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歷史誤解的豪傑（轉載的）

在現在的所謂正史或關於張學良的很多傳記裡，都把楊宇霆刻畫成了一個親日派和一個與張學良爭權奪利的陰險小人。殊不知要是沒有楊宇霆東三省加熱河早就變成日本人中的囊中之物了。九一八事件造成的原因根本原因在於張學良的誤國（很多人把原因歸於蔣，說蔣讓張不抵抗才致。其實蔣雖說是委員長，東三省雖說已經易幟，但是明白人都知道東三省還是張學良的。有憤青說是屬於東三省人民的，那真是這樣那張學良沒有經過什麼全民公投之類的所謂形式，就敢公然把軍隊撤走？從這點說，東三省之失在於張學良。）而日本敢於發動九一八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1國內產生危機，要轉移注意力。

2日帝國主義長期的軍國主義。

3從甲午開始後的逢打中國必贏。

4東北無豪傑可以領到所謂的3000萬父老。其中最重要的是楊宇霆被張學良害死。

楊宇霆，字凌閣，後改鄰葛，祖籍河北灤州戴家嶺，清末，其祖父攜全家逃荒至關外法庫門蛇山溝村落戶。他生於清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85.8.29）。十歲入本村毛兆麟先生私塾，天資聰穎，記憶過人，頗受毛先生喜愛。幾年後，經毛先生介紹，到鐵嶺縣張秀才書館讀書，很快就成為張先生的得意門生。張先生經常帶領他到鐵嶺文人薈萃之處龍首山銀岡書院，以文會友。一九0四年初，他從那裡知道，清朝的科舉制度快要廢除了，但東北是清朝的發祥地，朝廷特別恩許再開一科考試，在錦州舉行。他很想參加考試，但是他家已入旗籍，按清制“旗不點元”，他沒有報考資格。他想盡辦法，多方活動，終以金縣一同姓考生的名義報名參考。他考中了，成為滿清王朝最後一科秀才。當年他十九歲。第二年春天，他考入奉天學堂高年級插班生，學校開設的數理化、英語等課程，他過去從來沒有接觸過，但畢業考試時，成績名列前茅，震動全校。畢業後，他考入奉天陸軍學校，一九0六年被校方選送至日本留學，到日本後，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一一年，畢業後回國。

在中國封建時代，所有的讀書人都要飽受寒窗之苦，但能脫穎而出者卻寥若晨星，多數人都是在“縣學”這第一道門檻前被卡住了，無計可施而終生慼慼焉。楊宇霆是幸運的。雖然這時科舉制度已經廢除，但它的無形價值還在，因為人們想到了科舉，就想到了囊螢映雪的清寒和懸樑刺股的寂寞，也會想到靠使銀子，找門路，打通關節一路攀升的醜陋。而對象楊宇霆這樣的青年人，無論是在朝在野和社會各界，都要高看一眼。

他在日本學的是現代軍事科學，在當時中國人的眼裡，是新學中的顯學，因為它能實現我們這積貧積弱的民族百年來船堅炮利的夢想。

像他這樣有功名打底子，又能西學為用的人才是不多的，是當時所有的政治集團，都急需的熱門人才，所以他一踏上祖國的土地，扶搖直上、步履青雲的階梯，就擺在他面前，等他一步步攀登了。

一般來說，那些舊學深厚的人往往食古不化，缺乏對現實生活的熱情和對新生事物的敏感，而那些海歸派們常常是不顧國情，生搬硬套外國的故事，成了紙上談兵的現代趙括。而楊宇霆則是汲取了這兩方面人才的優點，創造了自己的新優勢。他在跟隨張作霖後，人們稱他為“智囊”、“小諸葛”，雖然多是恭維和逢迎之詞，但也確實感到他是足智多謀，出類拔萃；而他接受這個名號，是他覺得自己遇到了張作霖，如諸葛亮遇到劉備一樣，如魚得水，才智得到發揮，是讚揚張作霖珍惜人才，愛護人才，但也不乏自矜之意。考諸史實，他對張作霖政權的發展鞏固也確實起到了諸葛亮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他從日本回國後，被派往長春陸軍第三鎮炮隊任隊官，不久就被調往東三省講武堂任教官，民國成立後，1913年被調往北京陸軍部任一等科員，當年即被派回奉天，任東三省軍械廠兵器科長，不久即改為彈藥隊長，第二年就連續升為副廠長、廠長。在這個重要的工作崗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四年，一直到被張學良處死。

