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中稱讚漢武帝：“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清人趙翼在書中說：“武帝駕遠馭„„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西漢是強盛的一代，而漢武帝在位五十餘年更使它登上了鼎盛高峰。漢武帝劉徹（前157年—前87年），幼名劉彘，是漢朝的第五代皇帝。漢武帝是漢景帝劉啟的第十個兒子、漢文帝劉恆的孫子、漢高祖劉邦的曾孫，其母是皇后王娡。7歲時被冊立為太子，16歲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建立了漢朝最輝煌的功業之一。《諡法》說“威武強睿德曰武”，就是說威嚴，堅強，明智，仁德叫武。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漢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皇帝。他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均有建樹，功不可沒，充分展示了他勇於開拓、奮發進取的雄才大略，因此受到了歷代史學家對他的充分認可和讚歎。在國家治理方面他順應時代的需要，進一步發展完善政治制度，調整經濟政策確立主流統治思想，促使封建制度基本成熟和定型。
一、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轄，消除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對立
漢初高祖比較周與秦的制度，認為秦亡是因用郡縣之治。文帝時經過“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軟弱措施沒有收到明顯的效果。景帝時，王國問題更為嚴重，御史大夫晁錯針對當時的政治危機，提出了嚴厲的“消藩”主張，認為諸王“消之亦反，不消亦反。消之，其反亟，禍小。不消，反遲，禍大”，最後引發吳、楚七國之亂。七國之亂的爆發和最終的平叛，是西漢王國割據勢力惡性發展的結果。雖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國的行政權力，規定諸侯王不再治民，消減了王國官吏，但王國在地方的勢力依舊很大，他們的存在是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如何進一步削藩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是漢武帝在政時期所面臨的迫切的政治問題。鑑於前朝的教訓，為進一步削減地方王國的勢力，強化皇權、鞏固國家統一，漢武帝採取了一系列強幹弱枝的積極措施。
（一）針對地方諸侯的權力劃分政策
針對地方王國諸侯，漢武帝繼續推行漢景帝時實行的將王國任用官吏的權力收歸中央的政策，並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詔“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通過“推恩令”，王國問題得到進一步解決。漢武帝以諸侯王和列侯的“酎金”成色不足而削奪了一大批爵位，又於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頒佈“左官律”、“附益法”，更進一步限制了諸侯王在地方上的政治活動。此以後，“諸侯惟得衣租食稅，不與政事”。漢武帝通過對諸侯王的一系列削權措施，進一步打擊了王國的勢力，有利於西漢的政局穩定，為西漢的鼎盛繁榮奠定了穩固的政治基礎。
（二）對國家廣闊的疆域的治理政策
為加強中央對全國範圍的控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漢武帝把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域，命名十三州部，每州部設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視所部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武帝置司隸校尉。司隸校尉率官徒“捕巫蠱，督大奸猾”。十三部刺史和司隸校尉的設置，加強了朝廷對地方的控制。這對國家的政局穩固，防止地方分裂勢力的發展，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
（三）對地方的豪強勢力的治理
漢武帝也對地方的豪強勢力進行了有力的打擊，其措施包括遷徙地方郡國豪富和打擊地方豪俠。由於地方富豪大賈“交通王侯，力過吏勢”，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給”。他們長期盤踞地方，欺壓百姓，兼併土地，干擾了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漢武帝先後幾次遷徙郡國富豪，削弱他們在地方的勢力。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徙郡國富豪至茂陵，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國豪桀及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雲陵”。通過遷徙措施，有效地打擊了地方勢力的膨脹，加強了中央集權。
二、完善官吏選拔制度
三、改革經濟管理
加強中央統一調配，增強中央政府的經濟實力，鞏固政治的統一。鹽鐵官營。漢初鹽鐵為私人經營，國家僅設官收稅而已。這樣經濟大權旁落地方，致使大鹽鐵商“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而此時的漢武帝聽從了孔僅、東郭咸陽的建議，決定把冶鐵、煮鹽、釀酒等私營權收歸中央。漢武帝當時施行的鹽鐵官營有多方面的好處，一方面，鹽鐵官營專賣作為國家的經濟政策，它能夠大幅度地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保證了漢武帝時期龐大的軍費之需，解決了當時迫在眉睫的財政危機；同時，鹽鐵官營專賣又防止了豪強富商壟斷鹽鐵生產，操縱市場，抑制了豪強兼併勢力的擴張，是緩和社會矛盾、鞏固封建統治的重要保證。另外，鹽鐵官營專賣可以防止貴族諸侯藉此擴大經濟力量和中央對抗。
（一）均輸平準
均輸是由大司農派出屬官去各地郡國，對上繳朝廷的貨物沿途出賣，買回朝廷所需貨物；平準是在朝廷設平準官統一管理由各地運往朝廷的貨物，據市場行情賣出或買進，求得物價平穩。這樣由朝廷直接對物價與貨物進行統一調控，使商人無從投機取巧，這樣“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實行均輸平準政策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二）算緡與告緡
