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東林黨和閹黨,哪個對國家更有利?

一德格天1

討論這個問題就簡直就是個悲哀,因為這導致了一個悖論。



現在我們這些粉絲其實就是東林黨思想的殘遺。

不割地,不賠款,不和親,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這是臉面,我要拿出來炫耀的。當然,放在崇禎末年,這幾條也是東林黨的鐵律。

而這直接導致了明朝的迅速滅亡。



非常痛苦,這鍋得甩給自己頭上。而要想把滅國的責任甩給東林黨,就得先把這些驕傲全部揉巴揉巴,扔馬桶裡沖走。

閹黨不存在這個問題,閹黨沒有什麼政治底線,怎麼活著怎麼算,該割地就割地,該賠款就賠款,該和親就讓九公主去,還是不行,什麼狗屁國門,揹著崇禎就跑了。反正絕對不會死社稷,不會迅速滅亡。

想甩鍋就不能要臉。這就是個悖論。



閹黨和東林黨哪個對國家更有利?用這個提法,就等於是問:骨癌和腦瘤,哪個對身體有利。

猶抱琵琶半遮面,還不好意思呢😄。

乾脆就扯下遮羞布,痛痛快快地問:東林和太監哪一個禍害更大!

萬曆年間,他們的禍害一樣大。

天啟年間,是太監的禍害更大。

崇禎年間,太監和東林一齊禍害,但太監基本上不掌權了,東林的禍害大。



但按照明朝的規制,東林和太監的權力都來自於皇帝,如果皇帝有本事,東林和太監是一點招都沒有,也沒什麼禍害。所以禍害最大的當然是皇帝。

明實亡於嘉靖,別把身居深宮,運籌帷幄,搞權力平衡看得那麼高明和智慧。正是從他開始,權力平衡成為朝廷的重要組成部分,離開了平衡術,王朝都維持不下去。



嘉靖和萬曆搞的是三角板平衡,讓一家相對壯大,能壓住另外兩頭,如果大家力量均衡了,什麼事都別幹了,每天戰鬥吧。所以就出權臣。

天啟搞的是翹翹板平衡,自己當砝碼。

到了崇禎時期,失去了平衡。

大明王朝就垮了。


饞嘴肥貓1

東林黨的開創者應該是顧憲成。他原本是吏部郎中,主管官員選方面的事物,因為所做官員選拔方案不符合皇帝心意被貶官。萬曆朝一個大事是爭國本,即萬曆皇帝想立為太子的人選不符合規定。大臣反對,此時的官員調整,皇帝肯定希望提拔支持自己的人,可是顧憲成並不奉迎皇帝,可見性格正直。

顧憲成回到家鄉之後,與其弟顧允成一起修復了宋朝大儒楊時曾在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人在此講學。他們講學中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對現實政治的關心,並通過學術活動對現實政治產生影響。由於吸可了一批人圍繞在他們周圍。許多在職的官員也對他們的學術理念和政治主張表示支持。這一群人,就被的為東林黨。

明末閹黨,指的是天啟年間太監魏忠賢專權,為了權勢和利益投靠魏賢的人的形成的政治團體。他們並非全是太監,而是在朝廷的各個部門都有。等崇禎皇帝繼位,把魏忠賢以及投靠他的人全部收拾了。這些人被稱為閹黨。之前大明朝雖然也有王振、劉瑾等太監專權,但都沒有形成龐大的集團。

把東林黨與閹黨拿來比較,應該有讓他們為明朝的滅亡背鍋之意。但我覺得,無論是東林覺也好,閹黨也好,他們都不是大明朝滅亡的第一責任人。明朝的滅亡在於政治的腐敗,其第一責任人應該是皇帝以及朝廷的最高決策班子-—內閣。

