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刊登了一篇題為《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故事主人公叫陳景潤，是一位數學家。恍若一夜之間，他在全國就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這一年起，知識和人才重新得到重視。
今天，5月22日，是陳景潤誕辰85週年。
陳景潤，1933年5月22日生於福建，當代數學家。1953年9月到北京四中任教，1955年回母校廈門大學數學系任助教，1957年調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1973年發表了（1+2）的詳細證明，被公認為是對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貢獻。
陳景潤於1996年3月19日逝世，年僅63歲。此後，他被敘述為“偏科”的典型例子，即便其他科不好，有一科好也能走向成功，甚至成為傳奇人物。
而今，在學生時期，尤其是高考前的學生時期，偏科會被認為是一種需要彌補的缺陷，意味升學考試的風險。但到了成年時期，人們又習慣以其中部分成功者作為勵志的榜樣，偏科甚至為其傳奇錦上添花。
是否偏科不是最被關心的，學生自身的世界亦不是最被關心的，而是誰（按世俗定義）成功誰就是正確的，就是被肯定乃至被宣揚的榜樣。
今天，我們就回到歷史中的“偏科”，從晚清民國大師亦真亦假的“偏科”故事，到建國後的“白專”，再到1978年之後的“數理化”天下、偏科被肯定，再到當下“偏科”作為一種升學考試風險。 不同歷史時期，對偏科的定義也不盡相同。那麼，貫穿始終的，是什麼呢？本文作者認為是不變的教育功利化。
撰文 | 張向榮
成績差，與偏科可不是一回事
關於偏科，有一個流傳已久的笑話。說是兒子從學校回來，成績單上面數學考了1分，語文考了0分。父親看著成績單，狠抽一口煙，說：“兒子，你有點偏科啊。”
這個笑話之所以成立，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不叫偏科，這純粹是成績差。在現實中，一個學生的各科成績都在及格線上徘徊，有的剛及格，有的不及格，這與開頭的笑話裡的“笑點”是一樣的：成績差，與偏科不是一回事。
我們所理解的偏科，是指有一門或幾門成績非常優秀，可以超拔他人之上，而其他的科目則非常平庸，甚至很差。這樣的現象，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偏科。今天是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先生誕辰85週年，他就可以被看做成一位偏科的典型。
有趣的是，“偏科”這個詞，古代沒有，英文法文德文等主要的外文裡也找不到嚴格對應的詞，而在中國，如果去網絡上搜索，或是去論文庫裡檢索，則會發現大量有關偏科的討論。
由此可見，偏科之所以成立，一是因為現代學科科目體系的形成。中國古代的“禮樂射御書術”、“經史子集”、“言語、德行、政事、文章”等分類，和古希臘七藝“邏輯、語法、修辭、數學、幾何、天文、音樂”，均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學科體系，沒有現代教育體制裡包含了分班制、學期、假期、學生考試、教師考核、接受更高級教育的選拔等一整套內涵。因此，古代是不存在偏科這種問題的。
二是因為中國當前實行的高考制度並不旨在擢拔天才，其內涵是選拔足量的合格的中學生進入大學，只要參加考試，任何一門考試的成績如果過低，都會影響到總成績。偏科被視為學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的致命危險，這是偏科成為問題的直接原因。
譯者: 劉幸
版本: 教育科學出版社 2017年3月
現代課程論的開山之作，“課程設計不僅是一個教育學問題”。
晚清民國：追慕大師頭頂上的“偏科”光環
當偏科成為一個現代問題，而且主要是一箇中國問題時，這就值得去探討一番了。當然，教育工作者們已經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長達幾十年的深入研究，已經從學生的心理、師生的關係、學科的優化、體制的完善、教學方法的改革等等內部角度把偏科現象分析的入木三分。因此，本文主要是從外部來分析作為社會問題的偏科現象。
中國當代的學科建制，主要是延續近代以來自西方傳入的學科建制，並在建國初根據蘇聯模式、改革開放後根據需要進行過多次調整。而從近代以來，就不斷流傳著關於偏科的傳說。
在近代特別是晚清民國時期，“偏科”主要是一種對已逝的所謂學術大師的追慕姿態。不論是當時還是今天，坊間始終流傳著一些大學者偏科的軼事。
例如：
最初被清華大學歷史系錄取的錢偉長，入學成績國文歷史滿分，而數理化均不及格；吳晗投考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也是國文滿分，數學零分，最後被清華錄取；臧克家數學零分，國文極受聞一多欣賞，於是被青島大學破格錄取等等。
這些軼事有些是當事人自己的言說追憶，有些是來源不明的口口相傳，其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真中摻假，並沒有多少人認真去查證真偽，也不會有人去分析當時的考試製度、社會名流與高等教育的關係等等。
因為大家需要的是恰恰是偏科的正當性，通過偏科來證明這些已經功成名就的學者是多麼天賦異稟，偏科成為了環繞在他們頭頂上的光環。從而使得當代人在對這批學者們進行頂禮膜拜之餘，還可以對今天的教育選拔制度形成批判。
建國初期：被質疑的“白專”
建國之後，隨著高校院系調整，各個大學學科的專業性更強了。但是，義務教育、中學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性質完全不同。1957年，毛澤東對教育提出了著名的指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力、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德智體”全面發展成為了中小學教育的目的。既然目的是全面發展，那就意味著有很多學生還沒有達到全面發展。偏科從民國時候的天賦異稟，變成了教育體制下的人為缺陷。當然，在不同的階段，社會對全面發展的認識又有區別。