對楊宇霆的發跡，一般以為這主要是由於張作霖的提拔，實際不是。1913年至1915年，楊宇霆從長春到瀋陽，由瀋陽到北京，再由北京回瀋陽，職務一路飈升，都是徐樹錚所為。徐比楊宇霆大四歲，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比楊早畢業幾年，當時他是袁世凱政府的陸軍總長，深得袁世凱的賞識，又與段琪瑞過從甚密，是民國初年政壇上很活躍的一個政客。時人稱後來曾做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為大徐，稱他為小徐。

楊宇霆到東三省軍械廠做廠長時，奉天總督是段芝貴。袁世凱死後，天下大亂，一九一六年，張作霖乘勢而起，把段芝貴趕走，自任總督。關於張作霖發現楊宇霆，過去有一種說法，說是張作霖有一日上街，偶然看見一哨軍兵列隊前進，風紀嚴肅，軍容整齊，就問部下：“這是誰的部隊？”部下回答說：“這是東三省軍械廠楊宇霆廠長訓練的衛隊。”張作霖甚為讚許，當晚把楊宇霆邀至家中召見，見他謙恭有禮，談吐不凡，很是賞識，後來就予以重用。

這是中國古典小說裡常見的情節。身處低層的人們，做夢都盼望能交上這樣的好運，一跳龍門；而身居高位的人們也常用這樣的故事欺騙世人，愚弄輿論，以此來表示他的慧眼識珠，禮賢下士。至於被提拔的人們是走的什麼門路，是用什麼法寶，敲開他的心門，這是藏在他心底的秘密，就是對他的枕邊人，也從來不洩露一字。日子久了，說順了嘴，連他自己都認為這故事是真實的了。

我認為張作霖之所以重用楊宇霆，固然有楊個人才智的因素，但他更看中楊與徐樹錚的這層關係，可以通過他和北京中央政府搭上鉤子，謀求他主政東北的“合法性”，以及從中撈到更多的好處。1916年，楊被張委以督軍署參謀長時，正是徐任國務院秘書長時。這一層關係太重要了。楊宇霆入幕督軍署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與這徐樹錚有關。張勳復辟失敗後，黎元洪辭去民國大總統職務，由副總統馮國璋代理總統。段琪瑞與馮不和，被迫辭去總理職務，作為段琪瑞心腹的徐樹錚為他的復出四處活動，多方串聯，集合各方勢力來壓馮國璋。1918年，他到東北遊說張作霖時，楊宇霆從他那裡知道，馮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從日本貸款四千萬元購買武器槍支。楊給他出主意說，如果能把這批槍械搞到手，做為給張的見面禮，張就能力推段琪瑞。徐運作一番，幾天後一張由日本人開據的領取軍械的提貨單，就到了楊宇霆手裡。這件事是在極端機密的狀態下進行的，連張作霖都沒有察覺，事成後，楊宇霆呈報提貨單時，驚得他目瞪口呆，他深深地被這位年僅三十三歲的年輕軍官的韜略折服了。張作霖馬上派張景惠帶兵去秦皇島，把這批軍火領回，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秦皇島劫械事件。奉軍以此擴編了七個混成旅，由原來的二、三萬人增至二十萬人。按照曾經當過張作霖秘書，後來任東北大學代校長的寧承恩先生的說法，“沒有秦皇島劫械的起點，奉軍不可能成為大軍，無力問鼎中原。”