明朝末年的黨爭,是加劇了政治的腐敗與混亂,但控制和掌握國家大局的應該在皇帝,而非一個鬆散的學術、政治團體。

朝廷裡的派系鬥爭,歷朝歷代都有,為了利益以地域,血親,師承關係為紐帶形成的利益團體,時時都有。宋朝時期,就有南北方之爭,以科舉為例,北方考官偏向北方人,南方的考官偏向南方人。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爭鬥在所難免。可在皇帝的壓制引導利用之下,一般不會對現實政治造成重大傷害。而明末黨爭造成了非常畸形的政治生態。

明末朝廷的利益集團恐怕不僅僅是東林黨和閹黨,其它還有以山東人為主的齊黨,比如張至發,謝升等。以湖北人為主的楚黨,以浙江人為主的浙黨;江蘇崑山的昆黨,以及安徽宣城的宣黨。

閹黨與其它集團一起與東林黨鬥過。簡單一點說,原因很簡單,當東林黨觸犯他們利益的時候,只要是一個集團的,便不問是非,群起而攻之。

東林黨在學術上更傾向於理學,他的主要人物在處理事務上常表現出很強的原則性。也正因此,他們常常表現出不善變通的弱點。從人格上講,東林黨的人品更高一些。

閹黨人物從學術傾向上更能體現心學特點,不拘一格,通權達變。但人太善變了,就會沒有底線,沒有道德。所以,以儒家的觀點看,東林黨的主要人物體現出君子人格,比如楊漣,左光斗等,在他們的身上都體現出了道德原則高於生命的價值取向。而閹黨人物往往有小人特質,他們可能能力很強,但沒有原則,沒有底線,為了個人利益,任何事情都可以幹。比如崔呈秀,霍維華等人,他們都是很有能力有才幹的人,只是無德。他們跟著好人會幹好事,跟著壞人幹壞事。假如皇帝是個能力很強的人,讓這兩種人各司其職,對國家就會有利。張居正在位的時候,朝廷上基本上摒棄了互鬥模式。根本原因在於張居正採取正確的國家政策。等萬曆執政的時候,因為自己心有所偏,不遵祖宗法度,又猶豫不決,於是朝延上因為態度的不同分為兩派。就有了黨爭,在這一事件中,不能不說擁護皇長子的東林黨是堅持原則的,而擁護皇三子的,不能沒有拍皇帝馬屁之嫌。

到天啟繼位,東林黨楊漣、左光斗在紅丸案及移宮案中的表現,都是在維護朱常洛及天啟帝朱由校的利益。可是天才本匠朱由校在政治上的水平是白痴級別的。當大明王朝的權力被魏忠賢把持之後,利用三案來清算東林黨的時候,天啟皇帝可能都不知道,魏忠賢清算的那些人許多是忠心耿耿維護他利益的人。以此可見,他們的忠心是多麼沒意義。

崇禎上臺後,迅速解決了魏忠賢,之後開始清理閹黨。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天啟朝的時候,魏忠賢是實際掌握政權的人,閹黨雖然幹了不少壞事,但一心為惡害人的畢竟少數,大多數阿附魏忠賢的人可能為了官位而做出的無奈選擇。按一般的處理,把為首的處理了就行了。但崇禎很精明,他親自查閱內閣奏章,把反說過魏忠賢好話的人,都處理了。當辦案人員列出一個處理名單上報時,崇禎嫌處理的人少了。親自以奏章證明一些人是庵黨,最後,這些人全部被處理。最輕永不敘用。而這些人中有許多是官癮很大,能力很強的,所以他們就不停的折騰,生命不息,折騰不止。比較有名的有既阮大誠等,到南明的時候,明王朝只剩下半口氣了,他們還在窩鬥。

當然,東林黨以氣節相標榜,也並不是每個人都高尚,錢謙益最後也降清了。可是,他終歸有點愧悔之心,比起阮大誠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是有點差別的。