在改革開放之前，“德智體”全面發展雖然是人所共知的口號，但實際上，真正決定學生在教育體系裡能走多遠，決定一個人是否被塑造成了合格的人才的“指揮棒”是另一個口號：又紅又專。這個詞今天可能不太被使用了，但在當時特別是恢復高考之前的年代，則遠比“德智體”更講政治。所謂紅，是指政治信仰和意識過硬；所謂專，是指專業水平、“文化課”學得好。
當然，在這個語境裡，“紅”的重要性要高於“專”，沒有“紅”的“專”被稱作“白專”，是真正的偏科，要接受批判的。當然，我們不能說“又紅又專”這個詞有什麼理論上的問題，為了培養新中國的建設者，教育的目的既是專業的又是思想的，這本是新中國教育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只是在實際的執行中，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譬如，當年陳景潤因為做出“1+2”而剛剛為人所知時，他頭上還頂著一頂“白專典型”的帽子，這個帽子遠比進擊哥德巴赫猜想更神聖。所以當時很多人非常不理解，為什麼要關注、宣傳一個偏科的“白專典型”。甚至到了70年代末，徐遲為了撰寫報告文學，深入陳景潤的單位採訪時，還時常受到類似的質疑。在那個時期，偏科，特別是如果像陳景潤這樣的偏科，不僅得不到天才光環的加持，個人還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不同歷史時期的陳景潤傳記或故事集封面，從左至右，從上至下，依次為：《陳景潤》（版本：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8年）《陳景潤傳》（版本：新華出版社 1998年）《一個真實的陳景潤》（版本：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1年）《陳景潤的故事》（版本: 內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2年）《鑄夢》（版本: 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3年）《陳景潤的故事》（版本：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13年）。
改革開放以來：從被崇尚到高考失利風險
1978年伊始，在《人民文學》第1期上，徐遲所寫的“非虛構”作品《哥德巴赫猜想》終於刊登出來了，這篇以陳景潤為主角、讚揚科學和科學家的報告文學一時間家喻戶曉。
陳景潤宣傳畫。
這一年的3月，經過李政道多年的大力呼籲，在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支持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創建了第一個少年班；還是這一年的3月18日，被譽為“科學的春天”的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種種大事件，使得社會上所壓抑的對專業、對科學的蓬勃熱情一下子鼓脹起來，“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飽含著當時人們崇尚科學、仰慕科學家的心態。
一方面，理工科成為了80年代的寵兒，“文化熱”、“詩歌熱”雖然在當時也很時尚，但在教育領域，無疑是理工科獨佔鰲頭。另一方面，陳景潤的天才形象，和最早幾批少年班的天才形象相互疊加，更使得理工科一時無比榮耀。而“偏科”，再次悄然成為了一個正面的詞彙，意味著理工科天才，意味著未來的陳景潤。
等到時間推移到新世紀，隨著高考制度的逐漸完善，社會價值的日趨多元，歷史上民國時期的“破格”錄取已經很少見了，“又紅又專”的年代也已經遠去，大家固然還會對陳景潤式的天才心存敬仰，但面對偏科天才已不再狂熱。
在各類焦慮蔓延生長的今天，偏科也成為了焦慮的一種，偏科不再意味著“偏才”，而是意味著高考失利的風險，“分分必爭”的殘酷令偏科的學生們焦慮萬分，令家長們憂心忡忡。偏科最大的社會效益，恐怕就是給各類培訓提供了新的經濟增長點。
偏科背後的價值觀：教育價值的功利化
對偏科這種現象，社會的不同階段存在著不同的褒貶。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支配這種褒貶變化的動力實際上只有一種，那就是大眾對教育價值的功利化態度。
全面發展作為一種教育的目標，無論教育部門怎樣完善教育制度，大眾的態度卻始終是功利的，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的。當偏科意味著特長，能帶來名譽甚至財富時，就會被追捧，反之則被視為缺陷。一個偏科的高中生就像一個“病人”，始終面臨著學校和家長極大的壓力，他會想盡辦法彌補弱項，以求“治癒”；而一旦進入大學，選擇了偏科作為專業，那麼偏科很可能成為他的技能點，他將領先其他同學，成為極為優秀的人才。
此時，我不禁懷念起古代的教育，古代的教育當然也有非常多的問題，也未必適合當代人。但是，古典時代的教育和現代人的教育有一個本質的區分。那就是，古典教育並不是旨在知識的傳授，而是一種人格的教化，既無關學科的劃分，也沒有標準化的考核，因此，也就不存在偏科這種現象了。
而現代教育雖然也以育人為目標，但其實際的做法卻是培養掌握各類技能的專業人才，從而服務現代社會所需要的種種崗位。如果有讀者願意閱讀一下古希臘哲人色諾芬的《居魯士的教育》，文藝復興哲人伊拉斯謨《基督君主的教育》，以及中國儒家關於教化的種種論述，就會深刻的感受到這種古今的差異。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2013年9月
“過度複習是摧毀創造力的利器。”
當然，古典教育與現代教育之間的鴻溝是難以填平的，偏科作為現代中國教育中的一個現象也難以消除，這是由現代社會的結構和運行邏輯所決定的。我們能做的，是儘量不以功利的價值觀去衡量一個孩子的選擇，不管他是否偏科；也要在寬容個別陳景潤式天才的偏科人才的同時，確保高考制度能夠符合大多數學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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