在發展東北地區的經濟和各項事業上，楊宇霆所起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據寧先生回憶：老帥識字不多，不愛看公文，處理公務只是口頭說說，政府的工作，又離不開公文，這幾乎都由楊獨擅，有些事不請示張，獨自辦了，張也不怪罪。張的放手，就給楊施展才能提供了機會，當時很多的法律、法規政策，都是由楊牽頭制定的，特別是在用人方面，張受楊的影響頗深，重視從外國回來的學理工科和經濟方面的人才，張作霖的十大秘書寧承恩等幾乎都是這類有學位的知識分子。他很重用學理科的知識分子，就是起用他們搞建設，現在瀋陽的許多大工廠，如瀋陽市大東區現在的黎明、新光、礦山以及瀋河區的五三工廠，那時候就有了規模。東三省其他很多城市，現有的許多大廠子，有許多也是在那個時候，就有雛形的，如翻開一些地方的地方誌和廠志之類，就會發現這種現象。當然這不能完全歸功於楊宇霆，但楊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談及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起上個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一段話：“當一種看問題的方式，如此自信的一往無前時，那就有落入幻覺的危險，即過高地估計了自己這種視角的重要性，尤其是把一種相當限定性的視角，當成唯一的視角。”其實，我們過去看待歷史，只是堅持了一種視角，那就是階級鬥爭的視角，像張作霖和楊宇霆這樣的人當然是一無是處，就是那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古代先賢，也無足道哉。如果我們能從東北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研究一下東北為什麼會成為中國的老工業基地，張作霖和楊宇霆這樣人的作為，就不會一概抹殺了

楊字霆顯赫後為家鄉法庫辦了幾次實事，深受法庫人民關注。如今時間已過去六十多年，有關楊的文史資料甚多，但與法庫有關事項除平治校外很少見到，不揣冒昧，作—補遺，以食饗者。

一 楊宇霆第二次還鄉

1926年楊字霆第二次還鄉，縣政府組織盛大歡迎儀式。我是學生樂隊的小鼓手，站在隊伍前列，看的比較清楚。歡迎者都在南門大道路西列隊等候，各人手持國旗或彩旗。行列中有縣長等領導官員，有各界首腦人物、地方紳商名流及各學校師生。大隊排的很長，南起周地溝，北至十字街口。東側有地方警察隊持槍面向外。據說遼河以南由瀋陽軍隊戒嚴，遼河以北由法庫警察隊負責。真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時時傳來警笛聲，並不斷有消息傳來——過河了——過三面船了——過大孤家子了!法庫農民家庭出身的這位人物，真是衣錦還鄉，顯赫一時了。最後一次笛聲，使警戒人員立刻緊張起來，聽到從南面傳來的由遠到近的汽車聲。不一會兒，見到警戒的警士，面向外舉槍敬禮。這時日本領事館法庫出張所的日本人，舉著—面日本國旗，也來歡迎，被趕到溝東的一個高崗—上去。緊接著開來兩輛警衛車，警衛人員全副武裝，身著黃色呢料服，腰間配帶兩支手槍，手持衝鋒槍，車停後立即跳下車，作扇面形的警戒線。須臾第三輛黑色小轎車停下，走下一位副官打開車門，於是這位東北軍總參議兼兵工廠督辦楊宇霆走下車來。他中等身材，頭形橢圓，濃眉大眼，光頭，肥胖的兩腮刮的亮中透青，精神飽滿，體格健壯。他身著黃色禮服，頭帶青色大禮帽，穿—雙黑色鬆緊元寶式皮鞋。他下車後，警衛人員團團圍住，地方官員前導，他緩緩前行，手持禮帽，邊走邊說：“謝謝!謝謝!”這時軍樂大作，歡迎聲震耳。車隊緩慢前進，第四輛灰色轎車內坐了三位婦女，據說是如夫人和僕婦。接著是長長的八輛警衛車。車上有一半人下車步行警衛，都是全副武裝的年輕衛士。楊宇霆在南門外設立的歡迎棚內略事停留，旋即登車直驅地方儲蓄會，臨時休息。在赴西街平治校時，儲蓄會會長陳丹林被邀同車而行。該校召開了隆重的歡迎會，會上楊作了講話，時間不長，聲音小，學生隊伍都聽不清楚。午後就驅車赴距縣城十五里的他家鄉蛇山溝村，一路都有崗哨戒備。第二天就返回瀋陽。