總之,貓狗相爭打翻了油瓶,誰的責任大一些?我看還是主人責任大。沒有萬曆的偏心,天啟的的痴以及崇禎的苛刻,朝廷的內鬥依然會有,但不會把自己鬥死。


七月流火140400643

第一東林黨不是什麼黨派是徹頭徹尾的XIEJIAO組織。第二中國近千年來的恥辱都來自於儒學的宗教化上了。

時間要稍微往前推推。來到宋朝初年,在這裡二程看破了儒學的系統漏洞,那就是董仲舒,他在把儒學介紹給當時的掌權者的時候為了更好的介紹把鬼神理論引入,這本是無可厚非特殊環境下的權宜之計。



時間到了宋初二程和司馬光橫空出世把原本屬於工具書的儒學徹底引向了宗教化,把儒學經典塑造成了聖經,創立拜道德教。通過道德控制言官玩的是歐洲當時宗教審判廷的把戲。向上可以左右輿論,甚至左右皇帝的決策,這就是自下而上的控制體系。然後是司馬光死後的第一個文正(司馬光是個什麼鳥這裡就不做贅述了),這次事件很好的詮釋了一個成語指鹿為馬。完成了在士大夫界的立錐之戰。這個就是歐洲教廷玩了幾千年的封聖儀式,然後利用後世位極人臣的高官需求死後諡號的機會,通過他們的政治資源繼續向下控制中層言官體系。在其內部形成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完備的控制體系!至此XIEJIAO完全掌控了中國的精英層!



宗教和學派根本的區別是:宗教在創立之初就已經定型後世無法對它進行修正,如果可以修正老百姓會發現現在很多問題不是最優解。那宗教給人心裡上的支柱就會崩塌!對比古今,很多問題在中國古代不是不能解決而是解決了理教的地位也就崩了!學派是要與時俱進的不斷吸收新的東西進行發展的。這也是學派對於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地方!要看清我們只要把中國歷史上改革者和他們的對立陣營放在一起就看的很明白。


王安石對司馬光。張居正對徐介。魏忠賢對東林黨。李鴻章對清流。這些對手都是理學在當時的馬甲!

宗教是不能准許改革的,一旦要改所謂的聖人之言這句話就會出來。這比殺了他們還要難以讓他們接受。改革會觸動他們的教義。在這些就如同今天恐怖分子般的文臣手中國家屢次喪失中期改革的機遇和勇氣。


當一個國家動盪人民水深火熱的時候他們繼續頂著自己所謂理想把舊的朝代當成廁所裡的紙!擦一擦繼續下面王朝禍害!

這裡要補充一點的就是這個所謂XIEJIAO的教義到底是什麼?那便是井田制。井田制好不好?這毋庸置疑。千金方是中國古人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總能重新統一不至於像歐洲一樣徹底碎裂的最主要的因素!但是他也有他時代的制約!它成型於春秋戰國時代。那時的人口也就2000來萬,但是到了明清兩代中期那一個人口也有兩億。這是個十倍人口的大變局!人口多了而土地還是那麼多,通過井田制把人口限制在土地上形成稅收的方式無疑是要餓死人的!要改革井田制這無疑就是在觸動這些XIEJIAO徒心中最神聖的地方。王安石,張居正就是在井田制上小修小改也足以觸動那些XIEJIAO徒的精神紅線!這也註定了他們的失敗!

反過來說。XIEJIAO徒們面對井田制對於中國出現的人多地少的局面如果才可以讓井田制再次有用起來,成為最優解呢?方法很簡單就是國家再次陷入動亂,人口銳減回到地多人少的局面。他們擦擦屁股再來一次!這也解釋了中國300年一個朝代的根本原因!


