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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古印度傳入中國，歷經數代，在中國的歷史上已經存在了了兩千多年。佛教一直是得到統治者的支持和百姓的認可的，佛教的精神就是“忍耐”，百姓們瞭解後，無論面對什麼事都忍耐，這對統治者們來說，自然是再好不了的事。他們認為不但不會影響統治，反而還會有益，自然能獲得他們的認可。 
但是，佛教曾經歷了三武一宗最嚴重的浩劫——“毀滅佛法”事件。這些事件因其影響巨大，後果慘重，世稱“滅佛”，教內一般稱為“法難”、“佛難”。
‘三武一宗滅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這三次，這些在位者的諡號或廟號都帶有個武字，以及後周世宗滅佛合稱為“三武一宗滅佛”。
“三武一宗滅佛”主要與當時僧侶地主和世俗地主間日益突出的經濟利益矛盾有關，也大多與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匯相關。“三武一宗滅佛”是佛教的發展已對社會經濟正常運轉產生負面影響的結果，也是佛教與中國儒家正統文化和道教文化爭奪思想統治權的結果。
“三武一宗滅佛”更直接與統治階層，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個人的意志和決斷密切關聯。而在封建專制集權機制的運作下，皇帝對佛教所持的態度，對佛教的興衰程度甚至可起決定性作用。
佛教作為一種日益中國化了的意識形態，它無法從物質上加以毀滅的。雖然佛教在浩劫之後便迅速復興，顯示了其極強的生命力，但“三武滅佛”畢竟用殘酷的事實為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增添了坎坷的悲劇色彩。
滅佛也表明，當佛教的發展對封建統治有利時，便會得到支持、扶植；一旦脫離或偏離封建政治軌道時，便會受到打擊、限制。神權必須服從王權，宗教必須為封建統治服務。佛教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曲折地發展，這成為佛教在中國傳播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成為推動佛教漢化的客觀原因之一。
第一位:北魏太武帝拓跋燾 
南北朝時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雄才大略，一統北方。當時佛法廣傳,很多人出家修行，為了解決國家的兵源問題，他下詔令全國各地的僧侶還俗，又以佛法搞“迷信活動”為由,下詔驅逐僧侶。
公元446年,在重臣崔浩的進言下,發出了最嚴厲的滅佛詔:擊破焚燒佛像及佛經,拆毀寺院,活埋僧侶，砸佛塔、毀佛像、燒佛經、殺僧尼……。
但是，待文成帝繼位後,為了穩定朝堂，安定人心，廢除了滅佛詔，再興佛法,雲岡石窟就是他下詔建造的。
第二位:北周武帝宇文邕
南北朝末期,北周武帝宇文邕,親征北齊,再次統一北方,出於政治需要，他下令滅佛，此次詔令後，佛、道齊滅,毀佛道經書、塑像,令和尚道士還俗，滅北齊後,又在原北齊境內禁佛、道二教,焚燬佛跡,強迫300萬僧尼還俗,使北方佛法幾乎滅跡。
但是，武帝在次年六月卻暴病而亡，繼位的君主昏庸無能，沒有繼續武帝時的滅佛策略，此次滅佛不了了之。
第三位:唐武宗李炎
唐武宗李炎信仰道教,登基後，開始大毀佛寺,詔書明令拆除寺廟4600餘所,小寺院4萬餘所,佛經大量被焚,佛像燒熔鑄錢,強令26萬多僧尼還俗，史稱會昌滅佛。 
武宗次年猝死，繼位的皇帝無能，武宗的滅佛又無疾而終。
第四位:後周世宗柴榮
五代時第一明君的後周世宗的柴榮,於繼位的第二年,下詔大毀佛寺，境內佛法寺廟,除了有皇帝題字的可保留外,每縣只留一寺,其它盡毀，全國共拆廟3萬餘所,毀佛像鑄錢,近百萬僧尼被逼還俗。
周世宗柴榮由於早逝，年幼的兒子無力掌控朝政，趙匡胤陳橋兵變奪取政權，滅佛運動再次被取消。
滅佛的根本原因是當時的寺廟佔有了大量的人口、土地、財富，掌權者出於政治目的，為了天下，只能夠向掌握了大量資源的佛教寺廟出手以獲取資源，因為這樣野蠻的奪取引起了社會混亂，不可持久，所以後繼的掌權者不得不廢除滅佛運動，以此來安定人心，穩定朝堂，佛教自然而然的就能春風吹又生，死灰復燃。
中國歷史上這些帝王向佛法發難，情節各異，結局卻驚人的雷同，三武一宗滅佛，身強力壯的四位帝王滅佛後很快暴死。
後繼者凡是糾正錯誤，力挽狂瀾的，國家很快走上盛世之路；延續錯誤的繼任者，則是國破家亡，殃及子孫的悲慘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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