二 建設家鄉的宏偉計劃

據儲蓄會知情人說，前一次楊宇霆回法庫時，由瀋陽至法庫架設臨時電話專用線。楊到屋不久，電話鈴就響了，副官接過電話後，向楊報告：“雨帥請督辦講話”。原來是張作霖親自打來的，問是否已到法庫，並希望楊明天返回瀋陽。那次回來楊召集了地方政府官員和各界負責人，倡議法庫要抓緊辦三件事：一、籌建平治學校，地點在西街，建教學大樓；二、籌建電燈廠；三、擴大儲蓄會資金，使它成為地方性的銀行(有限財團)。另外成立“沈法汽車公司”。這些籌建資金和物資以及設計和工程技術人員，皆由法庫籍在瀋陽和在省內各地官員出資贊助；楊本人也投資一部分；還以楊的名義向省內名商大賈募集。計劃平治學校建設資金為銀幣四十萬元；電燈廠(股份有限公司)資金三十二萬元(發電機組是由安利英行賒購的)；地方儲蓄會是地方有限財團，通過省政府的正常手續批准的，股金銀幣五十萬元，居於省乙等儲蓄會。這些組織機構設有臨時籌備處和董事會。是年冬由瀋陽到法庫的大道上，僱用農民大車，運來大量原木、電杆、水泥，以及鍋爐、汽輪機、發電機、變壓器等。同時又做了開工前的一切準備工作。在平治學校建樓基地以北的空地上，建了四座大磚窯，窯的中間打深水井，以備生產青磚使用，一次可出窯十萬多磚。1925年春平治學校及電燈廠工程齊頭並進，晝夜施工。電燈廠的發電機和鍋爐的安裝以及內外線的架設全由當時奉天兵工廠的電廠派員支援建設的。法庫城內一時滿街埋電杆，架電線，一派興旺景象。全部工程僅用一年，速度驚人。

三 平治學校的創立(略)

四 興建法庫電燈廠

民國十六年(1927)春，法庫電燈廠建成，試車發電。該廠裝機容量為三百五十馬力，是一臺開放型交流發電機。蒸汽機是英國飛利浦公司製造的雙筒立式拉桿引擎機，帶冷凝器四百馬力一臺。鍋爐是拔柏葛水管式鏈條爐床，每小時出力四噸燃煤量。當夜間首次發電時，隆隆的電機運轉聲響，振奮了人們的心絃。大街小巷的路燈，閃鑠照耀有如白晝。各機關及大部分商店、家庭都安裝了電燈。法庫有史以來第一個光明之夜，群情振奮，奔走相告。法庫辦電計有三次。第一次某創辦人在大東門外建立廠房，但後因資金不足中途報廢了。第二次是方中嶽在天主堂西院，設立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真已發了電，但因鍋爐小，不適應機組的需要，後來又買了一部鍋爐，由鐵嶺運到夏家樓時，因資金不足無力再運，終使這個發電不久的電廠僅曇花—現就停辦了。這次成功的發電給法庫帶來不少好處，不僅照明用電，以後還有多數糧油加工廠用電機代替了笨重的畜力碾磨加工，又快又衛生，掀開了現代化人民生活的一頁。當時除了路燈三百多盞外，租、表燈不過三千多盞，糧油加工業設備容量僅為一百多馬力。電廠於是白天檢修，夜間發電，當年總髮電量為四十五萬度(千瓦小時)。法庫發電廠的組織機構是董事會制，董事會有權處理一切事宜，包括人事任免。另委廠長一人，處理全廠業務工作，每月向董事會提出一次“經營報告”。廠長下設工務、業務兩部，工務部下分電機組、鍋爐組、內外線組；業務部下分會計、材料保管、電費結算、收費和總務。各設專職組長，共有從業人員三十餘人(不包括董事會人員)。第一任董事長王智(鑑甫)，廠長楊寶衡。 1929年1月，“楊常事件”發生，對法庫電燈廠有所衝擊，但正常業務並未中斷。楊寶衡辭去廠長職務，由朱子新代理，朱任期不長，以後歷任有楊怕蕃、張連仲等。電燈廠生產用煤年計劃為二千噸，由鐵嶺日本人經營的煤場訂購。每年冬季利用遼河冰凍季節，僱用農民大車，一冬全部運完。