日常刷下線

“東林未必都君子,宦官未必皆小人”,這是清初之人對二者的評價,應該算是比較人道的中肯之語。但站在國家的立場上來衡量,二者是帝制時代畸形體制下產生的畸形怪胎,只能算作是寄生在國家機器上的兩個毒瘤,“哪個對國家更有利”一問,多多少少有點腦路故障的感覺。

宦官本來就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多有身心都不健康的缺陷,歷朝歷代宦官作亂者不勝其數,中國歷史上宦官為禍最厲害的兩個朝代,一個是東漢,另一個則是明朝。

明朝宦官為禍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成祖朱棣,因為靖難之役多有建文帝身邊的宦官為內應,使朱棣盡數掌握朱允炆的一舉一動,成功上位後,朱棣對宦官信任有加,開始賦予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與以往朝代不同的是,宦官不僅僅依靠接近權利核心的便利影響朝政,而是實際擁有了行政權力。


但“閹黨”做為一種政治勢力,在歷史上也只有明朝時期才出現,也不一定全是由宦官組成,是宦官和官僚共同形成的政治同盟集團,最初是由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的大太監王振組建,併為之後憲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劉瑾、熹宗朝的魏忠賢等效法沿用。萬曆時期的張居正就與宦官馮保結成很牢固的政治同盟,因此才保證其改革順利推進。

閹黨集團的形成,完全不同於其它朝代單純的宦官作亂,而是本身就擁有財稅(專征)、軍事(監軍)、地方管轄(分鎮)、特務(東廠西廠)等專權的宦官集團,與朝廷官僚、地方大員相互勾結形成的政治力量,把持朝政後,左右國家政治,雖然名聲很惡,但其依附的權利核心是皇帝,貪財貪利為己,盡心盡力辦事為皇帝,應該算是維護皇權的核心力量。


黨爭在歷朝歷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史學界有一種說法:“國之將亡,必興朋黨”,最典型的莫過於東漢黨人和東林黨人,雖然間隔近千年,歷史上的這兩個黨人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由讀書人組成,爭鬥的對象同樣都為宦官集團。

明朝東林黨的興起,與明末朝政腐敗混亂有關,起初是一群“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的讀書人,評議朝政、臧否人物,大多屬於空談“清議”。自古以來形成的讀書人君子品格,使初期的東林黨人大都具有傳統文人重氣節、講正氣、道德高尚的人格精神。

但在進入官場後,東林黨人日益演變成“非我族類必有異心”的“極左路線”代言人形象,打壓排除異己,往往只顧維護清高的道義,堅守“政治正確”而罔顧國家面臨的實際困難,到後期這一極端行為更變本加厲為只要不是東林黨人提出的政策主張,一概反對,甚至以死相諫,容不得有任何反對意見。


又大多出身於江南商戶士族,為了反對閹黨徵收商業稅的政策,多次發動民變,抵制朝廷開徵商稅,使明末財政收入大多集中於西北貧瘠土地上的農業方面,皆因西北地區無黨人力量為其爭取權益,而富庶的江南地區農業多種植商品作物,使國家財政來源基本枯竭,軍費、賑災都失去支持,災民暴動、軍人譁變加速了大明王朝的滅亡,這一切應該都拜東林黨人所賜。

東林黨人事實上扮演了抵制皇權、加速帝國覆滅的角色,雖然其形象比起宦官來要高大上,但他們維護的僅僅是心目中的道義,追求精神上的正義,卻對政治這種善惡美醜集於一身的混合物,貢獻微小,高尚的道德情操代替不了柴米油鹽的實際生存,國計民生不是靠漂亮華麗的政治口號就能解決的。
大明王朝臨終的時刻,一同陪伴崇禎皇帝赴死的,也只有宦官王承恩,平時在朝堂上義正詞嚴的東林黨人們,早作鳥獸散了,大部分活下來的都投靠了新政權,也沒見有多正義,其實在生存面前,人人都一樣,不見得讀書人就比其他人多高尚,道義上追求的“事君如事父”倫理在生死麵前大都不堪一擊!