這些經濟措施則是針對商人的、高利貸的強硬經濟手段，主要是加重對他們的財產稅徵收。並對陳報不實者，鼓勵告發，使“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抵）破”。這些經濟措施雖然對當時的工商業的發展有很大的摧殘作用，尤其是對當時商品經濟的打擊更為嚴重。但它在一定時期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緩解了西漢朝廷嚴重的財政危機。
（三）幣制改革
漢武帝在經濟領域變革中，還有一項重大的經濟改革就是對貨幣的改革，實現了幣制的統一。漢武帝把鑄幣權收歸中央，統一鑄造五銖錢，嚴禁地方和私人鑄錢。次年，由上林三官專鑄五銖錢。五銖錢的重量、成色都有保證，使幣制得到長時期的穩定。幣制的統一對國家的貨幣流通，穩定商品經濟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四、確立主流統治思想，統一意識形態
面對維護政治的統一，究竟採用何種思想，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無一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治可一而法制可明，民知所從矣。”而儒學所倡導的“仁”、“義”、“禮”則重視下對上的服從、忠誠、尊重，有利於說教人們服從國家的意志，把人們的意志統一於封建國家意志之中，牢固的控制人們。縱然它不可避免的發展為束縛人們的思想，禁錮人們頭腦的弊端，但儒學居於獨尊的地位，成為漢代以及後來兩千年封建社會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併為鞏固國家統一，傳播封建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中華民族雖幾經戰亂，但發展至今依然是一個統一大國，這與人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意識有著很大關係，而這一“大一統”觀念則始於漢武帝時代。
五、大力開拓疆界，鞏固對邊疆地區的統治
（一）對匈奴的征戰
至武帝時期，為顯示漢王朝的強大和威嚴，為了邊疆地區人民的安居樂業，漢武帝對匈奴進行了大規模的征伐，其間大大小小戰役十餘次。其中前127、前121、前119年三次大規模的對匈奴的征伐，卓有成效。前127年，漢武帝派衛青、李息率兵出雲中，收復河南地區，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威脅；前121年，漢武帝派霍去病出隴西，越過焉支山西進，入匈奴境千餘里，大獲全勝，繳獲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漢武帝置河西四郡，此後，“金城、河西並南山（祁連山）至鹽澤（羅布泊），空無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強了內地與西域各國的文化、經濟交流。其後，匈奴又不斷南擾為徹底擊潰匈奴，前119年漢武帝派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10萬大軍，分別從定襄、代郡深入匈奴境內，大敗匈奴，基本上消滅了匈奴的軍事主力。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至此，不但隴西、北地、河西一帶蕩清了匈奴之寇，而且這幾次戰役的勝利進一步切斷了匈奴與西羌的聯繫，打開了西漢通往西域的道路。西漢對匈奴的戰爭，也使漢初以來北方農業地區所受到的威脅基本解除，內地和邊郡的交往大大加強，邊郡地區的經濟、文化也隨之發展起來。
（二）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經營和開發，強化對邊疆地區的控制
在當地設立中央直屬的行政機構，曾派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地區，在那“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漢滅南越後，將其故地分設為九郡，元封二年（前119年）發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為益州郡。此後西南大部分地區都在漢的直接管轄之下。漢武帝加強對我國西南夷、南越、閩越的經略，奮力拓展中國在東南、西南、東北的疆域，鞏固、強化了漢政權在邊疆的軍事防務，同時，也推進了東南、西南、東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漢武帝時期是漢代邊疆地區和內地聯繫大發展時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規模在這一時期得到進一步的擴大和發展。
（三）同其他外民族的交流
漢帝國到武帝時，國力強盛，如日中天，其文明程度居世界前列。因此，武帝時採取比較開放的外交政策，積極的發展與其他民族的交往。他派張騫於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兩次出使西域，後來又數次派出使者。他們到達了中亞和西亞諸古國，如：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等。自張騫通西域後，中西交通日見發達，除交往活動外，商業貿易也日益頻繁。張騫出使西域以及絲綢之路的開闢，加強了西漢與中亞各國的密切往來。為了適應中西交通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西漢政府在西邊設立亭障，以便各國使節和商人往來。據《史紀·大宛列傳》記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互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對西域的溝通交流，開啟了西域各國與漢朝頻繁交往的時代。張騫兩次奉命出使西域，最終鑿通西域。西域各國紛紛派人到長安，中西交流日盛，從此以後，漢的先進的鑄鐵、鑿井、絲織品以及農業先進生產技術西傳中亞諸國，西域的各種物產和文化也沿著絲綢之路輸入中國，豐富和充實了華夏文明。此外，漢朝還與朝鮮、越南、印度、緬甸、日本等東亞南亞國家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提高了漢朝當時的社會地位。
綜上所述，漢武帝是我國封建社會開創初期的一位傑出的封建帝王，他不僅是一個孤立的個人，也是一個時代的代表，體現了封建社會從建立到鞏固、統一、發展的歷程。他是那個光輝燦爛時代的總代表，其雄才大略、深謀遠慮，使其領導漢帝國的人民和官吏創造了偉大的歷史功績。他雄心勃勃，既建設、鞏固內政，又開拓疆土，奠定了祖國疆域基礎。同時，他打通了中原與周邊廣大地區的聯繫，傳播了先進的中華文明，促進中西文明的共同發展，對世界文明的進步也起了推動作用。雖然他難免有帝王“好大喜功”、“居功自傲”、“奢侈享受”的弊病，但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整個社會發展的進程來看，他足以被視為有功於歷史的傑出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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