五 法庫地方儲蓄會

法庫地方儲蓄會的組織機構：有股東代表會，每年定期開會一次，研究解決一些重大事項及紅利分配等。經營管理方面，由會長全面負責。根據楊字霆的意圖，以其父楊永昌為名譽會長，由股東代表會公推當時法庫頗有名望的陳丹林和王佔元為正副會長。並由會長遴選王春浦、劉會文分別為正副經理，負責具體業務。地址在法庫鎮褲襠街路東原地方儲蓄會籌備處。民國十五年(1926)春開始營業，經營範圍主要是向鎮內工商業者投放貸款，投放期三、四個月不等，最多不超過一年。經理下設會計室，有主管會計一人，助理會計二人，文牘員一人、廚師一人、勤雜一人。

貸款利率不是法定，比東三省官銀號利率稍高，比一般銀錢號利率略低。投放對象由經紀人從中介紹。經紀人有兩個組織，共十餘人，各有負責人。他們都是過去的老商人，個個精通業務，瞭解市面供需情況，傳達金融信息。他們所得的報酬，是按投放貸款的多少，所得為利息總額的一定比例，每月終結算，一次付給。

儲蓄會募集的股金，是以“奉票”按市價核為銀幣的，所以每月的收支，都以“奉票”記賬。由於軍閥割據和不斷內戰：大量發行紙幣解決戰爭費用，“奉票”不斷貶值。加以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奉票”貶值更甚。到1930年春，儲蓄會五十萬元的銀幣資金，實值已不足兩萬元了。會長陳丹林年老體衰，申請辭職。股東代表會鑑於後繼無人，研究決定報請廢業。這個楊氏生前關注的金融事業，就此失敗了。

六 為楊宇霆父子治喪

一九三O年正月，地方儲蓄會的會長和經理受楊春元(楊宇霆長子)委託給先死的楊宇霆和在他後死的父親楊永昌同時安葬。實際一切由楊春元母親授意。這樁喪事規模轟動全省。楊家拿出銀幣二萬元，作為治喪經費，張學良又撥給五千元。開始籌備工作時，在地方儲蓄會臨時掛了牌子。成立治喪籌備處。楊宇霆長子楊春元是大夫人所生，當楊宇霆被處死之際，他正在德國留學。楊宇霆死後，張學良發函叫楊春元回國，他毫不猶豫的回來。張學良召見他，對他進行撫慰。楊春元沒做工作，在瀋陽大東區經營一個商店。治喪籌備處主辦人員，公推德高望重的陳丹林為首，由副會長王佔元負責一切籌備事宜。對於治喪的日期、僧道經、樂隊、扎紙活，靈棚等都作了周密安排。請陳丹林做“點主官”。另如招待筵席、廚師，接待工作無不做妥善準備。由瀋陽聘僱棚匠高手，以及搭棚器材，兩座高大豪貴的蘇州式靈棚，在楊家東西兩院高高搭起。東靈棚是楊父楊永昌，西靈棚是楊宇霆，每座棚內都是四臺經(僧道)，東西兩門，各設有四臺鼓樂，晝夜不停輪番吹奏，嗩吶聲悽婉悱惻，震人心絃。南園擺滿紙紮的人馬、車輛、財寶等。外地趕來赴喪敬祭的人來人往，熱鬧非凡。楊宇霆的靈棚掛滿省縣官員和各界名流贈送的輓聯和幛子，都是名貴綢緞呢絨所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張學良送的輓聯：

