自上而下望著滔滔黃河，略作沉吟，忽然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點來是可以的。”
南水北調這個宏大的戰略構想就這樣被提出來了。王化雲意識到，毛澤東提出的“南方北方”超出了長江、黃河的範疇，也超出了自己的設想。於是，他說：“長江水量充足，北方借水，長江不可替代。”毛澤東聽後笑著說：“沒想到你王化雲還是個踢皮球的高手，一下把這個球踢給‘長江王’了。”毛澤東口中的“長江王”就是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
1953年2月19日，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毛澤東從武漢軍用碼頭登上“長江”號軍艦，順江東去南京。軍艦離開碼頭時，林一山奉命登艦。
毛澤東找到“長江王”，主要是瞭解長江治理問題。在著重探討了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建設構想後，毛澤東舊事重提：“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點給北方？這個問題你研究過沒有？”
那時的長江水利委員會主要精力放在根治長江水患和三峽論證上。對毛澤東忽然提出的這個問題，林一山沒有絲毫準備，只能坦陳“沒有”。
而毛澤東顯然已經考慮了很久。他站在一幅地圖前，手拿紅鉛筆，筆尖稍稍懸空指點著祖國江山，逐個提出他設想的引水地點。
毛澤東最先提出的是位於西北高原的白龍江。紅軍長征時曾經過此地，毛澤東對其水量印象深刻。但林一山回答：白龍江發源於秦嶺，向東南流向四川盆地，越向下遊地勢越低，離北方也越遠，很難穿過秦嶺把水引向北方，因此引水的價值不大。
毛澤東點點頭。之後，就像他曾經指揮的眾多戰役一樣，他的紅鉛筆先後劃過了嘉陵江、西漢水，但林一山用與白龍江不能引水的同樣道理說明了不可行的原因。
直到鉛筆指向了漢江，林一山答：漢江有可能。漢江上游和渭河、黃河平行向東流，中間只有秦嶺、伏牛山之隔，它自西而東，越到下游水量越大，而引水工程量反而越小。這就有可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來興建引水工程，讓漢江水通過黃河引向華北。
聽林一山這麼一說，毛澤東頓時心情為之一振。他用鉛筆沿著漢江的曲線畫了許多槓槓。當他的鉛筆指向丹江匯入漢江的丹江口時，他突然畫了一個圓圈，問：這地方行不行？林一山脫口而出：這裡可能性最大，也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線路。
毛澤東的筆端停留在丹江口，可以說正中林一山下懷。此前，長江水利委員會從漢江防洪和水資源綜合利用的目的出發，已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並基本確認興建丹江口水利樞紐是開發漢江的最佳工程方案。不過，只是由於規劃尚未完成，還沒有向中央彙報過。
經毛澤東一提醒，林一山馬上意識到：丹江口水利樞紐將來很可能成為南水北調的水源地。毛澤東興致勃勃地問：這是為什麼？林說：漢江再往下，流向轉向南北，河谷變寬，沒有高山，缺少興建高壩的條件，向北方引水也就無從談起。
得到林一山肯定的回答，毛澤東高興地說：“你回去以後立即派人勘查，一有資料就即刻給我寫信。”
軍艦快到南京時，毛澤東又一次對林一山說：“三峽問題暫時不考慮開工，我只是先摸個底。但南水北調工作要抓緊。”
在向毛澤東彙報丹江口水利工程之前，長江水利委員會眼中的漢江還是一條為禍人間的惡水，他們規劃丹江口水利樞紐的出發點，就是要根治漢江水患。漢江是長江的支流，發源於秦嶺南麓，至武漢注入長江，全長1542公里。流域內雨量充沛，徑流豐富。漢江的富饒孕育了沿江兩岸近百座城市，尤其是在長江、漢水的交匯處，最終形成了“九省通衢”的武漢三鎮。
然而，漢江在給人們帶來富饒、溫潤的同時，也給中下游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因為漢江流程短，水量豐，河床狹窄，宣洩不暢，所以，每當洪水來臨，就會變成野性十足，桀驁不馴的烈馬，恣意肆虐。從1931年至1948年的18年間，漢水發生大的水災有9次之多，11次潰口。近代著名水利專家李儀祉上世紀初曾言：“漢江之為災，多於長江，治江必先治漢，漢不治則江不治，殆定論也。”
而直到幾十年後新中國成立，這一設想才得以付諸實施。
水利專家、後任過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的魏廷琤回憶：1952年，當時的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帶隊進行了漢江壩址勘查，還特意請來了水利部的蘇聯總顧問布可夫。一行近百人，從武漢溯江而上。
勘查組第一站到達的是鍾祥縣城旁碾盤山壩址。這處壩址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漢江工程局總顧問、美國工程師史篤培選定的。然而，由於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經濟凋敝，社會動盪，這一方案最終只是一紙空談。
新中國水利部的專家考察後，認為碾盤山築壩綜合效益小，淹沒大，不宜作為治理漢江第一期工程。
從碾盤山溯漢江而上約300公里，專家團抵達丹江口壩址。漢江的最大支流丹江在這裡匯入。這裡的江面寬約600米，兩岸山巒連綿，建一壩即可鎖住兩江。據當時已掌握的工程水文地質資料以及鑽探巖芯資料，專家組確認此地是少有的高壩良好壩址。
巧合的是，專家們的意見與革命先驅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指出的，“改良此水，應在襄陽上游設水閘”的觀點不謀而合。
1954年，長江發生了有水文記錄以來的最大洪水，加速了丹江口水利樞紐的規劃設計工作。
這次大水，淹沒農田47755萬畝，受災1888萬人，死亡3萬餘人。毛澤東對此非常痛心，下決心根除長江水患。三峽工程再一次提上日程。
1954年長江大水過後，毛澤東乘專列沿京廣線視察。途經武漢時，他用整整一夜的時間，聽取林一山關於三峽工程的彙報。
林一山回憶，當時他對毛澤東說，三峽工程我們自己幹並不太難，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樞紐建成以後，因為這個工程的規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們有了這個經驗，就可以把技術水平提高到能夠勝任三峽工程的設計了。毛澤東對此表示讚賞。
於是，在承擔了南水北調工程源頭的任務之後，丹江口水利樞紐的背後又有了三峽的影子。“為三峽練兵”的使命，也使丹江口水庫成為新中國第一個自主設計、自主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
事實上，丹江口水庫進入到收尾階段後，80％的專家和工人，包括丹江口工程指揮長、湖北省長張體學，都轉戰到作為三峽水利樞紐重要組成部分的葛洲壩，成為建設葛洲壩工程的班底。而葛洲壩工程又為20年後上馬的三峽工程，培育出了一批足以擔當世界最大水壩工程建設的專家和技術力量。
1958年6月，湖北省和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聯名向黨中央、國務院報送了《關於丹江口工程鑑定會議的報告》，確定了丹江口水庫正常高水位170米、大壩高程175米、電站裝機容量75.5萬千瓦的設計方案。
丹江口水庫開工第一炮。
1958年9月1日，比預定的開工日期提前了整整一個月，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舉行了開工儀式。
不過，當時的設計者沒有想到，這個方案居然前後經歷了50多年才能夠全部完成。這又是另一個長長的故事，詳情請見《北京日報》2008年3月11日《築壩50年——南水北調水源地丹江口水庫建設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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