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去杠杆”是去杠杆的升级版，释放了分类对待、市场决定的明确信号，也有助于稳定各类企业的预期】
用改革办法消除高杠杆产生的土壤
中国经济报告：这两个领域去杠杆应该如何去？需要落实怎样的配套政策？
陈龙：从地方政府去杠杆来看，地方债的问题不仅在于增量不规范以及债务问题的隐形化、复杂化，还在于巨大的债务存量，影响到地方的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如果仅着眼于规范增量，很难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化解地方债问题，不仅要强化管理，规范举债行为，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而且要消减存量，压缩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存量债务规模。鉴于中国大部分县级政府盘活资源和统筹资源的能力较弱，并且区域差异较大，可采取建立省级国有经济资源统筹机制的方式，依据各地资产和资源的具体状况，实行一地一策，灵活选择资产置换、转换股权、资产证券化、信托等方式消化存量债务。同时，还要坚持标本兼治，加快财政体制和地方融资机制改革，消除形成地方债问题的体制根源。
从国有企业去杠杆来看，应将降杠杆的重心放在削减非主业、聚焦主业上来。削减、收缩国有企业的非主业，既是加快国有企业“去杠杆”、提高国有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之举，也是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使其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之策。应采取资产处置、产业间整合等方式，削减、收缩国有企业的非主业。对于产能过剩、发展潜力不大的非主业，可通过市场化的资产处置方式予以解决；对于具有一定的优势或发展潜力的非主业，则通过产业间整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产品品牌价值和企业竞争力。同时，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释放国有经济资源，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国有企业去杠杆时，需要做好相关规划和制度设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周景彤：企业领域，一是采取差异化“去杠杆”方式。合理界定不同行业杠杆率的安全边界，有些行业应给予更高的容忍度。如公用事业行业具有公共品属性，对其中杠杆水平超过容忍度的企业，可通过国有资本介入的方式予以解决。对工业、能源、材料等面临较大杠杆压力的行业，应集中支持行业中的优质企业。加大对医疗保健、消费和信息技术等杠杆率压力不大行业的资金支持。同时，提高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二是集中精力做好“僵尸企业”的去杠杆。这类企业既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又占用了经济资源，也是抬升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重要因素。要推动“关、停、并、转”政策的落实，通过关闭一些“僵尸企业”，使产能过剩行业的供需达到平衡，释放长期被占用资金，提高资金运转效率。在处理僵尸企业时，要注意方法，规范破产处置方式，合理解决就业和不良资产问题。三是坚持市场化思路。要充分发挥企业和金融机构等相关经济主体的能动性，合理运用金融市场工具，逐步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四是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债务偿付能力。把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债务偿还能力作为解决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的重要抓手。推进减税降费等各项降成本措施的落地实施，把降成本与产业转型升级、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结合起来。
地方政府领域，一是继续做好存量债务的处置。继续推进存量政府债务置换工作，强化置换债券资金管理，置换债券资金要严格用于偿还清理甄别认定的截至2014年末存量政府债务，严禁用于其他用途。二是完善全口径地方债务管理。合理确定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实现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与其偿债能力相匹配。在严格执行法定限额管理的同时，建立健全“举债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政府债务资金绩效管理机制，加强债务资金使用和对应项目实施情况监控，提高债务资金使用绩效。三是进一步健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全面组织开展地方政府融资担保清理整改工作，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各类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四是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结果应用，动态监测高风险地区债务风险状况，做好债务风险监测和防范。
胡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去杠杠问题需要放在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对宏观经济而言，需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国有企业而言，需要不断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增加净出口，降低负债率和间接融资的比重，丰富融资工具和手段。对地方政府而言，应当“量入为出”，不要过于超前、超过自己的实力发展经济，要采取各种措施降低储蓄率，增加居民消费。
当然，这还需要宏观政策的配套支持。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加大灵活度，货币政策应为结构性去杠杆供合适的条件；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更加有力与更具针对性，在目前的状况下，财政赤字还可以有适当的增加。各种配套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帮助国有企业化解过剩产能与处理“僵尸企业”，帮助地方政府去房地产库存和保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匡贤明：与居民领域不同，这两个领域的高杠杆深刻反映了中国过去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的风险弊端。推进这两个领域的“去杠杆”，除了严格防范新增风险外，需要用改革的方法有效化解存量风险，用改革的办法消除高杠杆产生的土壤。
对企业高杠杆，需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这就需要加快证券市场改革，完善其价值发现功能，鼓励更多优质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降低对债务融资的依赖。对国有企业自身，需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在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债转股、资产证券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取得突破。同时要着力推动“僵尸企业”债务处置，防止僵尸企业吞噬信贷资源，形成信贷黑洞。
对地方政府，防范债务风险的关键是三个方面。首先，进一步加快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划分，明确经济领域的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改革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其次，进一步推进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源，降低对不规范融资的冲动。最后，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禁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通过标本兼治，使地方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
“结构性去杠杆”意味着未来去杠杆政策更加明确
中国经济报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结构性去杠杆”。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陈龙：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结构性去杠杆”，一方面是进一步明确了去杠杆需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主要解决杠杆的结构性问题，即通过解决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杠杆较高的问题，释放部分国有经济资源，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避免去杠杆中出现“一刀切”的现象。既要避免各相关监管部门在去杠杆时一起收紧，形成合成谬误；又要分领域、分行业、分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去杠杆的范围和方式，避免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周景彤：从去杠杆政策出台一直到当前的变化来看，政策从笼统的“去杠杆”转变为“结构性去杠杆”和“控制宏观杠杆率稳定”，并提出高质量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意味着未来去杠杆政策的主要目标、着力点和路径等将更加明确。结构性去杠杆要求“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推进，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两个领域提出更加明确要求。结构性去杠杆政策也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相适应，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优先处理可能威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有利于避免出现“一刀切”、部分领域过度去杠杆等情况。
胡迟：首次提出“结构性去杠杆”，释放的信号就是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去杠杆。根据当前不同领域杠杆的不同特点，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体现了一种“有的放矢”、精准化去杠杠的特点。具体而言，一是分部门，即对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企业（国企和民企）、居民三大部门杠杆的好与坏、优与劣区别对待。相对于地方政府和国企高杠杆风险而言，中央政府和民企、居民杠杆仍处于稳定状态。去杠杆的重点仍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二是分类型，即对不同债务类型也提出了要区别对待。贷款和债券、信托、资管等非标融资，其面对的债权人、市场敏感度和市场冲击不一样，其处置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有的适用于债转股模式，有的则存在一定障碍，今后应就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三是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
匡贤明：从提出“去杠杆”到提出“结构性去杠杆”，表明中国决策层对杠杆率的认识和把握在不断深化。
第一，在总体杠杆率得到初步控制后，更加注重突出去杠杆的重点领域，不再单纯强调杠杆率。中国的杠杆率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便是企业杠杆率，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面临的挑战明显不同。继续强调整齐划一的去杠杆，容易导致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进一步提升，反而误伤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
第二，表明中国去杠杆进入新阶段，要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有的领域需要继续加快去杠杆，有的领域需要稳杠杆，有的领域甚至需要加杠杆，比如一些新经济、新业态领域，不仅不能去杠杆，可能还需要加杠杆。
第三，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务实举措。通过杠杆的结构调整，在推动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加速出清的同时，也为新经济、新动能腾出加杠杆空间，这就形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因此，“结构性去杠杆”是去杠杆的升级版，释放了分类对待、市场决定的明确信号，也有助于稳定各类企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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