詎同西蜀偏安， 總為幼常揮痛淚；

悽絕東山零雨，終憐管叔談流言。

治喪招待筵席原料，乾鮮蔬菜全是派專人從天津購進的，有青椒、茄子、黃瓜、蒜臺、藕和冬筍，高檔菜有海叄、魚翅、燕窩，各種山珍海味應有盡有。燕窩僅僅是正日子給大賓及點主官一席之用。一般客人多是用海參席招待。出殯前兩天張學良特派來兩連騎兵，兩個汽車連作出靈時前導的儀仗隊。出靈時隊伍浩浩蕩蕩，有六十四人抬著一條龍棺槨的大槓，前面是楊永昌，後面是楊宇霆。隊伍最前面的是地方警察隊開路，其次是騎兵連、汽車連、紙紮人馬等，以後是吹鼓手、僧侶誦經。所過之處，經語呢喃，笙管齊鳴，鑼鼓鐃鈸，震耳欲聾。家屬後輩，素衣孝服，麻繩拖地，嗚咽低泣，哀傷不已。地方官員，各界代表及遠親近友，依次陪陣兩旁，垂首示哀。整個送行隊伍不下五千人。最後把楊永昌安葬在蛇山溝村楊宇霆的墓北，而原來楊宇霆生前給他父親準備的陵園墓穴，卻安放了他本人。楊家後代又在楊宇霆墓周，埋上石柱圈以鐵管欄杆，外地運來“翁仲”和石刻獅、馬、駱駝，樹立華表。正前面修建了水泥牌坊，前面有旱橋。牌坊兩側有兩副對聯，正聯為：

烈烈奇勳應共青山峙柳塞；

悠悠逝水長隨林木繞佳城。

副聯為：

山勢 （huan）岈雲龍蔚起；

水流蜿蜒草木華茲。

是閻寶海撰聯並書寫的。

墳前立有墓碑，刻“陸軍墓上將江蘇督辦楊公宇霆之墓”

十五年後(1943年癸未)，楊春元請閻寶海撰寫了碑銘，不知何故，沒有刻石，我曾見到石印的碑銘全文，文前印有楊氏戎服照片一幀。1986年省政協編印《張學良與楊常事件》一書中曾錄碑文，但銘文闕如。

由於楊死於非命，原因非三言五語可說清楚。法庫當時名士陳丹林對楊之死曾作無題五律一首：

壯士挽天河，中流起惡波。

長城檀道濟，返日魯陽戈。

有淚揮知已，無詞上輓歌。

歡迎曾幾月，輿櫬此回過。

頜聯以檀道濟、魯陽相比，足見推崇；而頸聯備極哀痛，“無詞上輓歌”卻是當時實際情況。

(1988年11月張萬忠自舒耀鈞《七十年見聞散記》中摘抄整理)

注 釋

①出張所：日本於日俄戰爭後在鐵嶺設立領事館，出張所是領事館在法庫的分支機構。日俄戰爭期間日軍第三軍司令官乃木希典曾駐軍法庫，留有罪惡足跡，日本人在法庫開設很多妓館及所謂洋行。

②奉票：張作霖時期遼寧稱奉天省，由於全國幣制不統一，奉天省自行發行的貨幣叫奉票。

③時治喪籌備處收到張學良贈的治喪經費是五千元。

“張學良致楊夫人函”提到的是一萬元。另五千元是楊府移作他用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就不詳細了。

(法庫縣政協供稿)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車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楊宇霆的處境更為複雜。12月29日東北易幟，楊堅決反對，他認為不應該服從蔣介石，因此與張學良釀成新的矛盾。對張學良他儼然以保護人的身份自居，經常以周公輔成王的典故自詡，規勸張學良戒毒，批評他不問政事。雖出好心，但年輕氣盛的張學良卻不買他的賬。日本人也趁機利用正友本黨和混跡東北的中國流氓處處誹謗楊宇霆，離間張楊關係。他們送給張學良一本《日本外傳》，將張學良比作日本戰國時期國家實際控制者豐臣繡吉，將楊比作篡位的大名德川。暗示張學良，楊宇霆是他身邊的隱患，要及早除掉。張學良中了奸計，但仍猶豫不決，六次擲銀元問卜後才下了殺楊的決心。　　 1929年1月10日晚，楊宇霆下班回家，聽說有帥府請他去打牌的電話，沒有吃飯便驅車前往。誰料一進帥府，就同黑龍江省長常蔭槐一起人車被扣，以吞扣軍餉，貽誤戎機，圖謀不軌等莫須有的罪名，被張學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務處長高紀毅、副官譚海等槍殺在帥府會客廳東大廳(老虎廳)。