龍支子

單獨的哪個都是禍害,但兩個一起時便對國家都有利。

一個國家,因為階層差異,肯定會有多種多樣的訴求。其中有強勢階層也有弱勢階層。

從一個國家層面而言,調合各階層矛盾,向著至少當下正確的方向前進才是最佳的。

對於執掌權柄與話語權的階層而言,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在為自己階層利益考慮的時候忽略了其他階層的訴求,或者儘量將其他階層的訴求壓到最低。這樣很容易積累隱形矛盾,最後形成大的動盪。

東林黨其實是古代皇權社會中的士族代表。背後的階層其實是官員、大商人、讀書人(預備官員或民間話語權掌控者)、鄉紳望族等等佔據社會資源較多的富裕群體。內部雖然有矛盾,但整體上利益訴求相似。

宦官在明朝的政治體系中實際是皇權的代表。將皇權具體化成了一個群體,參與到政治活動中。

但在明朝存在著一個體量巨大但話語權極低的群體,就是廣大的農民與城市小手工業者組成的社會中低層人群。

無論是東林黨還是宦官能夠完全控制朝堂後,都會因為本階層的利益盡最大可能的去爭取、甚至掌控與侵佔其他階層的利益。

此時國家是否能不崩潰完全看當時的掌控人的政治操守,而政治智慧反而排第二位。因為有政治操守的人會為其他階層留下生存空間,甚至留下的空間比較大,反而會抑制本階層,因為此時本階層整體佔優。這樣,各階層矛盾反而不會激化,造成體系崩潰。

對於國家而言,最優的情況是,掌握權力的階層進行有限制的爭鬥。

好處:

一、各階層在有限爭鬥中會相互清除有矛盾階層中的不良血液。比如,貪腐、枉法、過份的奢侈等等。

二、比較容易找到現下的正確方向。

古代,皇權社會雖然皇帝擁有大義名份,但皇帝的大義僅能排第二位,排第一位的是社稷,也就是國家利益與整個國家體系。

在有限鬥爭中,各方會利用大義來相互爭鬥,從而使每個擁有話語權的階層都無法憑空獲得完全的利益,獲得利益的最佳途徑是與國家利益捆綁,通過爭取國家利益時使自我階層獲取利益。

此時,無話語權的階層會因為國家利益的考量而獲得利益。

縱然朝堂上吵的再兇,但整個社會的矛盾其實是在不斷緩合的,而且國家因為現下方向的正確,會產生大量的社會利潤,使各階層都滿足。

就算當時整個社會都會暫時受損,為了國家利益,決策層也會盡量保護沒有承受能力的群體,損失由富裕階層承受,但因為富裕階層佔有一定的話語權,必會爭取補償。

但是,如果當時是某一方佔據絕對權力,必會因為不想補償而激化矛盾,甚至出現將損失完全轉嫁給話語權小的階層,但一般情況下,話語權小的階層反而是佔據了整個社會人數中比例最大的階層。

因此一旦話語權小的階層無法承受這種損失,極有可能會造成整個社會體系的崩潰,從而讓整個國家出現極大的災難。

但掌控權力的階層間又不能進行無限制的爭鬥。

否則因爭鬥的升級會引發戰爭,或使得社會割裂,造成極大的內耗。

以明朝而言,東林黨與宦官,僅用善惡、有益有害無法說清。

實際上就是兩個權力階層臺面上的代表而已。

明朝後期的問題,很多是因為這兩股力量的失衡而造成的問題,東林黨滅掉宦官是災難,同樣如果宦官滅掉了東林黨也是災難,以往的歷史中又不是沒有宦官完全壓制朝臣的時代,漢唐皆有,造成的社會問題同樣巨大。

很多人可能說魏忠賢比東林黨好多了,但都承認魏公公私德不好,只是大事沒錯。

其實當時已經有問題了,就是宦官壓制了朝臣,但是,魏公公比後來的好的是,就算他沒有私德,沒有學識,但是魏公公的政治操守有低線。

無論他再壓制朝臣,但對於有才有識的大臣能夠容忍甚至是欣賞,甚至是他的反對者。

對於國家的關鍵性的大事上能夠知道輕重緩急。

那種位置上,政治操守的重要性要高於政治智慧。

政治智慧決定的是上限,政治操守決定的是下限。

很可惜,後來勝利的東林黨,智商大於操守。否則明朝可能不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耗盡國力。

