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一同談談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改革家——管仲。有人說他像極了凱恩斯。但在閱讀完彼得德魯克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這本書之後，我個人倒覺得管仲更像一個企業家。
在《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作者彼得德魯克認為創新的機遇來自於不確定性和不連續性。而企業家精神則是當面對不確定性和不連續性時表現出來的戰略前瞻性和敏感性，以及落實孤注一擲、攻其軟肋和生態利基的戰略。
在我看來，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變革就把這種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管仲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對內憂外患的齊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將齊國變得國富民強，齊桓公也一躍變成春秋霸主。
變革的背景
目光回到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得權威日益喪失，社會激盪，戰火連天。司馬遷在《史記》記載，春秋時期，被殺的國軍有36位，被滅亡的國家有52個。在這個大背景下，齊國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國庫空虛；另外，外部形勢嚴峻，各鄰國之間不斷髮生戰亂，對齊國也是俯視眈眈。
面對這外部形勢的不確定性和財政收入的不連續性，齊國迎來一位企業家——管仲。
管仲的放活微觀、管控宏觀
企業家應該具備前瞻性思維，並且能夠關注市場發展，抓住機會，促進企業的發展。這一點在管仲的變革上體現為放活微觀和管制宏觀
管仲的“放活微觀”，就是對內刺激商品經濟的發育，對外降低關稅。
齊國地處海濱，漁業和煮鹽業一向發達，管仲規定，魚鹽可以自由出口，關隘只登記而不予徵稅，以便利諸侯各國。
對於前來齊國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開國門，提出徒步背東西和“空車來的不要去索取稅費，這樣來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另外，還專門設立招待外國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處，來一乘車者供給本人飯食，來三乘車者供給馬的飼料，來五乘車者配備可供自由調遣的人員。
為了活躍市井，管仲甚至首開國營色情業。他在都城臨淄開了七間官辦的妓院(“女市”)，每一間有妓女(“女閭”)100人，共700人。
管仲以此吸引外來商旅，並大收其稅。管制宏觀
而“管制宏觀”，就是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其手段則是從財政稅收和價格三方面綜合入手。
在農業稅上，管仲的政策是兩年徵稅一次，大豐收之年，每年徵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徵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徵百分之五，如遇饑荒，則免稅。
此外，管仲還是一個運用價格槓桿來調節經濟和增加國家收入的高手。他曾舉例說，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徵布稅，而要徵原材料麻，麻價因課稅漲十倍，布價就可能因此而上漲至五十倍。
在對外貿易上，他主張根據不同的情況來控制商品價格。即“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外國商品的質量高過本國，就提高該商品在本國的銷售價格，以控制外國商品的輸入，如果要鼓勵出口，就要壓低出售價格，“天下高而我下”。
“鹽鐵專營”的孤注一擲
孤注一擲戰略旨在搶佔一個領域並控制該市場。管仲的變革中的“鹽鐵專營“就可以體現這一戰略的成功。
管仲提出了“寓稅於價”的辦法，即把稅收隱藏在商品裡，實行間接徵收，使納稅者看不見、摸不著，在不知不覺中就納了稅，而且不至於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農耕時期，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管仲對鹽和鐵的專賣收入做過舉例說明。他說，萬乘之國的人口約為千萬，如按成人徵人頭稅，應繳納者約為一百萬人，每人每月徵三十錢，為三千萬錢。
如果進行鹽的專賣，每升鹽酌量提價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萬錢，就可望得到一倍於徵人頭稅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確乎不曾徵稅，不致引起人民的“囂號”反對。不僅在國內如此，還可運鹽出口而獲取重利，這等於煮沸取之不盡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齊國納稅，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鐵也是如此。
專營收入的實現，正是通過控制戰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資，以壟斷專賣的方式來達成的。在這種體制內，政府其實變成了一個有贏利任務的“經濟組織”。
以商止戰的企業家柔道手段
所謂的企業家柔道手段就是針對那些競爭對手沒有設防活不予以重視的環節，打入市場，佔據灘頭陣地。
管仲樂於用商戰的辦法來削弱其他國家的勢力。在《管子·輕重戍》中便記載了一則十分精彩的案例：
魯國和梁國都是東方的大國，特別是魯國，向來與齊國並稱“齊魯”。魯、梁兩國的民眾擅長織綈，這是一種厚實而光滑的絲織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當時最高檔的服裝。
管仲就懇請齊桓公帶頭穿綈衣，還讓他的左右侍從也跟著穿。很快，穿綈織的衣服成了齊國上下的時尚。雖然綈的需求量猛增，供不應求，管仲卻不允許本國人生產綈織品，而是一律從魯、梁兩國進口。
管仲召集這兩國的商人，對他們說：“你們為我織綈十匹，我給你們三百斤銅，如果織了百匹，我就給三千斤銅。這樣一來，你們兩國即使不向人民徵收賦稅，財用也足夠了。”魯、梁兩國果然中計，在政府的鼓動下，民眾紛紛從事綈的紡織，農事因此荒廢。一年多下來，糧價暴漲。
到了這時，管仲下令關閉與魯、梁的通商關口，不再進口一匹綈布。兩國經濟頓時崩潰，難民紛紛湧入齊國，管仲順勢讓他們去開拓齊國的很多荒地，反而促進了農業生產。魯、梁從此一蹶不振，魯國的國君不得不親自到齊國去納幣修好。
鼓勵消費的生態利基
生態利基的原意是生物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擁有穩定的生存資源，進而獲得最大生態優勢的特定的生態定位。而在管仲看來，鼓勵消費能促進就業，而就業則能帶動國家的發展。
管仲有一個 “儉則傷事”的觀點，在他看來，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
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就是說，只要不人為地堵塞利源，商賈就會日夜不息地從事營運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斷地消費，貧窮的人才有工作可做。
在《管子·乘馬數》中，管仲也談到一個非常先進的觀點。他說，每當年歲凶歉的時候，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臺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尤其要僱用那些喪失了家產的赤貧者。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平衡經濟。
這種通過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刺激經濟復甦、促進就業的做法，西方人在兩千多年後才學習到手。
變革往往是基於生存和擴張的需要，在面對不確定性和不連續性的危機後，管仲憑其過人的見識在齊國進行改革，從而促進了齊國的國富民強，齊桓公也成為了春秋的第一霸主。
這一切的背後離不開管仲，而管仲變革的先後邏輯像極了彼得德魯克所說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在我看來，與其說他是凱恩斯，倒不如說他是一位有著創新與企業家精神的德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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