楊宇霆是個煙酒不沾，沒有嗜好的正統軍人，一生自負好勝。年輕時，為練騎術，半夜偷著騎馬被戰馬咬傷。領兵後，對違例士兵不論親疏，嚴加處罰。輔佐張作霖時，則以皇帝與宰相自勉，視主不二。他有秘書，卻經常親自批閱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狹窄，對自己不睦的人從不寬容。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養著術士，遇事扶乩問卜。老虎廳事件前，他還曾扶乩，得乩語：“雜亂無章，揚長而去。”術士認為乩語不祥，要他多加小心。事有湊巧，不幾天他便死於非命。後來民間這樣傳稱：“炸爛吳(俊生)張(作霖)，楊(宇霆)常(蔭槐)而去。”

下面是楊宇霆的陵墓和他的照片：

楊宇霆與張學良：

楊宇霆像：

楊宇霆被張學良殺害原因之一與楊宇霆跟郭松齡長期的結怨有關。

1919年3月張學良進奉天講武堂飽兵科學習．他除了努力學習軍事知識而外，還在教官和學員中物色人材，廣交愛國志士。遂發現郭松齡具有強烈的愛國憂民思想，又有較高的軍事素養，是戰術教官中的佼佼者。加之與其政見相投，遂結成莫逆之交。翌年，張學良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被任奉天巡閱署上校衛隊旅長，經張學良推薦，郭松齡任該旅參謀長兼第二團團長。同年6月張學良任東北陸軍第三混成旅旅長，郭松齡則任第八混成旅旅長。三、八兩旅合署辦公，人稱“三、八” 旅，是李軍中調教有素作戰能力極強的精銳部隊．從此，張學良與郭松齡結下不解之緣．直到郭松齡揮師反奉。始終沒有分開。

郭松齡1925年寫給王鏡寰的親筆信。人言字如其人，郭治軍嚴謹，小楷字寫的也是緊近遵麗，方整清健，極具唐人法度。

提起郭松齡反奉，應該提到馮玉祥。在民國，馮玉祥是個複雜的人，但是因為他反對蔣介石，所以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儘管gcd人把馮描寫的正義高大。但是馮在民國時期的內戰中，確實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不斷的挑起內鬥。不斷的倒戈，張作霖曾經這樣評價馮玉祥——人中妖孽，世界兇徒。郭松齡和倒戈將軍馮玉祥搞在一起結果是不完美的，馮答應給郭作倒戈後援，結果真正打起來，馮躲得遠遠的，郭孤軍奮戰，落個折戟沉沙，身首異處。

郭松齡例戈反奉是諸多矛盾激化的結果。首先是奉系鬥爭的矛盾激化。當時奉軍內部分為三派，一派為士官派，即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派，以楊宇霆為首，主要成員有東三省訓練總監姜登選、兵工廠廠長韓麟春。另一派為行伍派。又稱綠林派，以張作霖、張作相、吳俊升、湯玉麟等土匪出身的督軍、師長為首。他們之間有的結成兒女親家，有的拜為把兄弟，是東北的實權派。第三派是以張學良、郭松齡為首的陸大派，由陸軍大學、保定軍官學校、教導隊畢業的青年軍官為骨幹。三派之間明爭暗鬥，互相抵制．最突出的是郭松齡與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之間的矛盾。他們之爭，由暗到明，逐步為人所皆知，因此，郭與楊等的矛盾日積月累，逐步加深已成無可挽救之勢。

而張學良晚年所謂的郭若在日本人不敢侵佔東三省，個人認為是草包的屁話，應該說郭松齡死並不傷東北軍元氣。而自張作霖大帥死以後，槍斃楊宇霆和常蔭槐以及通過部隊整編，把一些東北軍將領軍權剝奪或降級才是導致東北軍實力滑坡的原因。有楊宇霆，常蔭槐在，日本侵佔東三省是要三思的，楊常在東北軍中的地位以及影響力，郭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在用人方面張作霖要比草包將軍高出許多，這一點從郭反奉失敗後，張作霖一句自郭以下反奉軍官一概既往不咎，其度量絕對是大家風範。