以上僅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一定準確,歡迎討論。


dd廣林鬼

都不是什麼好鳥。

至於哪個對國家有利,我認為都沒有。無論哪個黨成了氣候,對於明朝而言都是災難。倒是這兩個政治集團對於統治者,也就是皇帝是有各自用處的,這也就成就了他們的價值。

先說東林黨。這個崛起於萬曆年間的政治集體,本來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僅僅是幾個具有匡扶社稷的文人的朋友圈,但是在經歷了“爭國本”等大事件後,東林黨開始逐漸走上前臺,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

東林黨人是一個龐大的概念,最開始起源的地方,在江浙地區,這裡是大明帝國的財稅重地,因此來自這一地區的官僚或多或少都有江南財閥的影子,這也是東林黨人能夠在明末的朝堂呼風喚雨的重要原因。

東林黨中的很多人以匡扶社稷,報效國家為己任,且道德較為高尚,當然,這是相對於閹黨而言的。這是在表面,但是當涉及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或者說涉及到他們所代表階級的切身利益,這事就兩說了。

萬曆年間的抗稅事件實際上就是東林黨人和皇權進行的激烈對抗,萬曆皇帝有感於國庫緊張,特別是自己的錢包羞澀,於是派遣太監到河南、江南等地開礦並徵收礦稅。雖然萬曆皇帝有時候不靠譜,但是他還是很清楚這筆錢應該從誰那裡出,農民兄弟沒有被搜刮。但是開礦和礦稅徵收在地方遇到了激烈的抵抗。

不得已,萬曆及時改變策略,將採礦商業化,改為徵收商業稅。但是此舉更是讓地方政府炸了鍋,要知道,當時的商業稅,是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而如果萬曆從中抽成,勢必讓地方政府利益大大受損。因此地方官僚集團開始大舉反對開礦收稅。帶頭的,是東林黨人李三才。

東林黨人在背後大舉煽動百姓鬧事,打死打傷大量的稅收人員,最後讓開礦收稅不得不終止,此舉終於讓萬曆皇帝認識到東林黨人的真面目。

可以說,正是東林黨人自命清高,也讓皇帝清高的無恥做法,才讓明朝後期國庫日益空虛,最終走向崩潰。

但是閹黨就是好人嗎?非也。

言黨之所以形成,除了魏忠賢的不斷收攏,就是東林黨人的不斷排擠,這才讓原來屬於不同地區的朋黨走到了一起,形成了閹黨。

一般一個團隊的素質,能從領導者的素質看得出來,而魏忠賢大字不識幾個,入宮前還是偷雞摸狗之輩,這樣的領導能帶出什麼好團隊呢?

但是因為有東林黨人的外在威脅,這個團隊倒也不是一無是處,最起碼能夠團結一致,共同對外。

事實上,隨著被東林黨人打壓的人越來越過,失去立場而投奔閹黨的人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到天啟年間,六部都有閹黨成員,上到中央,下到各地機關都有閹黨的勢力。

我們知道魏忠賢不是個好人,是個十足的壞人,但是對於天啟,或者說對於明朝皇帝而言,他是個有用的人。什麼意思呢?就是皇帝辦不到的事,他可以辦到。萬曆不是收不到商業稅嗎,但是魏忠賢可以,因為好多地方大員都成了閹黨成員。有東林黨人阻撓?好說,依靠著魏公公和皇帝的親近關係,參他一本,保證消停。

所以可以這麼說,在東林勢大,皇權式微的情況下,魏忠賢是能夠幫助皇帝貫徹意志,行使權力的人!而且,只有他一人。從這一點來看,魏忠賢禍國殃民,對國家沒有好處,但是對皇帝有好處。

最早體會到這一好處的,是木匠皇帝朱由校。而當崇禎把魏忠賢幹掉,把閹黨拔除後,才發現自己的政令出不了紫禁城,自己的錢包收不來錢,不得不鄉弱勢群體農民開刀,然後導致了顛覆明朝的宏大起義。

所以說,千不好萬不好,對皇帝有用才是真的好!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Yes”,一個愛好歷史的妹紙!期待關注!


