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餘年的華夏曆史，是一部攻伐交戰的歷史，也是一部經濟不斷髮展的歷史，在歷史長河中，湧現出了無數的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也湧現了無數的具有深徹眼光的經濟專家，他們或許沒有著書立說，卻靠著參與政治，體現出了其所具有的經濟眼光和獨到見解。
本文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從頭開始講述歷史人物的經濟觀點。有所疏漏之處，還請指正。
（一） 管仲的經濟變革
春秋“五霸”，首霸者為齊桓公，齊國之盛，正是第一場經濟大變革的結果。周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在黃河中游，而齊國地處偏遠的膠州半島，很像改革開放之初的廣東、福建，地狹、濱海、遠離中央政治中心，齊國的開國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變法之初，屬邊遠小國。所以，自古以來，弱者就是變革的發動機。中國從第一次搞經濟變革開始就呈現出一個鮮明的特點：觀念的優先往往比資源的優先更重要。
哈耶克認為，東西方的早期文明普遍表現為重農輕商，對商業的厭惡是一個共同的早期傳統，我國的孟子也曾輕蔑地將商人叫做“賤丈夫”。然而，管仲在齊國的改革，使齊國興旺的辦法，卻是採取的重商主義的方法，太史公後來評價他的治國之法時曾認為管仲善於配置資源，提高效率，用妥協和謹慎的方式重建各種社會秩序，具有鮮明的“企業家精神”。
（1）重商主義——士農工商
管仲變法的一項特徵就是劃業分民，士農工商。將國民分為了軍士、農民、工匠和商賈四個階層，按照品層不同劃分居住在固定的區域。他認為，這樣做起碼有四個好處：1.同樣專業的人聚集在一起，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 2.能夠促進商品的生產和流通 3.便於營造社會穩定和安定的氛圍 4. 創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
專業分工、子承父業的社會環境，讓齊國的製造業領先於其他諸國，在管仲之時，齊國的高檔絲織品就馳名於各諸侯國，乃至於“天下之人冠帶衣裳皆仰齊地”。
值得一提的是，後世人論及”士農工商“總愛排序論之，認為”末商主義“就是發源於此，實則不然，管仲認為“工商”與“士農”一樣，是“國之石民”，“齊國百姓，公之本也”。，管仲不但重視農業，還結合齊國實際，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從而使得齊國的經濟在列國中獨樹一幟，呈現出工商型經濟的鮮明特色。管仲重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用，尊重手工業者和商人的社會地位。為了鼓勵工商業的發展，他重視市場建設，設置工商管理機構，加強質量管理和商業道德建設，實行官山海即國家鹽鐵專賣制度，用宏觀調控手段——“輕重之術”干預流通領域，加強對外貿易，從而使齊國的工商業繁榮發達，成為先秦時期最富庶的國家。
（2）國家管制——鹽鐵專賣
齊國地處海濱之域，漁業和鹽業一向發達，在春秋之時，鹽、鐵是生活必需品，又是軍事戰略物資，用量極大，因此具有極大的戰略意義。因此管仲認為，由國家管理、壟斷鹽鐵資源，無疑是富國的有效途徑。在食鹽方面，首先齊國政府明確其屬於國有；然後在食鹽生產上實行官督民產，規定百姓在特定時間(每年冬季十月到次年正月的農閒季節)、特定地域(北海即今渤海灣沿岸)煮鹽；最後齊國政府設置鹽官，統一收購、統一運輸、統一銷售(包括國內的計口配鹽、用鹽對外貿易)。在鐵方面，還是首先明確鐵礦資源國有；然後實行官督民營，“三七”分成制。國家把鐵礦開採交給百性承包，並根據產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潤；最後在銷售上，政府運用輕重之術，控制其價格。齊國管仲推行的官山海政策，是後世國家鹽鐵專賣制度的源頭，影響中國達兩千六百多年之久。
（3）鼓勵消費——促進流通
管仲的經濟思想中，最為奇特的一項是鼓勵消費，甚至倡導豪奢，在《管子》一書中就有專講此道的《侈靡篇》。
管仲認為儉則傷事“，如果大家都不消費，就勢必影響商品的流通，造成生產活動的減少，則影響了國家的收入，此所謂窮民弱國之道。那麼要多少消費才能推動流通進而強國富民呢，管仲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奢靡巨費。
管仲認為，節儉對正常時期國家財政十分重要，但“侈靡”的財政支出在特定時期有其特殊作用。當社會生產不振、經濟蕭條，在國家財富有積蓄的情況下，通過擴大國家財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費部分，以此鼓勵和調動整個統治集團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費，刺激生產，給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達到“富者靡之，貧者為之”
總之，管仲的經濟改革，思想體系完備，內容博大精深，處處閃耀著齊文化務實、民本、創新的光輝，為後世的經濟學家所重視並借鑑、繼承。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謀略，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細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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