常蔭槐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祖籍山東壽光，後遷至吉林梨樹西北劉家館子鄉落戶。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其長兄常蔭廷，字括襄，為清光緒甲午（1894）科舉人，1910年起至1932年，歷任黑龍江省青岡、木蘭等縣知事，綏蘭、龍江等道道尹，黑龍江交涉員，呼海、齊克兩鐵路總辦及黑龍江省政府參議等要職。當其兄任綏蘭道尹時，曾創編所屬各縣游擊隊兼清鄉會辦、游擊隊營管處會辦，與黑龍江督軍兼省長吳俊升結拜為義兄弟，因此，在黑省政界中成為一位有影響的人物。常蔭槐次兄在梨樹家鄉經營家業，三兄長年在哈爾濱開設錢莊、商號等。常家依仗其權勢，在黑龍江訥河縣境佔有大量肥沃土地，據常家管事人稱：“日初騎馬出發巡地查地號，直到日暮天黑尚未到達邊界。”其土地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於此可以想見。常家的產業還不止於前述，在瀋陽天后宮附近常蔭槐還建有私邸一處，宅第建築比較闊氣，時人稱“常公館”。

常蔭槐雖是奉系軍閥要員，但對舊官場饋贈往來酬酢的習氣不以為然，辦事認真，肯幹。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大敗，士氣低落，常蔭槐時任奉天全省軍警執法處長及全省清鄉督辦，因瀋陽城內駐軍較多，軍紀很差，打架鬥毆時有發生，破壞了城市的公共秩序，為此他整肅軍紀，維持社會治安，頗為努力。在京奉鐵路局長及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長任內，常蔭槐致力整頓鐵路交通運輸秩序，對不購車票乘坐火車的官兵、聚眾鬧事者、破壞交通秩序的散兵遊勇以及違犯路規的客、貨運輸單位等，敢於督令屬員，按章辦事，而且對違章者處罰較嚴，不留情面，不怕得罪上司及同僚。因此，使多年較為紊亂的鐵路交通面貌有所改觀。　　

常蔭槐主管鐵路交通時，奉東北地方當局指示，修築大通（大虎山——通遼）鐵路，儘管日本帝國主義多次抗議，反對修築這條所謂與南滿鐵路平行的線路，但常蔭槐不為其威脅所動，仍按計劃施工，直至建成。除此之外，他還很重視培養鐵路人才，成立交通教育監督處，在鐵路交通線路上的重要城鎮設立扶輪中、小學等。在任交通部次長、代總長期間，常蔭槐同時兼任交通部唐山大學（即唐山交通大學）校長，他利用歷年來京奉鐵路局拖欠唐山交大之辦學經費，創辦了唐山交通大學錦縣分校（這也是東北的第一所國立大學，錦縣分校1932年併入東北大學）

1928年，張作霖被炸身亡後不久，由於楊宇霆積極薦舉，常蔭槐出任黑龍江省長。　1928年東北易幟，楊宇霆、常蔭槐沆瀣一氣，始終反對張學良與南京政府合作。楊、常認為蔣介石靠不住，言而無信，易幟後會被蔣吃掉，況且蔣也不見得站住腳。迨至易幟成功，楊宇霆為表示反對，於12月29日慶祝東北易幟，全體東北保安委員會委員與南京代表人士合影留念時，竟當場攜皮包憤然離去，不參加合影。當日瀋陽城各機關、學校、工廠、團體、商號以及東北地方政府、要人的私邸等處，均懸掛著青天白日旗，但楊、常兩家公館卻不掛旗，以示反對。

事實證明楊常的判斷是是對的：蔣介石與張學良結拜為兄弟害得張學良成為歷史可恥的不抵抗將軍，雖然張學良最後以西安事變挽回些顏面，但是中國抗戰之所以為什麼這麼艱苦的重要原因就是整個東北幾乎沒抵抗就落入日寇之手。

讓日本獲得大量的戰備資源：煤、金屬、糧食、以及楊宇霆與張作霖苦心幾十年的工業建設全部落入日本人的手裡。

更可怕的是日本駐軍可以直下整個中原，從而實現了當年成吉思汗滅南宋的策略，以至於中國付出了歷史最為嚴重的犧牲。

順便提一下：蔣介石與馮玉祥結為拜把子，最後害得馮玉祥卸甲歸田。西北軍落入蔣的手裡。

蔣介石與閻錫山結為拜把子——害得閻錫山最後只有把山西的鐵路變窄。

蔣介石與李宗仁結為拜把子——到最後關頭，蔣桂還是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