靜Yes

東林黨,明朝末年的一個朋黨,是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閹黨,是指依附於宦官權勢的官僚集團,不單僅指宦官一類,是一個政治派別。東林黨和閹黨是一對死對頭,相互爭鬥、相互攻詐。


東林黨,雖然主張開言路、反宦官干政、反礦稅,但它的表現行為卻反應它是地主富商的代言人,基本上漠視了農民的權益。在朝廷上的鬥爭,也是為了整體利益而鬥,為了鬥而鬥,根本上沒有為朝廷著想考慮如何去做事,為民為朝廷而鬥。開始是有關心國事、改革弊政的理想,但後來基本上淪為了一個利益集團。




不論是東林黨或是閹黨,一開始的形成基本上都是良好的、對國家有利的。到達後期,已經對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兩者都沒有有利於國家。


詼記

東林黨是由讀書人組成,代表的是士紳的利益,當然也有部份百姓的利益。閹黨由太監組成,成年後入宮當太監的,大都是無賴之徒,當然也有個別撥粹者。他們是皇帝的推手,維護的是皇帝宗室的利益。兩者的利益,當然是衝突的,因而總是有鬥爭的。朱明朝採用兩廷治國:由大臣組成的外廷和太監組成的內廷,用太監治國監國,以特務東廠西廠控制社會,本來就是奇葩,不是正道的事。由此引起朝臣結黨營私,與太監對抗,禍亂朝綱。可笑的是,現在有一股風,認為魏忠賢不死,明朝不亡,來肯定太監治國,抵毀東林黨。其實,魏忠賢搞錢,是在法外、道外撈錢,正因此,加劇了宗室和士紳的鬥爭,使朝政成為爛朝,加快了朱明朝的滅亡。


安平144796971

黨爭就代表朝堂控制力失控,國家大害。

但是從禍害程度來說,東林禍害遠遠大於閹黨。

無他,閹黨實際是指內庭表面化。但是大明制度不讓閹人掌軍,再加上內庭無法直接管控地方,也沒有明確地方利益。所以閹黨始終是皇權下的蠢走狗,沒有自己獨立的空間。

而東林為代表的科舉官,則有明確的出身,地方利益,文官系統的自我運行,他們掌控就代表其他平衡力量失控。這跟東林黨人是否道德,是否好人都沒關係了,科舉官的體系就決定他們必將摧毀朝堂的基礎。


方士的知識樂園

對國家而言,都沒有利處可言。但作為皇上肯定會偏袒閹黨多一點,畢竟天天在一起。東林黨口號很好聽,一切為了國家,為了老百姓,正到了表忠心的時候誰都不認識誰。閹黨就是一天到晚在皇上面前阿諛奉承,恨不得吃喝拉撒睡都替皇上做了。好在同時存在,相互可以監督、剋制。



東林黨是顧憲成一手創立的,根據地就在東林書院,整天議論如何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這剛好為那些觸犯朝廷被革職的人,所以這個東林黨人越來越多,正所謂人多口雜,慢慢的最初的目標變成了個人的意願,就是看心情辦事。



在這東林黨的對立面就是閹黨魏忠賢,明熹宗朱由校身邊的大紅人,自稱九千歲,權勢一度超過皇權。朝廷上下都是魏忠賢的親信,隨時可以換掉皇上。這樣的權利,誰敢得罪,偏偏東林黨的人,就是魏忠賢的敵人。剛開始東林黨的人就是針對朝廷的腐敗,矛頭還沒有對準魏忠賢,後來越來越過分的觸動魏忠賢的利益。



這時,魏忠賢那還能忍得住東林黨的放肆行為。魏忠賢把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的主犯嫁禍給東林黨,最後明熹宗下詔,還燒燬全國書院。東林黨人也受到了衝擊,死傷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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