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自古便是隱士的樂園,是儒釋道三教集聚生長的神聖之地。清末西方傳教士強租牯嶺開闢度假區，改變了它的歷史軌跡。國民政府時期的“夏都”建設，更是把廬山推上了政治的風口浪尖。
光緒十二年（1886年）的夏天，長江中下游晴熱少雨，疫病流行。英國傳教士李德立，難擋烈日下的酷暑，從漢口來到廬山避暑。小住數日之後，李德立萌生了在這裡為自己修築避暑屋的念頭，便向獅子庵的僧人提出了購置土地的願望,久不成議。他只好重新尋找目標，隨後看上了廬山北麓、龍門山南的九峰寺。九峰寺僧人同意賣給他一塊地皮。可是，正當他興致勃勃地去辦理稅契時，官府人員發現這個叫李德立的竟然是一個外國人，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
不過，這兩次購地受阻,並未打消李德立在廬山購買土地的念想。光緒二十年（1894年）夏，在湖北籍傳教士戴鵠臣的陪同下,李德立登上廬山牯牛嶺一帶考察。他發現這裡是一個理想的建屋避暑之地！
不過，前兩次失敗的經歷，教給了李德立一些“經驗”，這回他學會走官路了。他首先找到德化縣令提出購地請求，遭到拒絕。於是，他便花200餘元，從上海購買了一個精巧的電鈴和一套銀盃，送給九江府同知盛富懷。盛富懷給李德立出了個主意：因為官廳不能直接與外國人簽訂賣地契約，所以不妨去找一個地方鄉紳，讓鄉紳與官府立契，然後再私下轉手達成交易。
後來的情況，史料所記有一些分歧，有說德化縣舉人萬和賡幫助成全了此事，也有說是另外三人願意負全責立契。不管怎樣，最後的結果是，立契之後，當李德立向德化縣申辦稅契時，再次遭到了拒絕。他這回找了英國駐九江的領事，請其出面斡旋。這件事情就這樣辦成了。隨後，他把牯牛嶺改名為牯嶺，取英文“cooling”的“清涼”之意。
可是，九江的士紳得知此事後,迅速組織了一系列抵制活動。直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在英國駐華公使的敦促下,牯嶺土地案被重新提上日程。最終以中外的相互妥協，李德立改買為租，終於拿到了一份時間長達999年的永久租約，每年僅交租金1.2萬兩紋銀。
有了地的李德立迅即展開全面行動，他成立了牯嶺公司，將地皮按31000平方尺劃成片，編成號面向世界各國出售。李德立的成功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更多的外國人紛至沓來，紛紛以各種方式進入廬山，租借土地，建屋避暑。
可以想見，當時的牯嶺,生長出了一座中國近代最美麗的花園城市。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爆發經濟危機，中國局勢也動盪不安，很多外國人售屋離去，牯嶺歸還中國也提上議事日程。1928年，李德立離開中國轉往新西蘭，自此從廬山消失了。
1926年，國民政府設立了“廬山管理局”，廬山避暑進入以中國人為主導的建設時期。
牯嶺接下來的命運，與一幢叫做“美廬”的別墅密切關聯。這幢別墅的主人就是宋美齡。宋美齡是上海美國基督教“衛理公會”的華人傳教士宋耀如的第三個女兒。1927年12月1日，宋美齡嫁給了當時中國政局的核心人物蔣介石，其母倪桂珍就把位於脂紅路的一套精巧別墅作為嫁妝送給了宋美齡。
起初，宋美齡非常喜歡這幢別墅，她和她的丈夫經常來這裡避暑和休養。可家中高朋滿座的時候，這套房子總是顯得有些擁擠。1933年,宋美齡接收了她的朋友、英國女人巴莉的英式券廓式別墅，便把母親送的嫁妝賣了。這裡成為蔣介石夫婦每年夏天避暑和辦公的場所。
1932年5月31日，蔣介石正式作出國民政府行政院暑期遷移牯嶺辦公的決定，並任命行政院政務處何廉著手籌辦。這以後，每年夏天,國民政府行政院各部都上廬山來辦公。廬山進入它歷史上最為喧囂的歲月，牯嶺宛若中國的第二個政治中心。
由於廬山地近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而南京又是典型的“火爐”氣候，為避暑以及工作方便，國民政府的黨、政、軍要員們也向他們的委員長看齊，紛紛來到廬山修築自己的別墅。當時“中央通訊社總社”等媒體在牯嶺都設有辦事處,凡有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動，這些媒體通常就以“牯嶺電”向全世界發送新聞稿。
牯嶺便利的生活條件、獨特的西方文化風情和濃厚的政治氛圍，也吸引了官員之外眾多社會名流來廬山，購買、租賃或新建別墅居住。夏天旅遊避暑的人，絡繹不絕。牯嶺的商業也盛極一時，上海、漢口各處的大商店，多在夏季的時候來廬山開分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都在廬山設有分店；四大銀行也開到了山頂。
廬山就此迎來別墅修建的第二個高潮,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實業部長吳鼎昌、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國民革命軍軍需部長朱培德、陸軍上將張治中、國民黨老派人物李烈鈞、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等大量國民黨政要，以及蔣介石的老對手汪精衛、汪府幕僚曾仲鳴，都在廬山落了腳。
隨著“夏都”建設規模的不斷擴大,1936年，牯嶺已然變成了一個繁華的山中都市。
“夏都”正在建設的過程中,共產黨的軍隊日益壯大起來。這令蔣介石頗為頭疼。他在廬山苦思冥想，尋找對付共產黨的方略。從1930年到1933年，他對共產黨的紅軍共策劃了四次大“圍剿”行動，前四次均以失敗而告終。這令他頗為焦灼。
1934年，經過屢屢失敗，蔣介石總算意識到自己軍隊的窩囊，於是決定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軍官訓練團選址於五老峰下的海會寺及白鹿洞書院一帶。這是一個能容納兩三千人的訓練基地，圈了方圓20多公里的地方為軍事禁區，設重兵把守。蔣介石任命陳誠為團長，請來德、意、美等國軍事教官，幫助進行軍事教育和政治訓練，每期半月,一個夏季訓練三期，數年間共訓練了兩萬多人。後來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果然贏了。
1934至1936年，蔣介石在火蓮院舊址，創建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傳習學舍”即國民黨的中央黨校。這裡成為蔣介石訓練各級層黨政骨幹的重要基地。在廬山成為夏都期間，蔣介石在廬山召開了11次重要會議，史稱“廬山會議”。1937年，國民政府甚至把《中央日報》搬上了廬山，出版“廬山暑期版”。
會議既定日期是7月15號開始，只是會議尚未召開，“盧溝橋事變”便爆發了，國情吃緊。但“談話會”並未取消。7月14、15日,被邀各界人士紛至沓來，但共產黨卻未在被邀之列。
遺憾的是,1938年夏，廬山被日軍包圍，次年4月淪陷。日軍在廬山盤踞6年有餘，廬山遭遇千年來最大的浩劫。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國共和談破裂，美國特使馬歇爾頂著七八月的酷暑，八上廬山調停內戰，但始終未獲成果。
1948年8月18日下午4點30分，蔣介石黯然下山，突然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愫湧上他的心頭。他走近桌前，提筆寫下了兩個字:“美廬”。他命刻工連同他的名字及題寫日期，一同刻在園內林蔭間一塊天然的黛青色大石頭上。幾天後，宋美齡也告別了廬山，從此再沒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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